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称帝称王的人编辑著述文章典籍的情况，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它们了。从古到今，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交替变化:各种史书的创作，不拘泥在同一种史书体上。加以探讨以后做出结论，这些史书的流派有六种:第一叫做《尚书》流派，第二叫做《春秋》流派，第三叫做《左传》流派，第四叫做《国语》流派，第五叫做《史记》流派，第六叫做《汉书》流派。现在就简略地陈述一下六大流派的旨义，在后面将它们列举出来。
《尚书》流派的史书，它的诞生产生于远古。《易经》上说:“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圣人仿照它制作八卦、文字。”所以知道《书》的起源由来已久了。到孔子时在周王室观看《书》，得到虞(舜)、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较好的部分，确定为《尚书》一百篇。汉代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时期的书籍，所以叫它《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是上的意思。上天降下日月星变化的迹象，显示节令的顺序季节变化的度数，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三国王肃说：“君上所说的话，在下面被史官记载下来，所以叫做《尚书》。”这三种说法，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大概《书》的主要旨义，本始于发号令；是用来宣扬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正当道理，向臣子属下发布言论。所以《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典章、谋议、训诫、诰令、誓词、册命等六方面的文字。至于《尧典》、《舜典》这二种典章，径直叙述人事:《禹贡》这一篇，记载的都是地理知识:《洪范》篇是概括叙述灾害祥瑞:《顾命》篇陈述的全都是丧葬礼仪:这五篇也都是作为记言史书体例不纯粹的部分。又有一部《周书》，和《尚书》的体裁相类似，也就是孔子删削一百篇以外的周朝典籍，总共是七十一章。上起自周文王，周武王，下终于周灵王、周景王。大多都严明恰当、切实忠诚，言辞庄重高雅拥有正大的道理:有时也有肤浅的平庸之言，污浊不堪的东西相列参错，大概好象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所增添的。至于《职方》篇的言论，与《周礼》的记载没有什么区别:《时训》篇的叙述，与《礼记·月令》篇相比大多相同。这都是历代帝王经、史一类的典籍，是《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分儒家经典的单独撰述。自从周王朝衰落下去以后，《书》这种记言体例于是被废止。一直到汉、魏时期，没有能够继承这种史书体例的人。直到东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是用来表彰言论行为、昭示法规制度的东西，至于做人的道德规范，常有的事情，不值得详细列举，于是删取汉、魏时期的各种史书，选取其中美好动听的词句、典文有据的言辞、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确定它们的篇章顺序，纂写成独立的一种史书体裁。由此便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的创作，总共是二十六卷。到了隋朝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时期的史事，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编排，按照类别相互统属，各自确立它们的篇目，编纂成《隋书》八十卷。探寻该书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全都是以《尚书》作为仿效标准。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像君主臣子之间的相互对话，如果言词意旨可以称赞，那么一时的言论，篇篇都接连记载:如果言论不值得记载，话语没有能够称述的，像这些过去的事情，即使有所脱漏省略，而阅读的人却不认为这种作法是错的。等到隋朝中期以后，文献典籍大丰富了，一定要剪裁取当代的史文，效法古书的编纂方法，记载事情并不是改变了作法，而道理上却似乎有些像守株待兔一样墨守成规。所以孔衍所撰写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等《尚书》体著作不能流传于社会了。至于称帝称王的人没有本纪，三公九卿缺少传记，就会使纪年月份失去顺序，官爵和乡里难以周详。这都是以前所忽视，而当今所要重视的，比如王劭的《隋书》，虽然想要仿效商书、周书，效法虞书、夏书，考察该书的体例，竟然与三国王肃所撰《孔子家语》、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相类似，可以说是“画虎没有画成却反而像条狗'了。所以王劭的《隋书》在隋代受人嗤笑，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春秋》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夏、商、周三代。考察《汲冢琐语》记载商王太丁时期的事情，题目叫做《夏殷春秋》。孔子说:“条理通达，了解远古，是《尚书》的教化作用”;“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作用'。由此可以知道《春秋》的开始写作，与《尚书》属于同一时代。《汲冢琐语》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在位一七年间的史事。《国语》中提到:晋国大夫羊舌(叔向)熟悉《春秋》，晋悼公让他担任太子的老师。《左传》鲁昭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韩宣子(韩起)前来鲁国聘问，见到了《鲁春秋》后，说道:“周朝的礼仪全部保存在鲁国了。'这样的话，那么《春秋》的名称，所记载的史事并不止一家，至于那些埋没不能流传的，就更记载不过来了。又考察《竹书纪年》，它所记载的事情，都有与《鲁春秋》相同。孟子曾说过:“晋国的史书叫做《乘》，楚国的史书叫做《梼杌》，而鲁国的史书叫做《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是统一的。”既然这样，那么《乘》与《竹书纪年》、《梼杌》，它们都是《春秋》的不同名称吗?所以墨子说:“我见过各个国家的《春秋》'，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春秋》体史书。等到孔子修撰《春秋》的时候，便观看周朝礼法的旧有规定，遵从鲁国历史的剩余文字:根据既往的历史事实，因循人类的道德规范:假借失败来明确惩罚，根据兴起来确立功勋;借助日期月份而确定历法，假借朝问聘问而端正礼乐:精微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说法，由折不明显地写下书中的文字:做出不容更改的言论，著出将来做史的方法，所以能够经历上千年而孔子的《春秋》能够独立流传于世。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将事情编排于日期下，将日期联属在月份下:谈到春季来包括夏季，举岀秋季来容纳冬季: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交错举出春秋二季来作为所记史事的名字。假如真像这样的话，那么晏婴、虞卿、吕不韦、陆贾，它们著作的篇目次序本来就没有纪年月份，却也叫做《春秋》，大概是和这种解释大不一样的。等到太史公司马迁写作《史记》，才开始把天子写成本纪。考察司马迁做本纪的宗义旨趣，也像效法《春秋》一样。自此以后写作国史的人，都用这种方法。然而时代推移世道不同了，体裁格式也不相同了:《春秋》体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在言论上很少赞美隐讳，议事上没有黜退表彰:所以都是司马迁所说的排比往事罢了，怎么能够和《春秋》相比呢?
