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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传承文化的?

糠糠壳儿 

“文化”这个词好像有点大。那我今天就挑个文化里的小切口来讲故事——唐诗。

唐朝活了289年,出过无数个帅翻天的诗人,光《全唐诗》收录的就有2200多位,还不知道有多少漏网之鱼。

这么多牛人,他们那些伟大的作品,是如何一首首传诵到今天的呢?

无他,就一个笨办法——编集子,出书。

唐朝那会儿,印刷术才刚发明不久,大部分数据都得靠手抄来储存,诗人们的用纸量是个天文数字。于是保管就成了难题。

这些比卷筒纸还快消的诗稿,别说天灾人祸,诗人自己一个秀逗了,都极有可能散佚。

所以想要扩散或积累自己的作品,就只能加大传抄密度。抄本越多,尤其是容量大、效率高的汇集类抄本越多,就越能抵消作品失联的几率。

那么谁来抄?谁愿意抄?就成了事关传承的重要问题。这里面主要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友推,靠朋友圈发威。这种模式又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商业互推,他好,你也好。另一种叫粉丝后援,就是完全被你才华征服了,倒贴钱去帮你抄、帮你推,誓要把最好的你分享给最多的人。

第二种,自推。攒个十年二十年以上,就能攒一本相当可以的个人作品集了。印,不,抄个三本五本的放在那儿,家传推广两不误。

第三种,官推,朝廷出钱编书,收你的诗。这个不多说,反正当朝的诗人想走这条道,那是难上加难。

在自推方面,有唐一代干得最漂亮的要数白居易。他在去世前好多年就开始搞个人作品集,总共编出了75卷之多,收录了3800多首自认为拿得出手的原创诗。

这部名叫《白氏长庆集》的诗文巨著,老爷子雇人抄了五部出来。

他还鬼精鬼精的,从庐山到洛阳再到苏州,东藏一部,西藏一部,这才躲过了唐末五代的无穷战乱兵火,把最好的自己完美地留给了今天的我们。

但是很可惜啊,如此漂亮的一手自推,在绵延近三百年的大唐诗歌史上,只是孤例。就连大唐双星李白和杜甫,也没能干成同样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咱们先说李白。

现存的李白诗作有一千首左右。可他一生最少写过三千多首诗,也可能有近万首,总之多半超过白居易。

他并不是不想出诗集,直到临死前,他都在为这件事而努力。

那为什么死也没干成呢?

因为他政治上太耐衣服啊,没经受住乱世考验,投靠了借机反水的永王。结果蹲了大狱不说,还差点被发配到有去无回的夜郎,里外里蹉跎了好几年。

就这几年里,他丢失了90%的诗稿。

所以李白在最后的时光里为了出书,竟然到处找粉丝索要人家抄走的本人真迹,结果到死也没出成。

杜甫的情况则要单纯很多——穷就一个字。

老杜一辈子写过的诗很可能不比李白少。比方说他四十岁时曾跟人吹过牛逼:

俺从七岁加入少先队算起,三四十年就写了一千多首诗,将近每周一歌,宝宝棒不棒?

要知道宝宝四十岁的时候,安史之乱还没有发生,他还困在长安天天挨饿,远未到达创作的井喷期,几乎全部的千古名篇,都还没有出世。

18年后的一个冬夜,58岁的老杜悄悄死在了湘水中的一条小船上。在这之前,他就用回光返照之力编完了一部长达六十卷的个人诗文集,据推测,里面起码收录了2500-3000首诗。

然而这本足以碾压白居易的煌煌巨著,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尘烟里。有多快呢?杜甫的孙子应该都没掌握原本。

为什么?符合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

挂掉之前穷得连顿饱饭都吃不起的杜甫,能强撑着编完诗集正本就已经是个奇迹了,哪儿来的精力财力去抄录副本一、副本二?

