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31期 书法
肖形印是古代印玺中的一种，顾名思义，与文字印章相对而言，印面上刻画图案而没有文字，二者同时源起于青铜时代，以其独特的美感成为我国印学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源起于先秦
铜器制作的花纹模子
先秦时期留存的肖形印个数有限，材质大多为铜，目前被认为最早的一枚肖形印是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西周涡纹印，它的图形与许多青铜器上的涡纹十分类似，乃是当时的“流行图案”，因此有些学人便认为肖形印源起于铜器制作，是取自鼎彝的单个花纹的模子。如黄宾虹所言：“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
【西周】青铜 鼻钮 团龙文玺
谈及先秦时期的艺术，按照传统大多要用到“神秘”“雄浑”之类的字眼，再进一步总结，便要提到“流畅”以及“浪漫”等。词汇横亘在书本上仿佛过于抽象，一旦落实到艺术品本身，便极为传神地与这些形容词契合在一起。肖形印上的图案也极为生动地反映了时代审美，当时的主题常为鸟、鱼、虎等动物，也许只是简单的自然模拟，亦有可能是作为家族图腾与徽记所展现。观看这些古老的印章，有时甚至产生这样的错觉：或许在两千多年前真的出现过一个人神共居的时代，不然那些神兽的姿态何以如此朴实自然，生机勃勃。
繁盛于两汉
图腾与印信
时至两汉，肖形印的数量达到了巅峰，现今大多藏品均为汉印，汉代肖形印形制极为优美，图像丰富多样，题材繁多并充满了趣味性，除了神兽、动物及几何纹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贴合生活的图案，这在同时代的画像砖、画像石上也有所体现。牛耕、战骑、乐舞、蹴鞠都纳入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印章表现男女交合之态。
如果对古代艺术史稍有了解的话便会发现，如今我们悉心研究的先秦两汉艺术品，绝大多数都是“实用之物”，如鼎彝之作为烹饪用具及礼器，帛画与偶人用以丧葬，画像砖、画像石为普遍的建筑材料。那些与先民们生息相关的物品，伴随着国人的艺术萌芽与成型，历经烟火人间，呈现在今人面前时仍极为迷人，肖形印也必然是其中的一种。
【汉】神人操蛇印
如此之多的印章，其用处究竟为何？按图索骥，后世之人认为那些神兽代表着图腾崇拜，而“御龙”印表现古人对升仙长生的热衷，其次还有“伏虎”印的趋吉避凶、“交合印”的生殖崇拜等等，这些文化上的涵义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肖形印存在的意义。
【汉】四灵私印
谈到印玺，许多今人的心目中大概会浮现出古装剧的一系列图景，仿佛它们已经成为文人清玩、案头消磨之物，实际上它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并不逊于古代，但凡办理公事，总缺不了的大红公章，实则与古时的作用相同——作为“信”与身份的象征。大多数肖象印都铸有钮、环，以供穿绳携带，观赏、佩戴与把玩只不过是印玺实用功能之外的辅助功用而已。
【汉】御龙印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有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这大概是文字对印玺一物的最初记载，恰是印玺功用的解答。“玺书”即是用封泥密封之后的简牍，用竹简书写之后，两枚相扣，用绳索捆缚，在绳结上涂柔软的泥块，再以印玺压上图案，抑印后不可解开，只有收信人方可阅读。
【汉】长袖舞印
故而，“印”实则是用以确保信件私密性的物品，“印信”二字密不可分。追根溯源，肖形印曾经应具有与文字印相同的历史地位，并非今人所认为的文字印之余用以点缀之物。仔细观看秦汉肖形印就会发现，绝大部分印章都不是后世“线条雕刻”的形式，而是充满生机的雕塑作品，如果用平面拓印的方法，根本无法获得它的真实形态，唯有将其捺于泥上，观察玲珑浮屠之态，才可窥得全貌。
张宏捕鱼纹印
沉寂于隋唐
随着两汉终结，统一的王朝覆灭带来旷日持久的战争，急剧变化的社会格局带来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生产力的变革也为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变化同样体现在文化、审美与艺术方面。