《左传》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左丘明。孔子写作《春秋》以后，而左丘明根据《春秋经》来作解释阐述。大概“传”是转的意思;转受授《春秋经》的义旨，来传授给后人。有人说，“传”是传的意思，是用来传示来世的。考察汉朝孔安国注释《尚书》，也称为“传”:这样则“传”也有解释的意思吗?阅读《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记言见于《春秋》经文而事情详细记载在《左传》里边:有的《左传》里没有而《春秋经》却有，有的《春秋经》里没有《左传》里却独自保存:《左传》的记言简明而摘要，《左传》的记事详细而周密:确实是圣人孔子所作《春秋》的辅翼者，而且是写作史书之人当中的佼佼者。等到孔子去世以后，撰写经书和阐述经文的传不再创作，在这时候的文献典籍，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书》罢了。到了晋朝著作郎鲁国人乐资，便追述收罗这二部史书的内容，撰写成《春秋后传》。乐资的《春秋后传》开始于周贞定王，接续《左传》鲁哀公结束，一直到王赧进入秦国为官:又用秦孝文王接续周朝灭亡，结束于秦二世的灭亡，合并成三一卷。在汉代的史书，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主，然而纪传体史书本纪与列传互相出现，史表与史志相互重复，就史文来说颇为繁琐，很难详细阅读;到了汉献帝的时候，才开始命令荀悦抄撮班固的《汉书》写成编年体，依随《左传》体载，著成《汉纪》三十篇。从此每一朝代的国史都有这种编年体史书创作，起源于东汉，一直到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如东晋张璠的《后汉纪》、晋孙盛的《晋阳秋》、东晋千宝的《晋纪》、徐贾(广)的《晋纪》、梁裴子野的《宋略》、梁吴均的《齐春秋》、陈何之元的《梁典》、齐王劭的《齐志》等等，他们所著作的编年体史书，有的叫做《春秋》，有的叫做《纪》，有的叫做《略》，有的叫做《典》，有的叫做《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依照《左传》编年体例，把它作为编纂史书奉行的准则。《国语》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也起源于左丘明。左丘明著作《春秋内传》即《左传》后，又搜稽《左传》逸漏的史文，纂集那些其它的观点，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起自于周穆王，结束于鲁悼公，另外著作了《春秋外传》，即《国语》，加起来是二十一篇。《国语的》史文主要仿照《春秋内传》;有的重复出现而与《左传》略有不同。然而自古以来著名的儒家学者东汉贾逵、三国魏王肃、三国吴虞翻、三国吴韦昭等人，都引申加以注释，研读其书的章节句读。这也是《诗》、《书》《礼》、《易》、《春秋》、《乐》六经同一流派，《春秋三传》的继承者。等到战国合纵连横的主张相继诞生，诸侯武力作战争着称雄，秦朝最终兼并天下，于是著作了《战国策》。它的篇目有东周、西周、秦、齐、燕、楚、三晋(韩、赵、魏)、宋、卫、中山，加起来是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之所以称之为策，大概只是记录而不评论它，所以就用策作为它简化的名称。有人说:汉代刘向认为是战国游说之士为合纵连横出谋划策，所以叫它《战国策》。到了汉朝孔衍时，又认为《战国策》所记载的不能尽善尽美，于是援引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比较《史记》和《战国策》的不同与相同，删削这二种史书，汇聚成一种记载，起名称叫做《春秋后语》。除掉东周西周二周和宋、卫、中山四国史事，它所保留的只是剩下的秦、齐、燕、楚、三晋七国罢了。《春秋后语》记事起自于秦孝公，结束于楚汉之际，和《春秋》相比，也叙述完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往事。开始时孔衍撰写了《春秋时国语》，后来又撰写了《春秋后语》，编成这二部书，各自分为十卷。如今在社会上流传的，只有《春秋后语》得以保存下来。考察《春秋后语》的序中说:“即使左丘明本人也不能超过该书。'世上的人都指责孔衍不能估量自己能力，不会评估自己的德行。探寻孔衍这句话的意思，把自己的《春秋后语》同左丘明的相比较的，应当是指《国语》，而不是指《春秋内传》即《左传》。一定要比较就要把同一类别放在一起才行，怎能对孔衍多加嘲笑呢?正当汉朝政权失掉统治人民的能力，各路英雄豪杰角逐力量时，西晋人司马彪又记录那时发生过的事情，于是著作了《九州春秋》，冀、徐、兖、青、荆、扬、凉、益、幽九州各写成一篇，加起来共是九卷。探讨它的体例，也是近代的《国语》了。自从曹魏迁都许昌，定都洛阳，魏蜀吴三国像鼎足一样峙立:东晋建都长江、淮河的分界建康时，国家分裂:那时的国君虽然名号也与称王天下的人相同，而在占地上却实际上等同于割据一方的诸侯。各分裂据政权管辖下的史官，记录它们的国家事情:写纪传体裁的人，就仿效班固、司马迁:创立编年体裁的人，就模拟荀悦、袁宏。在这时候，《史记》、《汉书》创立的纪传体广泛流传于社会，而《国语》创立的国别史风气就逐渐衰微不振了。
《史记》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司马迁。自以《诗》、《书》、《礼》、《易》、《春秋》流行衰微，诸子百家竞相陈列，事迹错杂，前后不一。到了司马迁时，便收集本朝修纂的历史，采访平民之家，上起自于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本纪、列传用来统领君臣，史书、史表用来接照类别编排记录年代，加起来共一百三十卷，因袭鲁国史书的旧有名称，给它起名叫做《史记》。从此以后汉代史官所续写的纪传体史书，都将《史记》作为名称。等到东汉著作史书，仍然称作《东观汉纪》。到梁武帝的时候，又动员他手下的众位大臣，上起自于太初，下终于齐王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这部《通史》从秦朝以上，都以《史记》作为蓝本，而另外采集其它说法来扩大不同的见闻:到两汉以来，就全部记录当时的本纪、列传，以而使上下通畅、风格相互一致;还有三国时期吴、蜀二国的君主，都列入世家;五胡(鲜卑、匈奴、羌、氐、羯)和拓拔氏，都列在夷狄列传，大致上该书的体例都像《史记》一样，其中有所不同的，只是没有表格罢了。此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写成《科录》二百七十卷。《科录》的断限也起自于上古，而终于刘宋时期。该书的编次大多仿效《通史》的体例，而选取其中的旧事尤其相似的内容编为一科，所以就用《科录》作为它的名称。