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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这六世各自主要功绩如何?

秦始皇之前秦国的六代君主分别是秦孝公嬴渠梁、秦惠文王嬴驷、秦武王嬴荡、秦昭襄王嬴稷、秦孝文王嬴柱、秦庄襄王嬴楚

秦孝公嬴渠梁使秦国走上崛起之路:他重用商鞅并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变法——在秦国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建立县制,为秦国的强大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多次对魏用兵,收复了被魏夺占的河西地区。

秦惠文王嬴驷继位之初车裂商鞅既报复了当年自己当太子时被商鞅责罚的羞辱,又借以安抚朝中的保守派旧贵族。但在秦国朝政稳定之后秦惠文王嬴驷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商鞅之法并开始起用公孙衍、张仪、司马错等人以连横之策分化瓦解东方六国。公元前330年秦国完全收复了被魏国夺占的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嬴驷称王,使秦国在名号上得以和楚、魏、齐平起平坐;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嬴驷用张仪之计打败了韩、赵、燕、楚、魏五国合纵联盟,后又拆散齐、楚联盟并出兵占领楚国的汉中;此后秦国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从义渠和巴蜀获得的土地为秦国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富饶的粮食产地。

秦武王嬴荡重武好战:在位期间平蜀乱、设丞相、拔宜阳、置三川、更修田律、修改封疆、疏通河道、筑堤修桥。在外交方面连横卫、齐,又联络越国以制衡楚国,结盟魏国以伐韩。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嬴荡起兵向周王室示威并在周王室的都城洛阳和大力士比赛举鼎,结果不幸被鼎所砸,后气绝身亡,年仅23岁,没有子嗣。

秦昭襄王嬴稷继位之初由其母宣太后摄政掌权,其舅父魏冉担任丞相。后来随着秦昭襄王的日益成长,逐渐收回了太后和魏冉的权力。亲政后的昭襄王任用范雎,正式确立远交近攻的国策;彻底灭亡义渠国;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中斩杀24万魏韩联军;公元前278年贡献楚国郢都;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秦国击败了统一天下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劲敌赵国;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国,标志着秦以天下霸主取代周天子的权威进而一统天下的大势已不可逆转。

秦孝文王嬴柱由于父王嬴稷在位时期实在太长,等到他继位仅仅三天就告驾崩。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很少,唯一还可称道的成就是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秦孝文王大赦罪人,善待先王功臣,厚赐宗室亲戚,开放苑囿游乐。

秦庄襄王嬴楚又名嬴子楚、嬴异人。他登基元年宣布大赦天下,施德布惠于人民。同年秦庄襄王命蒙骜伐韩,韩国被迫割让成皋、巩等地。秦国的地界延伸至大梁,初置三川郡。还是在这一年东周文公与诸侯密谋攻打秦国,秦庄襄王获悉后命吕不韦率军攻灭东周国,迁东周公于阳人聚(今河南省临汝县西),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至此周王朝最后残余的势力被铲除。接着秦军继续蚕食三晋,又攻占大片土地。秦庄襄王二年和三年庄襄王连续命令蒙骜攻打赵国,秦庄襄王命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榆次(今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新城(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西南)、狼孟(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等三十七座城池。同年三月蒙骜又攻取了魏国的高都(今山西省晋城市东北)和汲(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秦庄襄王三年三月和四月庄襄王还命令蒙骜攻取了魏国的高都和汲,王龁攻打上党郡,设立太原郡。魏公子信陵君合纵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在黄河以南击败秦军,蒙骜败退。联军乘胜追击至函谷关,秦军闭关不出,此战过后信陵君名震天下。而秦庄襄王怒于此战的失利,想要囚禁在秦国为质子的魏太子增,经人劝说后秦庄襄王才打消此念头。

事实上秦国的崛起还不完全起自于秦孝公嬴渠梁,早在孝公之父秦献公嬴师隰在位时秦国就已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这又是一位传奇人物,遗憾的是其事迹却不及他的后辈们为人传诵,有鉴于此我将秦献公嬴师隰也算作秦国崛起道路上的君主,其事迹如下:

