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学者R.施瓦泽（Ralf Schwarzer）在社会认知理论（如：健康信念模型、保护动机理论、合理行动/计划行为理论），特别是在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型的基本框架，经逐步完善发展，形成了包含阶段模型和连续模型特点的混合模型。
施瓦泽认为，健康行为改变是一个行为产生、维持且中断后可恢复的连续过程，至少可以区分为引发行为意向的动机阶段和引发实际健康行为的意志阶段。两个阶段或许存在不同的预测因素。具体而言，在动机阶段，行为意向取决于风险感知、结果期待和自我效能感；在意志阶段，行为的产生和维持则取决于发动行为的计划、执行这些计划的能力感知，以及感知到的和现实的障碍（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障碍）。
动机阶段和意志阶段的划分，有助于HAPA模型更好地预测行为，并反映行为变化的潜在机制。在锻炼行为促进的干预中，这种划分有助于区分处于动机阶段和意志阶段的个体，然后根据其所处行为改变的不同阶段施加相应的干预措施，促进行为改变进程。
HAPA模型假定，阶段匹配的（stage-match）的干预是最有效的。如：处于动机阶段的群体为无意向者，借助风险感知和结果期待，促进其行为意向的形成。意志阶段的群体可进一步细分为意向者（计划行动）和行动者（已经行动）。意向者群体可以从行动计划和应对计划中受益，促进其行为意向向行为的转化。行动者亦可从恢复自我效能中获益，确保锻炼行为中断后，能够重新开始。
施瓦泽认为，自我效能具有阶段特异性，在健康行为改变的各个阶段具有普遍预测作用，并借鉴前人做法，将其细分为行动自我效能（也称任务自我效能）、维持自我效能（也称应对自我效能）和恢复自我效能。其含义各不相同，如：某锻炼参与者可能对其身体活动能力有信心（高行动自我效能感），但可能对其从挫折中走出来继续参与身体锻炼的信心不足（低恢复自我效能感）。健康行为改变的每个阶段面临不同的任务，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相应的自我效能信念加以配合。行为意向的形成需要行动自我效能，高行动自我效能者，更有可能启动新的行为；克服行动中的困难需要维持自我效能，高维持自我效能者会以更好的策略、更多的努力和更持久的毅力应对挑战，并坚持更长时间；遭遇挫折重启健康行为需要恢复自我效能，高恢复自我效能者更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挫折或失败的影响，并更有可能采取有效行动重新回到正轨。三种自我效能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行使其功能，有可能在同一时间点共存。
施瓦泽提出，只有当人们制订详尽的计划，并为预期的挑战准备好应对策略时，意向才能更好地转化为行为。为此，行动计划和应对计划被界定为行为的近端决定因素以及意向转化为行为的中介变量。行动计划是一种任务促进策略，通常包含许多情境线索和细节（如：何时、何地、如何执行预期行为），而这些线索和细节比单纯的行为意向更容易引发行动。应对计划是一种分心抑制策略，通过事先制订用以应对挑战（如：天气恶劣、身体不适、交通堵塞等）的方法和策略，以降低意向转化为行为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现有研究证据支持了二者在意向和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互补效应。
施瓦泽指出，除自我效能和计划之外，行动控制是另一个可纳入HAPA模型、影响行为改变的构念。行动控制不同于计划。计划是一种实现准备的应对策略，而行动控制是行动过程中的自我调节策略，旨在对照预期的行为标准，通过持续监控和评估来促进目标行为的维持。通常包括3个要素：自我监控（如：我总是监控自己何时、何地，锻炼了多长时间）、标准意识（如：我很清楚自己的锻炼计划）和自我调节努力（如：我尽力完成自己的锻炼计划）。
基于HAPA的干预可以是阶段匹配的，即根据参与者所处行为变化阶段提供不同的干预方案。对复杂且相对比较困难的健康行为（如：规律身体锻炼）而言，动机阶段的风险感知作为一个远端前因变量，其本身并不足以促使个体形成行为意向。相对而言，对特定行为利弊的权衡、对自己执行特定行为能力的感知对行为意向的形成更为重要。行为意向一旦形成，就要考虑如何转化为现实行动，并维持下去。这个阶段，自我调节信念、技能和策略（如：自我效能、计划、行动控制等）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于HAPA的干预研究，常用的研究设计是双组随机试验（two-arm randomized trial），动机性干预（motivational treatment / educational treatment）聚焦于行动自我效能、结果期待和风险感知；自我调节干预（self-regulatory treatment / volitional treatment）聚焦于应对自我效能、计划和行动控制。如未进行阶段匹配，则自我调节干预对目标行为的干预效果较好。因这些构念可作为目标行为的近端预测变量，并提供启动和维持目标行为所需的技能（如计划、自我监控）。
HAPA模型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架构的理论框架，为其未来的发展和实践应用预留了较大的探索空间。如：可通过纳入其他变量进一步解释健康行为的维持、中断和恢复过程，但需警惕概念重叠造成的模型冗余。未来基于HAPA模型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既要确认更多的意志因素组合，改善其对特定群体、特定健康行为的方差解释率，同时也要兼顾模型的简约性。此外，目前HAPA模型所提供的健康行为影响因素中尚未涉及非理性因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