本朝显庆年间，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集近代各种史书，南方起自于刘宋时期，终于陈朝:北方起自于北魏，结束于隋朝，南北方加起来共一百八十篇，命名为《南北史》。该书君臣之间流传下来的惯例，是本纪、列传按群体相互分别，都按照类别相互归属，各自依附于本国之下。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史记》流派。探究《史记》所载疆土边界辽阔，年代月份长久，而用本纪、列传来分别记载，用书志、表格来分别记载;每次议论国家的同一政事，就往往像北方胡人，南方越人一样分散开来:叙述君臣之间同一时期事情往往像西方的参星、东方的商星一样分离开来:这是《史记》作为通史体裁的缺点。再加上《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太多是堆聚旧有记载，有时也采录一些诸子百家的杂谈:所以让阅览的人，事情很少有不同的见闻，而言语绕弯重复出现:这是撰写烦杂的地方。况且《通史》以后的纪传体通史，文辞繁冗累赘，于是使做学问的人宁愿研究原书而懒得看一眼新的记载。而且编纂完成后没有多少时间，而残缺就多起来，可以说是辛苦而没有功劳，这是著述的人所要深深引以为诫的。
《汉书》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东汉的班固。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结束于汉武帝时期。自汉武帝太初年间以下的史事，都缺着而没有记录。班彪因袭《史记》的记载，演变成《史记后记》来接续前编。到班彪的儿子班固时，便以汉高祖时作为断限，一直记载到王莽时期，分为十二本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撰写一部史书命名为《汉书》。从前虞夏时期的《典》、商周时期的《诰》，孔子撰写它们时，都称它们为《书》。把“书”作为名称，也是考察古事的美好称呼。探究班固的创作，都以司马子长的《史记》为准则:只是不再写世家，并改“书”叫做“志”罢了。自从东汉以后，写作史书的人相互因袭，都继承《汉书》的名字，没有什么变革的地方。只有《东观汉纪》叫做《纪》，《三国志》叫做《志》;然而称呼虽然不同，而体例却完全相同。遍览自古以来史书的记载，《尚书》记载周朝史事，结束于秦穆公;《春秋》记述鲁国的史文，终于鲁哀公;《竹书纪年》记载不到魏灭亡就结束了，《史记》只是谈论到西汉开始。像《汉书》这样的史书，终究西汉一钞的始末，穷尽刘氏一家的兴废，统括整个西汉一代，撰写成一部史书。记言都十分精微干练，记事十分完备周密:所以做学问的人容易研究探讨，容易在它上面收到功效。自班固那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种做法。
在这里考察了这六大史书流派，讨论了上千年时间的史书编纂情况，大概史书的类别也就全部出现在这里了。而淳朴之风消散，时代推移社会变迁:《尚书》等四种流派，它们的体裁长期被废弃了，所能够效法的，只有《左氏春秋》和《汉书》之家罢了。
各条河流流经地域不同，但必定汇聚到海洋，然后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胁;各国开辟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后边区才去掉阻隔的苦恼。由此来看，会通的意义大极了!自从文字发明以来，著书立说的人虽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为是天生的圣人，所以才总括《诗经》、《尚书》、《礼》、《乐》而融会在一人手中，然后能够整齐厘定天下的各种记载，贯穿二帝三王，而连接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彻底弄清古今的变化。因而他所创立的理论大放光辉，无论百代以上还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后，诸子百家兴盛起来了，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洞的言词撰写著作。至于历代的史实，却无所记述和编排。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马谈和司马迁才出来写史了。
司马迁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创作，所以，能够往上继承领会孔子的意图，会通《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一直到秦、汉时代，写成一书，分为五种体裁:本纪用来记载年代，世家用来代代相传，表格用来订正历法，书志用来排比史事，列传用来记载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写史方法，搞学问的人不能抛开他的《史记》。《诗》、《书》、《礼》、《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以后，只有这部著作。所以说“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后继承他们事业的人就在这里吧!'因此他自我标榜的地方已经不浅。然而大规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长期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书籍，然后才没有遗憾。正当司马迁的时候，私藏书籍的律令刚刚解除，搜求书籍的途径尚未畅通，横贯三千年的历史典籍，却局限在七八种参考书籍中，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广博不够。大凡写作史书的人，即使采纳前人的书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论。左氏是战国楚国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传》全都是楚人的言辞。公羊高，是战国齐人，他所听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传》都是齐人的言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全部采用的是旧有史文，中间有时也有方言，实在是由于选录摘取未能详细，下笔删削匆忙的缘故，所以司马迁说:“我不敢毁弃先人(司马谈)所说的话，于是记述往事，整理那时的家世，世人的传记，而不是所谓的进行创作。'