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杰尔姆·格罗普曼（Jerome Groopman）
翻译 吴兰
本文作者 杰尔姆·格罗普曼是哈佛医学院迪娜和拉斐尔·瑞卡纳蒂医学主席、贝斯·伊斯雷尔·迪克内斯医学中心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是癌症及艾滋病的机制。他同时是《纽约客》签约作家。
每周我会浏览大约15份期刊，其中有基础科学期刊，也是临床和病例研究。我的专业是血液疾病和肿瘤，所以我特别关注这一领域的论文。同时，我也十分关心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其他领域的进展，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可能颠覆医学研究的传统思维与实践方式，一些可能与我本人的经历，或者与我亲人正在经受的病痛有关。这里我必须承认，我采用了以上标准，挑选2015年的最重要的医学进展。
1. 普及心肺复苏术
几个月前的一天，刚在健身房里游完泳的我正打算从器械区穿出去，一个骑在健身单车的中年男人突然一头栽倒地上。我赶忙跑过去，发现他既没有脉搏也没有呼吸了。我立即开始为他施行心肺复苏术。幸运的是，健身房备有除颤器，教练也及时将除颤器送了来。三次电击之后，我们一直坚持为他做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赶来将他送进医院。我后来了解到，他的冠状动脉左主干发生阻塞，引起大面积心肌梗塞。这种心脏病会损伤大量心肌，特别凶险，病人很容易因此死亡，但这位病人活了下来。出院后，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脏康复护理，这几天，我又在健身房见到了他。
2015年，瑞典的一篇研究凸显了在医院之外的其他地方应用心肺复苏术的重要性。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发表的这一研究，在急救人员赶来之前，如果围观群众对患者进行救护干预，患者的30天生存率为10.5%，相比之下，没有接受干预的患者的30天生存率仅为4%。2015年6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追踪系统，这个系统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大众普及心肺复苏术 。不过，当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另一篇编辑评论文章指出，在面对需要急救的患者时，我们不能只撞运气（比如指望现场刚好有一个医生）。急救人员可以在赶到现场前致电现场人员，告诉他们病人需要心肺复苏术。另外，一些医疗手机应用也许这时可以派上用场，救人一命。
2. 紧急避HIV药
1978年，我离开波士顿来到洛杉矶，开始接受医生进修培训。那时的我并没有料到，几年之后，我们就会遭遇一种全新的疾病。这种后来被冠名“艾滋病”的神秘疾病起初十分罕见，研究者很快就鉴定出了这种病的始作俑者：HIV。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研究者已经开发出十余种抗病毒药物，他们发现，混合使用多种抗病毒药的“鸡尾酒疗法”会显著降低HIV感染者的死亡率。然而，我们仍然没有解决最大的问题——阻止疾病的传播。目前，HIV 仍在通过未经防护的性行为不断传播。
2015年，让-米歇尔·莫利纳（Jean-Michel Molina） 在巴黎领导了一项大胆的临床试验，研究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之前/后使用抗病毒药物对阻断HIV传播有何效果。严格来说，他们研究的并不是一种紧急补救药，但与之非常接近。试验涉及大约400人，9个月后，包含200人的安慰剂组新增了14名HIV感染者，而另一半人，即接受抗病毒药物的试验组只新增了两名感染者。研究者在真实的世界里试验了临床干预，为遏制HIV传播的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参考。
3. 病毒来袭
2015年5月，一种鲜为人知的病毒现身巴西，哥伦比亚与苏里南境内随后也出现了这种病毒。1947年 ，人们第一次从乌干达兹卡森林中的猕猴体内发现了这种名叫兹卡（Zika）的病毒，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只有不到15人感染兹卡，且他们都位于非洲或者东南亚。2007年，兹卡在密克罗尼西亚爆发，全境四分之三的人口体内都检出了病毒的抗体。蚊子是兹卡病毒的寄生载体，国际卫生官员因此预估，病毒很快会传到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然后抵达美国海岸。兹卡病毒属黄病毒科（Flaviviridae），这类病毒可引发骨痛热和黄热病。感染兹卡的患者往往需要住院治疗，一些人还因此患上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患者的免疫系统会攻击神经系统。杀虫剂很难控制携带兹卡病毒的蚊子，但科学家可以使用基因组编辑工具CRISPR培育不育的雄蚊。人们过去就曾使用类似的方法，成功遏制了由昆虫传播的疾病。