所以这部巨著应该只有一个孤本。弥留之际,杜甫只可能把它托付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宗文和宗武。

然而宗文宗武比老爸还惨,因为他们不但穷,还没了老爸的人脉资源,流落荆湘的岁月里,连粉丝后援会这种管饭的组织都找不到。

宗文很快也不知所踪。宗武倒是顽强地活了下来,还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嗣业。

杜甫死后43年,嗣业同学终于攒够了钱,想把爷爷的遗骨从湖南迁回河南老家。路过湖北时,他找到当地一个素有诗名的县领导,求领导给爷爷写个墓志铭。

想求人,就得先让人验货呀。于是嗣业便掏出了爷爷的遗稿。

注意,我说的是“遗稿”,而不是“遗著”。

这意思就是,杜嗣业这时候能拿得出来的,就只有爷爷的零散诗稿而已。那部浸透了诗圣毕生功力与血泪的诗集原本,已然失联在了大伯和爸爸的流浪生涯里。

诗仙和诗圣都挂了。今天故事的主角,可以登场了。

众所周知,李白病死在族叔李阳冰家里,大概是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农历十一月的某一天。

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死也没能出成书呢?

因为在他死后没几天,连十一月都没过,李阳冰就编成了史上第一部李白诗集,叫作《草堂集》。他还写了一篇《草堂集序》,里面有这么几句话:

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

为什么我们知道李白一生诗作只残存了10%呢?因为《草堂集序》还说了:

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为什么我们知道李白一直在为出书而努力呢?

因为李阳冰说了嘛——

老侄儿临走时“枕上授简”,估计是已经弄了个编辑大纲出来托孤,受托者只需要按图索骥、找到相关的诗文分门别类抄下来,再帮忙写个序就行。

这就是李白前脚刚走、李阳冰后脚就能光速拿出一部李白诗集来的原因。

李阳冰,这个比李白至少年轻十几岁的小叔叔,凭着天然的血缘亲情以及对老侄儿才华的无比崇拜,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关于李白的第一粒火种。

其实“第一粒”这个表述未必准确。

因为可能在李白还没咽气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超级粉丝就已经埋头编出了另一本李白诗集,叫作《李翰林集》。

这个粉丝名叫魏颢,追星追得惊天地泣鬼神,把李白感动得稀里哗啦,随手就从文件夹里抓出一大把诗稿来:“拿走不谢!”

你看,李白作品“十丧其九”的锅,不能全让安禄山和永王李璘背,他自己瞎搞八搞也要负很大责任的。

不过魏颢却是个负责任的优质粉。经历安史之乱后,李白所赠诗文在他手上也散失殆尽,但就在李白挂掉那年的前一年,魏同学人品爆发,竟然在山西找回了很大一部分。

于是他用这些失而复得的诗文,编出了这本《李翰林集》。

跟李阳冰一样,魏颢也写了个《李翰林集序》,末尾有这么一句:白未绝笔,吾其再刊。意思是偶像如果还要继续写诗,那我就再出增订本。

显然,《李翰林集》问世的时候,要么李白还在世,要么他去世的消息还没传到魏颢这里。虔诚的粉丝劲头十足,你若不死,我必死磕。

真遗憾,在当朝就已名扬天下的李白,因为性格过于清奇,酿成了晚年痛失作品的悲剧。不然,他是有条件亲自完成白居易那种大工程的。

幸好,历史给我们准备了众多不知名的李白粉丝。因为有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与传抄,才让李白的作品大行于江湖之远、庙堂之高,几乎是随处可得。

所以李白才能讨回那10%的作品,好歹留下了一点希望。

历史还送来了一个李阳冰,一个魏颢。没有他俩几乎同步的神速抢救,一个光芒万丈的诗仙很可能就会悄悄湮没,与我们失之交臂。

那样的话,诗仙就会成为第二个张若虚。我们今天就会只知道他某一首残存下来的诗很牛,却不知道他还写过多少同样牛、甚至更牛的诗,更不知道能写出这种诗的人,到底是个怎样的牛人。

别高兴得太早,手抄的诗集也不保险。

李阳冰的《草堂集》和魏颢的《李翰林集》问世后,在历史的长路上走着走着就没了,至今也没发现原本。两本书都只留下了开头的序言,无情地吊着后人的胃口。

这二位还像是约好了一起埋彩蛋,在各自序言里竟然都没交代一个本该交代的重要信息:

分别有多少卷,收录了多少篇李白的诗文。

于是当这两部集子失传后,后人一度连李白平生诗文数量都估算不出来。

那为什么我前面又说过“最少三千多首”呢?