唐代刘知几也讥笑司马迁大量堆聚日有的记载，有时也插入诸子百家不纯正的言论。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典雅不够。大致上开创基业的人难免要粗糙简略，全都靠继承这种志向的有志之士来为它弥补愈合。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都是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乘》和《梼杌》没有使他们结局完美的人，所以这两部书不能流传于世。《春秋》前头得到孔子的挽救，后头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这部书与太阳、月亮一样经久不衰。否则的话，《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题目，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传!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拥有写作的规模:倒霉的是班固并不是这样的人，于是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司马氏创立的通史途径从此就衰落不振了。
班固这个人，是讲究表面华丽、不务实际的人，全然没有作学术的本领，专门从事抄袭窃取。后汉章帝向他询问制作礼仪、音乐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阳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们作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这样，那么询问又有什么用呢?等到众位儒生各有陈述，班固只是剽窃叔孙通的一二篇《汉仪》，来拼凑文字搪塞罢了。假如臣民都像这样，那么奏议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汉章帝知道班固学识粗浅鄙辆，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崔驷，这好比姓叶的人喜欢假龙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评价:像这样的人才，打算用什么来著述呢?《史记》全书，功劳在于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树有根本水有源头: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谱牒等，把古今人物强行确立等级。而且说汉朝继承尧的运数，自然应该上继唐尧，并不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把汉朝放置在秦朝、项羽以后，这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谈论。由于班固截取汉朝写为《汉书》，这样就导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袭，古今之间成为间隔。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袭司马迁《史记》的，他自己不感到惭愧:从汉昭帝到汉平帝，总共六朝，都是取资于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认为是耻辱。况且又有曹大家来结束全书那么班固自己所书写的几乎太少了!经常出自班固胸中的内容，是《古今人表》罢了，其他人是没有这种谬误的。后代编修史书出自众人之手，杂采各家之说;剽窃别人的文字，盗取别人的钟却掩上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首开的先例。班固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后来作史的人趋附迎合班固断代史体没有空闲时间，怎么能测量出他的深浅!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好比龙和猪一样，为什么各种史书都抛弃司马迁的通史体裁而采用班固的断代史体裁，刘知几之类的人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况且善于学习司马迁的人，没有人赶得上班彪。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从汉武帝一直写到东汉，想叫后人接续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续写司马迁的著作:既没有多余的史文，又没有中断头绪，世世代代相互接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他继承司马迁的志向太好了，但他的书不能得以看到所能够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位帝王本纪的赞罢了。都在本纪以外，另外记载他所听到的，可以说是深入太史公司马迁学问的精微深奥之处了。凡是左氏《左传》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对《春秋》经有新的见解:《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实以外的事情，不是对事情进行褒贬;偶尔也有涉及到褒扬贬低的地方，都是褚少孙等人掺杂到里边去的罢了。况且本纪、列传之中，已经记载了善恶好坏，足以用来借鉴，何必在本纪列传的后面另外在进行赞扬或贬低呢?这是儒生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试卷，怎么能放在著述中呢?这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的本意。况且既然称为赞，哪能有贬低的词句呢?后代作史的人，有的叫做论，有的叫做序，有的叫做诠，有的叫做评，都效仿班固，臣下我不能不狠狠地批评班固了。司马谈有他的著作，而司马迁能够完成他父亲的愿望:班彪有他的学业，而班固却不能阅读他父亲的著作。班固作为班彪的儿子，既不能够保护他自身，又不能够传播他父亲的学业，还不能教育他的儿女，这样做人，说值得天下人效法的方面在哪里呢!范晔、陈寿等人继承他创立的断代史体例，大多都是些轻狂颠薄没有好的品行的人，因此很快招致罪过，整理修改而写作出确凿可信的史书在哪里呢!