公元前415年秦灵公逝世,本来太子嬴师隰理当继承秦国君位,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灵公的叔父悼子以嫡子年幼,便夺位自立为国君,即秦简公。太子嬴师隰和母亲一起被流放陇西河谷,这年嬴师隰只有五岁,他还不明白权力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以为自己回和母亲一起在陇西河谷平静度过余生。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嬴师隰的日渐成长,秦简公对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于是秦简公决定派出杀手斩草除根,嬴师隰被迫隐姓埋名四处流亡。昔日的国君之子却沦落为一个流亡者不能不令人感叹世事无常。

嬴师隰十岁那年感觉自己在秦国再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于是逃到东边的邻国魏国,此后他在魏国经历了29年的流亡生涯。此时的魏国正是霸业鼎盛时期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国力强盛,奠定此后魏国长达百年的霸业。魏国名将吴起打造了精锐的魏武卒并率领这支铁军于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击败秦军,完全夺取秦国早在秦穆公时期占有的河西之地(在今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大片土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秦国朝政被世家大族把持,甚至连国君的废立也是由世家贵族做主。在被吴起重创后秦国只占有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几有灭亡的危险。

魏国变法后欣欣向荣的局面和秦国的亡国之危都没能逃过嬴师隰那双锐利的眼睛,也许在这段流亡岁月中他就已经开始思考秦国未来的出路了。魏国方面则将嬴师隰视为自己手中的一张好牌——毕竟他是秦国的前太子,这一身份如果运作得当将大大有利于魏国的霸业,因而魏国给嬴师隰的待遇很优厚。这使嬴师隰得以一方面研究学习魏国的强国经验,一方面密切注视秦国国内的局势。

秦简公十六年(公元前400年)秦简公去世,其子秦惠公即位。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去世,其子秦出子即位。秦出子即位时年仅两岁,故由其母主持朝政。由于秦出子的母亲重用她的亲戚和身边的宦官,这使得她和秦国的世家大族势力矛盾日深。秦出子的母亲为笼络人心,赏赐过多,使秦国的国库空虚,不得不加重税率以增加国库收入,引起地主和自耕农的强烈不满。一时之间秦国上上下下怨声载道。

秦出公元年(公元前386年)魏国当时的国君魏武侯派人告诉嬴师隰:魏国要支持他归国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秦国君位。嬴师隰并没对此事立即表态,因为他明确知道魏武侯支持自己归国的用意:魏国善待自己将近三十年,此前一直没有提出要送自己归国,本意就是要把自己留在刀刃上使用。而此时魏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正是要利用自己的时候。嬴师隰虽然有强烈的归国执政愿望,但他知道:秦国与魏国是死敌,如果是魏国送他回去,自己肯定不会受到秦国人的欢迎——弄不好秦国街头会有人拉起横幅,上书“打到魏帝国主义的傀儡走狗嬴师隰”。另一方面由于自己是在魏国支持下才取得政权的国君,必然要受到魏国的制约,而对秦国不利。

嬴师隰不愿做有损于秦国利益的事,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自己不能拒绝魏武侯——否则他将永远丧失回国执政的机会。甚至情况可能会演变得更糟:秦国和魏国本来就是死敌,魏国的反秦思潮一直有极大的市场,自己之所以受到魏国的礼遇,完全是因为自己对魏国而言有利用价值——这利用价值就是利用自己在秦国残存的影响力扰乱秦国而使魏国坐收渔利;如果拒绝魏武侯,自己就成为对魏国没有价值的人,那么魏国很有可能会选择将自己送给实际执掌秦国朝政的秦出子母子以缓和魏秦关系,而这对嬴师隰而言几乎就意味着死亡,而且不仅仅只是他本人的死亡,连同他的家人和追随者都会被斩草除根。嬴师隰思考再三后对魏武侯的使者说:“非常感谢贵国君侯和先君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我不愿君侯再为我而分散力量。我打算自己独自归国,对魏国的护送之意我心领了。”