因为历史还是很人性化的,每次关上一扇门,它总会打开一扇窗。这不,李白死后二百多年,接棒传承的人翻窗子进来了——

乐(yuè)史,江西抚州人,公务员生涯贯穿了南唐至宋初。

这个人的强项并不是诗词,而是地理。《太平寰宇记》听说过吧?中国史上排得上号的北宋地理志,就是他的手笔。

专业归专业,并不影响乐史同学热爱李白,他也想编一部偶像的诗集。

这个人的运气不要太好,居然看到并拥有过李阳冰的《草堂集》。

据他记述,《草堂集》共有十卷,而他自己又从故纸堆里找到了很多李白的其他作品,也编了十卷,跟《草堂集》合在一起,就编出了一部二十卷的《李翰林集》。

这本《李翰林集》,收录了776首李白的诗。虽然我们不知道每卷具体有多少首,但想来各卷数量差异不会太大。所以,基本能推断出《草堂集》原本十卷的容量:大致三四百首李白作品。

你用这个数据去套李阳冰“十丧其九”的说法,自然会得出“三千多首”的下限。

总之,乐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又发现了几百首连李阳冰也不知道的李白作品,还在于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线索,让我们能一窥李白一生创作的海量。

《草堂集》在世间的最后一站,就是乐史手上。因为在他之后,没有人再见过这本书。

又过了几十年,乐史版《李翰林集》也走到了尽头。最后一个拥有过这部书的人,名叫宋敏求,也是个公务员。

如果把李白的传承比作一场接力赛,李阳冰和魏颢分别跑了第一二棒,乐史跑了第三棒,那么这决定性的第四棒,就是这个宋敏求了。

这人也是李白的隔世死忠粉。不用猜,肯定是这样——

乐史都干得那么到位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同样的事呢?又辛苦,又不来钱,还是私活,得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操作,纯属恰饱了撑的。

恰饭人宋敏求的运气之好,不亚于乐史。他虽然没缘分看到《草堂集》原本,却鬼使神差找到了魏颢的《李翰林集》原本,成了这部书的最后一个阅读者。

于是在他的记述中,我们又知道了魏颢本《李翰林集》的概貌:两卷,44篇,几乎全是当初李白赠予托付的诗文,包括汪洋恣肆、气吞山河的《大鹏赋》。

有了魏颢打底,宋敏求越战越勇,又从其他渠道陆续找到了二百多首乐史不曾收录的李白作品,总数达到了261首。加上乐史的776首,他最终编成了一部收纳1037篇李白作品的《李太白文集》。

这就是宋本《李太白文集》,至今传世,成了后世包括今天无数新编李白诗集注本的母本。

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李白诗歌有1020首的样子。基本上,它们都来自宋敏求的书。虽然其中混进了个别后世伪作,但真正的李白传世之作,至少能到900多首。

遗憾归遗憾,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接下来说说杜甫。

杜甫死后大约一年多点,一个名叫樊晃的公务员(没办法,那会儿文化人大都是公务员),编成了一部《杜工部小集》。

公务员也为这本书写了个序,里面这样说道:(杜甫撰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

这是史上第一个说杜甫生前编有六十卷诗文集的人。这位樊晃君一直渴望读到这部传说中的巨著,但就是找不到,于是动了寻找杜甫两个儿子的念头,想在他俩手上圆梦。

他并没有找到可怜的兄弟俩。想读杜甫原作,就只能自己动手替他编一本了。

狠人樊晃说干就干,穷尽各种手段抄来了290首杜甫的诗作,编成了六卷《杜工部小集》。

要知道当时杜甫的声名是远不如李白的,诗的传抄度没法跟李白比。所以樊晃出这部杜甫诗集,比李阳冰和魏颢要困难N倍。

即便如此,他在杜甫死后才一年左右就成了事,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后人脑补可知。

撇开那部神秘的老杜自编集,史上第一部杜甫诗集,就是樊晃这部《小集》。

困顿半生的杜甫,生前是那么努力地亲近着李白、王维、高适、岑参,无论收获的是真心还是假意,朋友圈的通讯录里倒是没缺过人。

可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真正读懂过他,也没有人在诗的价值层面肯定过他。

这是他自己说的,原话从前我引用过: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等他真的百年之后,第一个知音才姗姗来迟,就是樊晃。

樊晃之所以够资格当知音,并非因为他是第一个为杜甫出诗集的人,而是因为他在《杜工部小集序》里说了这样一句话:

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樊晃很可能比杜甫要大十二岁,在开元盛世-天宝衰微-安史之乱这条人生路上的经历,丰富得很。他难道不知道李白?不知道王维?不知道孟浩然、王之涣、王昌龄?不知道高适与岑参?