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那些，现在可以通过考察而了解:周朝因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哪些，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说相互继承。自从班固按朝代划分段落来写作史书，不再有相互继承的意思:即使有孔子一样的智慧，也无法知道它增加或废除了什么。融会贯通的方法，从此就丢失了!说到它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已有本纪而再作本纪，一位帝王就有几个本纪:已有列传却再作列传，一人竟有几个列传。天文，是千古不会改变的天象，可世世代代都写作《天文志》:《洪范五行传》，是刘向一人的著作，可世世代代都排列《五行传》。像这些史志，哪能举得尽繁杂琐碎的文辞!谈到它们的不同之处，那么前代称王的人不列在后代称王的人中，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接续前头发生的事情；郡县沿革各有各的界限范围，却不能清楚变迁的原委:礼乐制度自行变更，于是成为不同风俗地区的政令。像这些记载，哪能举得完前后互不连贯?曹魏指吴国、蜀国为乱寇，北朝指东晋为僭伪，南朝政权称北朝政权为索头虏，北朝政权称南朝政权为岛中夷。《南齐书》称梁朝军队为正义军队，用阴谋篡夺了萧齐国家政权能够说是符合道义吗?《隋书》称大唐军队为正义军队，讨伐别人的国君能够说是符合道义吗?房玄龄总监各代史书，所以他的父亲房彦谦享有美好的名声:虞世南参与编修史书，所以他父亲虞荔、叔父虞寄都立有美好的传记。更厉害的是，让夏桀的狗对着好人唐尧叫唤，叫唤是因为唐尧不是它的主人。《晋书》中袒护晋而容不下魏，凡是忠于曹魏政权的人，都被称为叛臣，致使王凌、诸葛诞、毋丘俭等人在黄色土壤下满怀案屈:《南齐书》偏袒齐而容不下宋，凡是忠于刘宋政权的人，都被称为叛逆的党羽，致使袁粲、刘秉、沈攸之等人在九泉之下满怀免屈。唉!天上的太阳高高在上面照耀，怎么能够这样呢?像这样的例子，历代都曾有过。败坏良好的风俗道义，没有比这再大的了!司马迁写通史的方法既已丢失，班固断代为中的敝端代为史的弊师一大比一大小深了从东汉到东晋及南朝各代，没有一个人能感到这样有什么不对。只有梁武帝对这种情况发出感叹，于是命令吴均写作《通史》，上起自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下结束于齐朝灭亡，书没有写成可吴均就死了。隋朝时杨素又上奏叫陆从典续写司马迁的《史记》，准备写到隋朝，可惜书还没写成就被罢免了官职。难道上天吝惜这些史文而让它们流传吗?还是写作通史的人是不称职的人而上天不保佑他们呢?从唐朝以后，有没有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对的了，凡是拿笔写史的人，都把《春秋》作为仿效的标准，专门从事赞扬或贬低工作。《春秋》以文字简略表现大义，但如果没有史传来解释，那么善恶好坏就难以辨明;史书已经文字详细、事实清楚，善恶好坏已经彰明，不需要再进行称美与讽恶。阅读汉相萧何、曹参做过的事情，哪能不知道他们忠贞善良:看到王莽、董卓的所作所为，哪能不知道他们凶恶悖逆。史书，是国家的重要文献典籍，但担当写史职务的人，不懂在典章制度上留意，只是在言语上相互推崇，正好比管家的媳妇，不做早饭和晚饭，专门鼓动唇舌，即使获得胜利，哪能使家庭富裕呢?这是臣下我深深感到耻辱的。