魏武侯得到嬴师隰的答复后很是高兴:嬴师隰只要一回秦国,自己扰乱秦国朝政以便浑水摸鱼的目的就实现了,至于秦出子母子和嬴师隰之间的政治斗争谁胜谁败与魏国都没多大瓜葛——如果秦出子母子得胜就说嬴师隰是被魏国驱逐回秦国的,借以缓和魏秦关系;如果嬴师隰获胜就以魏国曾收留过嬴师隰为名进行领土和政治上的讹诈。高兴之余的魏武侯赠给嬴师隰车马和大量金银珠宝并问他何时启程,到时好为他饯行。嬴师隰说至少得需要一年,到时定向魏武侯辞别。魏武侯虽然不是很高兴,但还是礼貌地与嬴师隰道别。此前嬴师隰也曾想过利用秦国的内政不稳夺回君位,但他不愿意接受魏国的帮助,受魏武侯的摆布。魏武侯的建议让嬴师隰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反倒迫使他立即开始夺权的准备活动——因为再不行动,一旦自己对魏武侯失去利用价值,难保魏武侯不会扶植秦国的其他公子建立一个亲魏国的傀儡政权。

嬴师隰倒真和燕洵有几分相似:他们都因政治斗争的缘故被迫流亡异国他乡并曾屡次险遭杀身之祸,但即使在他们落难流亡之际身边也一直有一群忠实的部下跟随。在追随嬴师隰的人当中不乏能力杰出的,嬴师隰让他们悄悄潜入秦国联系与秦出子母亲不和的大臣,在民间散布公子连(联系与秦出子母亲不和的大臣,在民间散布公子连(嬴师隰离秦之前的小名叫连,他是秦国公子,所以秦国人一般管他叫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然而光散布消息是没用的,任凭你空口白牙说得天花乱坠也收买不到能为自己卖命之人。事实上嬴师隰对魏武侯那番虚与委蛇成功对其进行了战略忽悠,在收到魏武侯送来的资金后嬴师隰一点也没浪费——全部用来交接豪杰义士,暗中争取秦军的将领。我们要知道魏武侯何许人也?那可是当时的天下霸主,打得秦国几乎亡国的主,能没两把刷子吗?嬴师隰能成功对其进行战略忽悠,也算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了。

很快嬴师隰派到秦国的间谍们传回消息:秦国人对当年公子连君位遭叔祖秦简公夺走的遭遇都很同情。秦简公在位期间秦国朝政腐败,国力羸弱,丢掉河西地,秦人对秦简公都很有怨言。秦简公之子秦惠公在位期间秦国没有什么作为,只能自保。秦惠公死后两岁的儿子秦出子即位,秦国更是进入到秦出子母亲执政的混乱局面。秦人对秦国的这种危险状况都很担忧,希望秦国能够出现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带领大家走出困境,重现春秋时代穆公称霸时的强盛。秦国许多大臣不满秦出子母亲重用本家亲属的做法,愿意配合公子连推翻秦出子母亲的统治。秦国的自耕农和地主在听说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后都盼着公子连的早日归来。

经过一年的筹划嬴师隰觉得时机成熟,便准备动身。在与魏武侯辞别时公子连与魏武侯盟誓:嬴师隰感谢三十年来魏国对自己的盛情款待,如果自己成功地夺回君位,秦国保证在魏武侯在世之时不与魏国为敌。这个誓言让魏武侯很不舒服。秦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秦国庶长改在河西迎立嬴师隰为君,是为秦献公。秦出子母亲得知后命令军队前去消灭秦献公一伙。这支军队的将领早已被秦献公收买,在路上说服手下人,前去迎接秦献公。沿途闻讯而来迎接秦献公的秦国百姓很多,秦献公在这些人的簇拥下进入秦国的都城雍城(今陕西省宝鸡市),杀死秦出子和他的母亲,夺回君位。

就这样秦献公这个辗转流亡三十余年的老太子终于回国继承国君之位,然而他所面对的局势是无比凶险的:秦国在失去河西之地后实际上东部天险关隘尽失,这意味着魏军随时可以再打进来。而秦国的世家大族势力既然能拥立秦献公推翻秦出子母子,自然也有实力推翻秦献公。与此同时由于被魏国死死封锁,秦国失去了和中原各国交流的渠道,日渐被中原诸侯视为西戎蛮夷,被排斥于诸侯会盟体系之外。这一切在秦献公看来:都是应当改变,也必须改变的。