他难道不知道在唐人选编的几部唐诗集里,比方说最重磅的《河岳英灵集》,谁都能进,偏偏杜甫不能进?

知道还敢说“当今一人”这种话,他是杜甫家亲戚?学生?基友?

都不是。

杜甫生前想跟每个人都做朋友,可就是对这个樊晃没有感觉,连一首诗都没给他写过。他们唯一的交集,大概只有对方是自己朋友的朋友。

但这并不影响樊晃的热爱:

《河岳英灵集》虽然权威,但只截至安史之乱前,那会儿阿杜还没发力呢,慌甚?

《中兴间气集》这种专选战乱后诗人作品的书,居然也不选阿杜,试问这是本什么破书?

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大约在北宋年间散佚,也没能完整传承到今天。但它“发现子美之美”的首创之功,却让宋代文人推崇备至,只要有人研究杜诗,都会首选其中收录的作品。

所以我们才会在许多宋代、清代杜诗校勘本里,发现樊晃留下的粒粒火种。这些火种是如此的宝贵——

没有它们,我们就有可能失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失去《秋兴八首》,失去《哀王孙》,失去《新婚别》……

正是这些苍凉而璀璨的诗篇,撑起了一部血泪斑驳的帝国史,撑起了樊晃心中那个没有之一的“当今一人”。

十一

杜甫的传承也是一场接力赛,樊晃跑出了第一棒。

第二棒嘛,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一个人——杜嗣业跪求其为爷爷杜甫写墓志铭的那位湖北江陵县领导。

这位领导,名叫元稹,官虽不大,却是文学圈的领袖级存在。

元稹一定是零星读过一些杜甫诗的,显然十分认可。如果不是事先打听到了领导这一喜好,杜嗣业不会贸然去找他,被拒绝了多尴尬。

读完杜嗣业送来的那些遗稿,元稹惊掉了下巴。他撸起袖子就写了一篇长达一千多字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在这篇传诵至今的经典奇文里,元稹把樊晃那句“当今一人”果断升级成了“古今一人”:

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连诗经、楚辞都不在话下了,更不用说曹子建、谢灵运、沈佺期、宋之问这等凡人。他们每个人的所谓绝活儿到了杜子美这儿,全跟过家家似的。

元稹连杜甫的偶像李白都不放过,直接拉来给杜甫垫背——他在铭文里花了十分之一的篇幅来对比李杜,哔哔了一大堆,中心思想就一句话:

李白会的,杜甫也会,而且水平相当;杜甫会的,李白就只会个皮毛了。

虽然对李白不公平,但元稹却是史上首个从文学理论出发系统阐述杜甫价值的人。

从时间上讲,他是杜甫的第二个知音;从评价的质量和影响力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推手。

正是因为有了他这等大V的强力介入,杜甫终于在死后四十多年,得到了应得的东西。

十二

樊晃与元稹,相隔将近半世纪的两个唐人,合力把杜甫从历史的边缘拉回了C位,开启了北宋以后“千家注杜”的盛况。

然而直到宋仁宗赵祯的年代(十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世间流传的杜甫诗集仍只有寥寥数种,相互间还多有重复,每一种又都面临着失传风险,亟需有人把它们整合起来。