江淹说过:“撰修纪传体史书，没有比志这部分更难的了。'这实在因为志是国家典章制度的寄托，不熟悉精通典章制度的人，根本就写不了。它不像本纪和列传，本纪只是按年代包纳排比史事，列传只是把史事归并缀连在人物身上，因而儒学士子都能写。唯有志难度大，其次没有比表再难搞的了。所以范晔、陈寿这般人都能修本纪、列传而不敢写表写志。志的本源来自《尔雅》，司马迁称之为书，班固称之为志，蔡邕称之为意，华峤称之为典，张勃称之为录，何法盛称之为说。其他各史一律承袭班固，叫做“志”，又都是在泛泛而谈上花笔墨，在具体事实上很简略，不足以充分体现出《尔雅》的求实宗旨。如今臣下我总括天下的大学问，区分条列它们的宏纲细目，命名为略，共二十略，有关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学者的全部学问都在这里面了。其中有五略，是汉唐诸儒所听说过的，其余一五略，就是汉唐诸儒所不曾听说过的了。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初秋七月，秦王苻坚发布诏令，大举进攻东晋，居民每平均十名壮丁派出一人当兵。良家子弟年龄在二一岁以下又有才能勇力的，一律拜授羽林郎。诏令中还说:'可以让司马昌明当尚书左仆射，谢安当吏部尚书，桓冲当侍中。从目前形势看，灭晋班师已经为时不远，可以先替他们营建宅第”。应诏前来报到的良家子弟多达三万余名，于是委派秦州主簿赵盛之担任少年都统。此时，朝中大臣都不愿意苻坚伐晋，唯独慕容垂、姚苌以及良家子弟怂恿出兵。阳平公苻融向苻坚进谏说:“鲜卑和羌人，本来都是我们的仇敌，常想突然发生变乱，来实现复国的夙愿。他们所陈奏的计策谋划，怎么能够听从呢?良家少年都是富饶子弟，不熟悉军事，随便说出阿谀奉承的言词来迎合陛下您的心意。如今陛下听信并且采用，轻率地就实施伐晋这样的大事，臣下我恐怕大功既不会告成，还会带来后患，到时候悔恨也来不及了。'苻坚拒不接受。
八月初二这一天，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督率张蚝，慕容垂等部步兵、骑兵二一五万作先锋，任命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指挥益州、梁州各项军务。苻坚对姚苌说:“过去我就是凭借龙骧将军建立帝业的，这个职衔从未轻易授予过别人，爱卿你要奋勉啊!'左将军穿冲插话道:“帝王决不能说玩笑话，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啊!'苻坚默不做声。
慕容楷、慕容绍对慕容垂说:“秦主骄傲狂妄已经到了极点，叔父您建立复国大业，就在此行了!'慕容垂回答说:“对!除去你们，还能有谁与我完成这件大事呢!'
初八这一天，苻坚兵发长安，全副武装的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军旗战鼓连接相望，前后长达数千里。九月，苻坚驾到项城，凉州兵马才刚刚到达咸阳，蜀汉军队正顺长江往下游进发，幽冀兵马抵达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运粮船多达近万艘。阳平公苻融率领的三十万前锋部队，先期来到颍口。
东晋朝廷下诏，命令尚书仆射谢石担任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徐兖二州刺史谢玄担任前锋都督，会同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官兵共八万人抵抗秦军，派遣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援助寿阳。谢琰，是谢安的儿子。
这时秦军军威大盛，建康城中震惊恐惧。谢玄入内向谢安询问对策。谢安平静得很，回答说:“已经另有诏旨。”随后便一言不发了。谢玄不敢再问，于是让张玄第二次请示。谢安就命令备马驱车到城外别墅出游去，一时间亲朋好友会聚一堂，谢安和谢玄下围棋赌别墅。谢安棋艺平素低于谢玄，这天谢玄心中害怕秦兵压境，就是不让一个棋子也没取胜。谢安随后就去登山游赏，到夜晚才返回。桓冲深深忧虑京师的安危，派遣精兵锐卒三千人来保卫京师。谢安坚决不接纳，回覆桓冲说:“朝廷部署已经确定，京城军队够用，西部战线应当留兵加强防卫。'桓冲对僚属叹息道:“谢安石有做宰相的器度、却不精通当将帅的谋略。如今大敌马上就要到来，却还整天忙着游玩玄谈，委派几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小子抵拒秦军，兵力又少又弱，看来天下事结局如何已见分晓了，我们恐怕要当亡国奴了吧!'