流亡在外三十余年的秦献公终于得以回国继位,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他必须思考破局之道——破局之道说起来简单做起了难,那就是变法改革。这点早在他还在魏国流亡时就已看得一清二楚:身处变革的时代如果拒绝变革就只会被时代淘汰。客观而言:秦国的改革并非始于秦献公,而是始于他的政治对手——昔日的秦简公,只不过秦简公的改革涉及的领域并不广泛,也没起什么效果。

秦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简公令官吏带剑以防身,这是秦国革新礼制的一大措施;次年又允许百姓带剑。在此之前的秦国只有贵族才有佩剑的资格,简公希望以此塑造秦国百姓的尚武风气,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项改革措施对打造后来秦国那支虎狼之师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至少在简公在世时看不出有多少成效。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开始“初租禾”改革——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对这两项改革秦献公不仅进行了继承,而且更加深化。

此前秦国的土地都是世家贵族的封地,农民其实都是为世家大族耕种的农奴,随着“初租禾”改革的推行,在秦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地主和自耕农。在秦献公看来:这些人就是自己和世家贵族势力抗衡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于是“初租禾”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秦国以法律形式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保障百姓对自己所开垦土地的所有权,这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绝对是一项亲民政策——毕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秦献公利用这一政策既获得了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又削弱了世家贵族的势力。公元前378年秦献公又开始推动市场管理的改革——对工商业征收新税,推动秦国商品市场的发育,同时也为秦国的财政收入开辟了新税源。

另一项改革措施也直接令下层人民欢欣鼓舞: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废除自秦武公起秦国实行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殉葬制度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无耻最不人道的制度(没有之一),当然客观的说:秦献公之所以废除殉葬制度不是因为他对殉葬的奴隶有多少同情之心,而是出于他变法强秦的整体规划——春秋战国争霸其实说穿了就是要做到以下四点“地尽其利,货尽其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所谓地尽其利就是土地得到最大的利用——用单位面积的土地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所谓货尽其流就是货物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交换;物尽其用就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闲置浪费;所谓人尽其才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人才被埋没的现象。这其中人是最宝贵的,因为任何事都必须由人来完成。但无论其出自何种目的,废除殉葬制度总归是历史的进步——对秦国的底层民众而言:仅仅凭借下放土地、废除殉葬这两项制度秦献公就应该是他们心目中最杰出的统治者;齐桓、晋文虽是一代霸主,可说到底和百姓有何干系?与废除殉葬同时进行的还有鼓励生育的措施,借以增加秦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兵源。

第三项改革措施其实也是大大有利于秦国民众的——《大秦帝国》中告诉我们: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是由世家贵族把持的,平民子弟即使立下功勋也无法晋升。其实秦国历史上真正第一个提拔平民子弟入朝为官的是秦献公。秦献公敏锐意识到: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下放,新兴的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的实力将日益壮大并将逐渐成长为自己和世家贵族抗衡的有力工具。遗憾的是秦献公时代世家贵族势力依然强大,他只能凭借自己作为国君的权力提拔一部分自己中意的平民子弟,还没能像商鞅变法之后那样建立完全以军功授予爵位的制度体系。

第四项改革措施是于公元前379年效仿楚、魏等国早已实行的县制——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由自己直接掌握,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武王伐纣创建西周王朝之后实行分封制:当时实际上是进行层层递进的分封——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国君,诸侯们的封地称之为国;在诸侯国内部又将国内土地分封给本国的贵族大夫,称之为家,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只有贵族才有家,生活在贵族封地上的百姓都随贵族一个姓,至于奴隶本身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谈什么家呢?春秋时代楚武王率先打破这一惯例——在楚国境内设立由国君直接通知的县,而不是贵族封地,这实际上日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雏形。到秦献公时期楚、魏等国早已实行县制多年,秦国却依然还是各家贵族势力割据的状态。除了设立由自己直接统治的县之外,秦献公又放出了一个打击贵族势力的大招: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对秦国的基层管理单位进行重新编制——把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因而人人自危,互相监督,秦国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然而秦献公的着眼点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护秦国的社会治安,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百姓牢牢树立起国法的概念,让他们明白:自己首先是国君臣子,而不是哪家贵族的家奴。