于是第三棒出现了——王洙,一个学者型的公务员。

王洙的本职工作是奉旨修书。他编订校勘过的古籍多如牛毛,其中最大牌的三本你一定知道:《史记》,《汉书》,《后汉书》。

这样一个北宋国宝级藏书、修书专家,不是一般的爱杜甫。

所以他在毕生996的繁忙工作中,硬生生挤出了好几年的时间跋山涉水,遍寻史册,找到了包括樊晃《小集》在内的各种杜诗抄本,据他自己说有99卷那么多。

然后就是他尽情发挥专长的时间了,此处省略数百字。

王洙最终拿出了一部只有20卷的书,却收录了多达1405首杜甫的诗,以及29篇文章。这部书的名字,就叫作《杜工部集》。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们仍能读到原本的宋本《杜工部集》。它是后世一切新编杜甫诗集的母本,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杜甫的诗,都在这里了。

一个真实的杜甫,一个立体的杜甫,一个荡胸层云的杜甫,一个百年多病的杜甫,一个遥忆妻女的杜甫,一个心忧黎元的杜甫,一个青春作伴的杜甫,一个愁饿欲死的杜甫,一个谦恭卑微的杜甫,一个孤独骄傲的杜甫……

在王洙手上完成了一幅穿越千年、栩栩如生的不朽画像。

十三

王洙的这部巨著也是手抄本,为什么就没有失传呢?

好问题,杜甫传承接力赛的第四棒选手可以出场了。

这人也姓王,叫王琪,比王洙小不了多少。王洙死后两年,这老兄在苏州当一把手,建苏州府衙的时候忘了八项规定,严重超标,不得已挪用了几百万钱的公款,正为如何应付审计而焦头烂额呢。

危急关头,他想起了自己收藏的那部王洙原本《杜工部集》。

王市长不一定是个好干部,却一定是个有眼光的杜粉,他比任何书商都更早发现了一个商机:杜甫的诗在北宋社会,已经悄悄具备了走红潜质。

于是他一刻也没耽误,拿出王洙的本子刻版、付印,定价死贵死贵的:每套一千文钱,不打折。

北宋那会儿,一千文就是一贯钱,一贯钱就是一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三百到五百元之间。一个知县的月俸大概十五贯,王琪是知州,也就二十贯左右吧。

假设你月薪一万,叫你拿1/20,也就是500块出来买一本书,压力大不大?

反正北宋消费者表示压力不大。王琪这个官刻版一上架便遭遇了哄抢,很快就卖光光了。总共卖了多少部呢?

史书没说,只说王琪成功填上了几百万公款的窟窿。简单换算可知,他出版的《杜工部集》少说卖掉了近万部。

十四

这是个什么概念?我自己写的《重庆宝贝·美食》两年来费了老鼻子劲,才勉强卖了万把册出去,定价还只有78;

可王琪同学定价478的书,还特么不是他编撰的,他只不过是个中间商赚差价,两个月就卖掉了我两年的量,你说气人不?

不管动机如何,有了成熟的印刷术加持,这近万部雕版印刷的《杜工部集》流入北宋市场后,那就不是火种的问题了,而是燃起了一支熊熊火炬,护送着杜甫大步前行,冲破历史的重重关隘走到今天,照亮了整个华语世界。

宋本《杜工部集》又被后人称作“二王本”,寄托了我们对王琪这种小人物的敬意:

在文明与文化的传承之路上,每一个站出来接棒的人无论高下,都是英雄。

文/糠糠壳儿

图片来自网络

十五

唐诗与李杜的故事讲完了,最后讲讲我自己。

对,这才是今天这个帖子的重点:我要给自己做的“重庆宝贝·非遗粽礼”打广告。

这是我第二次做以“重庆宝贝”为主题的年节特产礼盒。第一次是今年春节期间的“重庆宝贝·非遗年礼”,转眼就到端午节了,所以这第二次嘛,就叫“非遗粽礼”。

刚才我已经说了,“重庆宝贝”这个主题,来自于我和另外两位小伙伴一起写的一本书,叫作《重庆宝贝·美食》。

熟悉我这个号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我们“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故事丛书”写作计划的第一本书,实地采写了41个重庆的美食类非遗技艺传承人的故事。

这41个散居在重庆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小人物,掌握着40项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他们通过家族或师徒传授等方式,保持了三代以上的传承谱系,并且至今还在用这些技艺安身立命,为人们制造着不变的美味。

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传承者。人类在数千年文明史上获得的各种生存技能与创造灵感,就是通过他们这样的人一辈辈升华、护持下来,成为活化的历史、不朽的财富。