晋孝武帝任用司马道子担当录尚书六条事这项要职。
冬季十月，前秦阳平公苻融等人攻打寿阳，一八日占领该城，活捉了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苻融任命手下参军河南人氏郭褒当淮阳太守。慕容垂也攻克郧城。胡彬闻知寿阳失陷，退兵保守硖石，苻融又来进攻。前秦卫将军梁成等人率兵五万驻扎在洛涧，在淮水上设置栅栏等障碍物来阻止东部晋军主力。谢石、谢玄等人便在距离洛涧二一五里的地方安营，由于惧怕梁成，不敢挺进。胡彬粮草已尽，暗地派信使报告谢石等人说:“现在敌军很强盛，我部粮草又断绝了，恐怕不能再见到咱们的大部队了。'秦军截获了信使，送到阳平公苻融帐下。苻融派人飞马前去禀告苻坚说:“敌军人少，容易擒获，只怕他们逃走遁去，应火速围攻他们!'苻坚于是把大军留驻在项城，率领轻骑兵八千人，兼程赶赴寿阳与苻融会合。并派遣尚书朱序前去劝说谢石等人，指出:“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不如趁早投降。'朱序私下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百万大兵全部开到，确实难与为敌。现在趁各路兵马尚未会集，应该迅速出击。倘若击败对方的前锋部队，那么，秦军就已经丧失锐气了。可以随即粉碎他们。'谢石得知苻坚身在寿阳，一分害怕，想用固守不战来拖垮秦军。谢琰劝说谢石采纳朱序的建议。一一月，谢玄派遣广陵相刘牢之率领精兵五千直扑洛涧，还差一里到达，梁成已经依凭山涧摆好阵势在等待着晋兵。刘牢之一直向前开进，强渡洛水，进攻梁成，大败秦军，杀死了梁成以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派兵力截住奏军撤退的渡口，致使奏军步兵和骑兵全面崩溃，争着跳入淮水逃命，士卒淹死的约有一万五千人，并活捉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全部缴获了对方的器械粮草。于是谢石等路主力部队，从水路陆路随即推进。秦王苻坚和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头察看，只见晋军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齐整，以为都是晋兵，回过头来对苻融说:'这也是劲敌呀!怎能说是弱小呢?”说完显出失意的样子，脸上开始露出畏惧的神色。
秦兵紧靠淝水西岸摆下阵势，晋军不能渡过河。谢玄派遣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您孤军深入，却临水设阵，这是相持对垒的打法，不是想速战速决呀!如果您移动阵势，稍微撤几步，让晋兵渡过河，来一决胜负，不也很好嘛!”前秦众将都嚷叫说:“我军人多，对方人少，不如就这样堵住他们，使他们过不来，可以万无一失。'苻坚说:“只率兵稍略后撤几步，让晋军一半人马上岸，我们再用精锐骑兵紧压冲杀，就没有不胜利的了!”苻融也认为正确，于是指挥部队往后退。秦军一往后退，就不能再停下了。谢玄、谢琰、桓伊等人趁势率兵渡河，紧紧追杀。苻融勒马来回奔驰，巡视战阵，企图制止住那些退却的士兵，但马倒人翻，被晋兵杀死，秦军于是崩溃。谢玄笔人乖胜追击-一直追到言冈。秦军大败，自相践踏而死的人，遮蔽了原野，堵塞了河流。那些奔逃的人听到刮风声、鹤叫声，都以为是晋兵即刻就要追来，白天黑夜都不敢止息，在草从中赶路，在露天下歇脚，加上饥饿寒冻，死去的约占十分之七、八。当初，秦军稍往后撤时，朱序在阵后呼喊到:“秦兵大败了!'众人随即没命地奔逃。朱序随即和张天锡、徐天喜都伺机返归东晋。晋军缴获了秦王苻坚所乘坐的云母车。又夺回寿阳，活捉了前秦淮南太守郭褒。
苻坚身中飞来的乱箭，一行人单独逃到淮北，饥饿异常。当地居民有来进献水泡饭，猪腿肉的。苻坚吃下去，赏赐绢帛十匹，丝绵十斤。送饭人辞谢说:“陛下对安乐感到厌倦痛苦，自取危难。臣民我如同陛下的儿子，陛下如同臣民我的父亲，哪里有儿子奉养父亲却求取回报的呢!”说着连看都没看一眼就离去了。苻坚对张夫人说:“我今后还有什么脸面来治理天下呢!”说罢泪流满面。这时，秦军各路兵马全都溃散，只有慕容垂统领的三万人马未受损失。苻坚带领一千多名骑兵奔赴该军。世子慕容宝对慕容垂说:“燕国被秦灭亡了，天命和人心都寄托在您的身上。只不过时机未到，所以您才隐身匿迹，收藏起真意罢了。如今秦主兵败，委身于我们，这是上天借给我们良机来恢复燕国的国祚呀!此事时不可失，愿您不要因为顾念秦主的小恩小惠而忘记了复国的重任。'慕容垂说:“你说的完全对。但他一片真心，把性命都交付给我们了，怎么能够害他呢?上天如果抛弃了秦国，不担心它不灭亡。还不如暂且保护秦主的危难来报答他的恩惠，慢慢等待秦国内乱再消灭它，既不辜负秦主平素对我们的一片心意。又能够凭借德义夺取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说:“秦国强大时吞并燕国，秦国衰败时燕国消灭它，这是报仇雪耻，不是辜负秦主的平素心意。兄长你为什么获得却不取。甘愿放弃数万乒马拱手献给他人呢?”慕容垂说:“我过去被太傅慕容评所不容，无处安身，到秦国逃避死亡的威胁，秦主按国士来对待我，恩礼备至。后来又被王猛所陷害，没有办法自我说明真相，秦主偏偏能够明辨是非，这种厚恩怎能忘记呢?如果氐人的气运一定会走到尽头，我就应当怀柔抚揖关东地区，来恢复祖先的功业而已。关西风会，不是我能掌握的。”冠军行参军赵秋说:“明公您理应继承恢复燕国的国祚，这在图谶上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如今天机已到，还等待什么?如果杀掉秦主，占据邺都，像擂鼓进军那样西下，三秦也不就注定归苻氏所有呀!'慕容垂的亲属党羽大多奉劝慕容垂杀掉秦主，慕容垂都不采纳，把兵马全部交给苻坚指挥。平南将军慕容暐驻守在郧城，听说苻坚惨败，就丢下众人逃跑而去，来到了荥阳。慕容德又劝说慕容暐起兵恢复燕国国祚，慕容暐也没有听从。