秦献公取得政权后就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很大的提高,秦人对恢复秦穆公时的荣耀也越来越强烈。对于秦献公的一系列改革,秦国的新兴地主十分支持,而奴隶主却越来越有意见。奴隶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国君的封赏,地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开垦荒地和购买。秦献公的政策无疑是支持地主经济,而秦献公本人很少将土地赏给贵族。秦国的奴隶主们受到很大的抑制,其中一部分人转化为地主,采取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秦献公对这些人的做法很支持。但毕竟秦国的奴隶主势力是一个传统势力,尤其是在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秦国的西部依然很强大。奴隶主控制的西部与新兴地主控制的东部的矛盾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因为秦国的土地数量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而使他们对现有土地进行争夺。当然还有对权力的争夺。尽管对于土地和庄园的经营,奴隶主明显不如地主在行,但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却是同样强烈的。秦献公决定用战争来转移紧张的国内矛盾,抢夺邻国的土地来缓解国内对土地的强烈需求。秦人对与中原的交流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也是秦献公一直就有的梦想。实际上此时的秦献公并不打算完全抛弃秦国旧日奴隶主贵族阶层,而完全依赖于新兴的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而是希望在两派之间搞平衡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毕竟他主要是靠奴隶主贵族夺得政权,却在夺取政权后又要靠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来变法图强,所以他也不希望奴隶主和新兴的地主、农民之间彻底撕破脸。然而秦国国内的土地开垦已近饱和状态,在那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年代秦献公没有多余的土地来安抚两派了,那就只有把目光转向国外——靠夺取别国土地来缓和国内矛盾。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秦献公见韩、魏两国威胁周天子,便决定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秦军在洛阳打败韩、魏两军,得到周天子的赞赏,秦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秦人仿佛看到往昔的荣耀,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外战。秦国开始参与中原的事务。这场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秦国人的士气,在此之前秦国与魏国交手就从没战胜过,如今居然打败了天下霸主魏国及其盟友韩国组成的联军,况且此战是以匡扶周室为旗号,可谓师出有名。在乱世之中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同时具备实力和大义——经过秦献公的改革,秦国国力已有提升;如今获得了周天子的赞赏使秦国拥有了一面在当时的话语逻辑下正义的大旗。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下令秦军攻打魏国,夺取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国境内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人,取得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秦献公把这些土地赏给地主和贵族,国内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周天子向秦献公祝贺这一胜利,秦献公被赐予与秦穆公一样“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军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俘虏魏国将领公叔痤,攻取庞城(今韩城东南)。公叔痤早年在魏国对秦献公不薄,秦献公在盛情款待一番后将公叔痤放回魏国。《大秦帝国》中将这段改成了献公死后孝公嬴渠梁将公叔痤放回属于艺术加工,与史实有出入;另外献公在少梁之战中也没中魏军的毒箭,少梁之战其实是以秦军获胜告终。

秦献公的时期的改革虽然不彻底,但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电视剧中为衬托秦孝公继位时秦国的艰难处境,将少梁之战描写成致使秦献公丧命的原因,又绘声绘色地描写魏国趁秦献公新丧联合五国图谋分秦。其实秦孝公继位时秦国的处境的确艰难,不过已不似其父秦献公即位时那般岌岌可危——毕竟刚刚经历石门、少梁两次大捷,其实魏国已经对秦国已经有所忌惮。

这样看来自秦献公起直到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这段时间之中秦国历代君主有才能相对平庸者,但绝没真正意义上的昏庸之君,几乎每一代君主都在为秦国的强大添砖加瓦。而辅佐这几位君主的秦国二把手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等等,又有白起、王翦、蒙恬等名将驰骋疆场。秦灭六国而一匡天下不是没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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