造纸术的普及令钤印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完全变革了印章的形制，曾经立体的印章图案扁平化以适应纸的存在，也令章面得以变得更大，印玺不再适合携带赏玩。同时，佛教的传入也令“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卜筮巫蛊之风渐歇，文人转而追求更为精致的意趣，新的艺术形式诞生了，书画作为脱离“生产”的艺术个体存在。
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文字印章成为国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工具，它们超脱了“信”的标识功用，开始担任审美功能，成为书画作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刻录文字的肖形印却仿佛在这一段历史中隐身了，鲜少出现钤有肖形印章的文物材料，遑论印章实物了。
复苏于宋元
外族统治与印、作结合
到宋元之后，又重新出现了“花押”印，与先秦两汉之际的肖形印形制类似，却又发生了变化。这类印章因为兴盛于元，也被称为“元押”，大概与统治者不识汉字者众有关。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言“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因而元代的肖形印又重新担当起了印信之责，既可用于政府机关的公文往复，也流行于民间的书信交流，功能大概相当于如今人们的“签名”。从现有文物来看，明代嘉兴年间有地契上盖有“肖形”印章，作为典主和中人的印信；又有笔记记载，明代苏州画家杜大绶作书简，封皮必盖“双凤”花押，自谓“信上加信”，可见是作为一种“防伪”标识，与文字印章的功用相同。
宋元古印
宋代积累的汉人市井文明与蒙古等族文化交相碰撞，让元代肖形印的品类比秦汉时更加丰富，清代金石学家桂未谷评论“元人尤多变态，其式有用古钟鼎、琴样、花叶之类”，当时的流行口味也同如今一样崇尚新奇，印章形状方圆不一，还有花形、葫芦形、鱼形等新型印章出现，文字与图案相结合的形式也流行起来。
宋元古印
发展于明清
文人鉴藏和闲章创作
此时的肖形印已经逐渐走入了书画作品之中，如明末收藏家耿昭忠则刻了一枚装饰龙虎的“丹诚”印，在他的私藏宋人《花木珍禽图》、《暗香疏影图》、倪瓒《溪山图》、文徵明《江南春图》上，都钤盖了这枚印章。此外还有一枚形状不规整，图案难以解释的肖形印，出现在元代吴镇《野竹图》、上海博物馆藏高闲《草书千字文》、故宫藏倪瓒《梧竹秀石图》三幅作品中，虽难以解读，但它提供了一定的时间线索，成为断定作品年代的重要依据。
【清】陈介祺闲章
不过，明代文人对于肖形印并无重视，而是将它称作“雕虫小技”，鄙称之为“虫鸟印非正传”，难登大雅之堂。也许因为异族统治，又多行暴政，肖形印头顶“元押”的标签，自然难得汉人青睐，如明印学家朱简在《印章要论》中说：“‘冯虎’‘王象’之类以形作字，恶甚。按古人多用象形，鸟、兽、龙、虎、人物之类作印，正如今之花押，原无道理，不过防奸伪设耳。”
【明】耿昭忠 丹诚
正因如此，虽然当时不少书画家都有无文字的肖形印作为闲章，如王原祁、邓石如、沈凤等，皆有押肖形印的作品传世，但明清的印学研究书籍鲜少收录肖形印。直到清代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中单独开辟肖形印一章，才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至近代黄宾虹发论“其实古代常用于封泥，后世因趋便易，用为封蜡，初不限于图画与文字之别，而图画象形之印，当以肖形印定名为确”，才算为肖形印正名，使其正式走入研究者的视野。
【清】吴右申像 赵穆刻
几乎与此同时，肖像印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佛像印方兴未艾，清末时赵之谦、吴昌硕等人曾将佛像刻于边款，但真正将佛像作为印章内容的第一人，大概要数弘一法师。其后四十余年，来楚生则取汉画像与敦煌佛像之意入印，造就了简洁生动、苍茫斑驳的艺术风格，成为佛像印的一位大家。直至现代，越来越多的印人开始发觉佛像印的禅机与况味，才令其逐渐受到金石书法界的关注。
肖形印有其大美，三千年源远流长，创造了繁华也经历了衰退，它植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或凝练、或丰满、或凝重、或温厚，在方寸之间穷尽线与面之美，可谓极古拙又极现代，充满惊喜，实令人赞叹。■
来楚生 肖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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