谢安得到驿书，知道秦兵已经溃败，当时正与客人下围棋，阅后顺手把驿书合起来放在小桌上，一点喜悦的神色也没流露，仍旧只管下围棋。客人询问驿书内容，他徐徐回答说:“小儿辈已经击破贼兵。”下完棋返回内室，跨过门坎时，竟未感觉到屐齿已被碰断了。
从过去到现在关于理学方面的专著，前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近有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二书罗列各家学说很完备，但陶望龄在给焦竑的书信中说:“周汝登自己认为身居山麓江畔，见闻狭窄孤陋，曾经希望广泛搜集书面资料和口头资料，增补所遗漏的部分，不敢就说这本书已经是定型的著作了。'况且各个理学家自己有自己的宗旨，而周汝登持守发挥禅宗学说，搅和金银铜铁铸成一器，这是周汝登本人的宗旨，不是各个理学家的宗旨啊。孙奇逢混杂收录，不做进一步的审察区分，书中评判注解所涉及的地方，不一定就抓住了各家学说的要领，而他的所见所闻也如同周汝登一样。研习者观看我这本书， 然后会知道周汝登、孙奇峰两家的疏漏简略。
大抵某个人的学说具有宗旨，是这个人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研习者研习这些学说得以入门的地方。世界上的道理无穷无尽。如果不用一两个基本概念来限定，怎么能统括那些无穷的道理而使它掌握在我手中!所以宣讲个人学说却无宗旨，即使具有独到见解，也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丝呀。研习者不能抓住这些人学说的宗旨，即使阅读他的著作，也像张骞首次来到大夏，摸不清月氏对西汉的真实意图。我这部《明儒学案》，区分各家学说的宗旨，像拿灯照影一样。杜牧曾说过:弹丸在方盘中滚动.横着滚、斜着滚、转着滚、直着滚，滚到哪里停住了，不能全部猜得到，但肯定可以知道的是，弹丸不能滚到方盘外面去。宗旨大概也像这样罢了。
我曾说过，明朝的文章和业绩，都赶不上前代。唯独在理学方面，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细枝末节，全都辨别得清清楚楚，的确能阐发出先儒所未曾阐发出的东西。二程、朱熹排斥佛教，虽然说法很多，总是停留在表面上，对佛教中越貌似有理而越淆乱经义的那些理论，终究还是指不出来。明儒却在最细微的地方，使佛教连逃遁的影子都没有了。陶望龄也指出过:“如果拿见解来说，当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很大范围内有超过先儒的。”这与我的说法不谋而合。
常常见到编辑先儒语录的人，只是汇聚摘抄好多条，却不知道什么叫作取舍的标准和用意。先儒们一身的思想宗旨不曾经透露出来，怎么能够看出他们的学术总值呢?我这部《明儒学案》，全从先儒的全集中抽取要点、探求宗旨，未曾袭用前人的旧有专著。
儒家学者做学问，和佛教禅宗五派一定要把本派分别上推到青源、南岳不同。孔夫子已经什么都学，周敦颐不靠传授就使理学肇兴，陆九渊没有师承也自成一家。然而在此过程中，从二程到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过数百年之后，还一直奉守本派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所确立的宗旨。这决不是像佛教禅宗那样附会源流才罢休。因而我这部《明儒学案》，依据传授系统，分成各个学派。那些异学突起的人，以及不像异学突起者那样显光的人，统统列入诸儒学案。
做学问的原则是:以各个人独立探讨确有所得为真学问。凡属依傍或因袭他人，照样子画葫芦的，不是随大流的书呆子，就是抄缮经书的行业。我这部《明儒学案》所编列的，既有志向极端化的独立见解，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研习者对于他们的不同之处，正应当注意加以理会，所谓本原相同而分支各异呀!用水知济水，哪里算得上是学问?
胡大时跟随朱熹求学，朱熹让他研读《孟子》。有一天朱熹问胡大时:《孟子》中“至于心就偏偏没有相同之处吗?'这句话是指何而言?胡大时用“所见”二字解答。朱熹认为不对，并且批评他读书粗心大意，不认真思考。胡大时下来后苦苦思考，因而得了病，朱熹这才告诉他。古人对于求学的人，不轻易传授点拨达到这种地步，大概是想让他自有所得呀。即便是佛教，也最忌讳道破真意了，一道破真意，人们就像拿光亮照黑影一样做游戏了。我这部《明儒学案》，不免内容庞杂凌乱，研习者读过后只是增加一些见识，不去研究原著，自有所得，那么我反而因为这部书而对天下后世犯下罪过了。
本书搜罗很广泛，但一个人所见所闻很有限，还有待于继续访求，即便是我曾经看到而又遗失的，如朱布衣的《语录》、韩苑洛、南大吉、穆孔晖、范环诸人的文集，都不曾收采进来，海内肩负学术文化的传播的重任的人，别舍不得指教我。这不是后学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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