4 .基因研究造福高血压患者
21世纪之初，当人们刚刚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之时，一些科学家曾预言我们对许多疾病的战争胜利在望，然而事实是，我们往往无法准确预测科学新知的用途。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必然会推动一些医学的进步，但究竟哪些疾病可以用基因研究来攻克？2004年，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发现，低密度胆固醇（LDL，即“坏”胆固醇）水平低的家族，其体内的PCSK9基因是一种特定的变体，这类人患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风险会大大降低。过去，科学家曾集中精力研究能够消除有害突变的影响的药物；然而2015年，美国国家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了一种药物，它能发挥类似PCSK9的这种“好”变体的功能，造福慢性高血压患者。
5. 阻击癌症
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CLL）是一种常见的血液系统癌症，患者年纪一般偏大，年轻患者占少数。患者早期没有什么症状，随后病情会突然恶化，患者会变得非常衰弱，癌细胞会大举入侵肝脏、脾脏和骨髓，妨害机体制造的血细胞的正常过程。治疗CLL的经典方法是化疗， 苯丁酸氮芥是最常见的化疗药。这种药疗效一般，患者对药物的应答大概能保持一年左右。
过去十年中，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细胞之间的通讯方法，即细胞如何通过一系列分子接受外部的信号，又如何将信号转移至其内部。瞄准这些分子，研发相应的疗法，可以增加疗法的特异性，降低其毒性。2015年12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队癌症学家的研究，他们采用以上策略，成功研究出了一种应对CLL的药物。这种药物名叫ibrutinib，它可以干扰细胞间的信号分子BTK，显著缓解CLL患者的病情。此外，病人在临床试验结束之后仍能对药物保持应答，极少出现病情反复。
丰富而活跃的通讯系统，是许多癌症共有的恼人特征，我们干预其中一条通讯通路，并不能阻碍其他通络中信息的流通，癌细胞仍能接收到生长和分裂的信号。然而，ibrutinib这种药物可以切断一整个通讯网络，因此疗效斐然。
6. 重复性危机
我一直对“开放科学联盟”（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引发的争议颇有兴趣。这是一个由研究者组成的松散组织，旨在尝试复制各个领域已经发表的科学研究。我自己也有一个实验室，所以我知道这有多么微妙：实验流程上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偏差——不论是养细胞、定量蛋白，还是鉴定DNA，都会导致实验复制的失败。我的实验室是做基础研究的，和人体比起来，这里的环境还要稍稍可控一点，因此，临床研究——特别是心理和行为研究的结果往往更难复制，这其实不足为奇。2015年8月，开放科学联盟报道说，他们试图复制认知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其中约三分之二都无法重现。我们不能就此断定这些文章的作者“偷懒”或者“不诚实”，但这确实说明，我们应该审慎得对待发表的研究结果，何况现在的大众媒体将心理学看做揭示我们天性之本质的科学，特别喜欢扩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
7. 安慰剂的神力
出于个人和职业的原因，我对安慰剂效应非常着迷。我曾经接受过一次失败的背部手术，腰痛了好多年；而我也因此得以了解，病人与专业康复师之间的交流可以如何减轻病人的痛苦——在物理治疗介入之前，这种治疗就已经显现了作用。特德·卡普恰克（Ted Kaptchuk）是研究安慰剂效应的先驱人物。这是一个焦点领域，从人类学到基因组学在内的许多不同研究都会涉及安慰剂效应。2015年，卡普恰克和同事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特定的遗传特征，可能会决定安慰剂会对哪些人有效，相关基因能够掌管决定我们的情绪及目的性行为的分子。卡普恰克还发表了研究安慰剂效应伦理学的文章（在使用安慰剂的临床研究中，医师会给病人长期开出没有任何疗效的处方）。他和合作者认为，安慰剂效应不仅始于我们吞咽药片的那个动作，也源自病人和医师之间的互动交流——我的亲身经历佐证了这一点。读到这篇文章时，我不禁想起了2003年《洋葱报》（The Onion）的一则头条标题：《FDA批准销售处方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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