十六

所以我们还在筹划阶段就一致决定,一定要用“重庆宝贝”这个被各种选美玩坏了的词来当书名。

在我们眼里,真正的城市宝贝并不是美人,而是匠人,那些用心、用情、用才华、用生命创造作品的人;

除了领域不同、专业不同、作品呈现形态不同以外,他们与李白和杜甫还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甚至也面临着诗人们曾经面临的难题:

在这些传承人里,有人年过八旬,体弱多病,随时可能撒手而去;有人面对市场变化一筹莫展,乃至经营困难,生活困顿,随时可能另谋他途。

无论哪种状况发生,都有可能导致某一项非遗技艺就此失传。

所以我们站出来写书了。不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没那个手气。就像魏颢站出来编《李翰林集》、樊晃站出来编《杜工部小集》一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不用谁谁给我们钱;

我们就是因为热爱,愿意自带干粮来做事,不可以吗?

十七

然而要解决传承的问题,光靠写书是不够的。

你看王洙,费了那么多心血才搞出来一部《杜工部集》,最后不也是被王琪王市长给收藏到自家书柜里,静静地等着发霉、最后变成一坨垃圾么?

不能光学王洙,还得学王琪。得帮那些创作者们看到商机、制造卖点,让他们的产品符合当下消费人群的需求与调性,卖成爆款。

如果他们的产品卖好了,还会有人放弃吗?如果他们干得特别来劲、特有前途,还会担心没有后来者跟从吗?

这就是王琪教会我们的真理:用市场的思维来解决文化的传承,是最有效率、最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款“重庆宝贝·非遗粽礼”。

在这个硕大的礼盒里,我们为你塞进去了8样东西,其中有5样是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亲手制作出来的巴渝美食,具体是哪5样,后面有礼单。

那还有3样是什么?一样是我们那本《重庆宝贝·美食》。这本书是打开整个礼盒的一把钥匙。我们希望你享用完每一样非遗美食后,都能立刻从这本书里读到关于它的一切,从历史源流、制作方法、价值体验,直到制作匠人的人生故事。

有故事的食物,才是真正有味道、有灵魂的美食。我们觉得这才是“重庆宝贝”非遗礼盒的核心价值,没有人能轻易复制。

还有一样,是一套“重庆宝贝”定制陶瓷酒具。食物吃完就没有了,书看完就容易玩消失,所以我们希望还有个应用频率较高的小物件陪着你,让你不要轻易忘掉“重庆宝贝”。

最后一样,粽子。很遗憾,目前重庆市已发布了六批共700多项非遗技艺,其中就是没有粽子的身影。

就为了找到合适的重庆特产粽子,我们又来了一次区县大巡游,最终在万州找到了一位姓侯的大姐。在她54岁的人生里,包粽子包了35年,不比非遗传承人们差。

端午节嘛,尝尝她的手艺,尝尝时间的味道。

十八

用一个时髦而装逼的词来形容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赋能”。

对,用《重庆宝贝》这本故事书,来为那些本来随处都能买到的重庆非遗美食赋能。赋什么能呢?文化的能。

除此以外,我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目的。

有损友故意损我:装,接着装,你以为劳资看不出你的利润率?

我笑骂:看个球啊,直接告诉你不就完了——毛利率23%左右,贵的那款能挣130,便宜那款能挣80多……

别慌,这里面还包括仓储租金、物管水电、考察路费、物流费用、财税成本……

就算我平均一盒能挣100块吧,开挂似的卖出去一千盒,也才十万。可你别忘了,我们是一个四五条人的小团队,大伙都要恰饭,要养家,平均分一分,也就二万来块。

要知道为了这个端午礼盒,我们前前后后忙活了将近三个月,别的挣钱的事,一样也干不了。这真是一个好生意。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开了天眼能卖出去一千盒,那对礼盒里藏着的那些非遗技艺来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前面花了足足七千字来讲一个关于唐诗的故事,那才是有目的的——

我们就跟唐诗传承史上那一个个接棒人一样,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跑一场接力赛,不是为了赚你那几个臭钱。

非遗传承人范淑英手作

丰都麻辣鸡块

文章已于202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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