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历史时期有着众多的称谓，早期有幽州、蓟城、广阳；辽金元时期有幽都、析津、燕京、中都、大都等称呼，明清称北京、顺天府、京师，又有春明、日下、长安、帝都等别号。这一系列城市名称演变，实际反映了北京在华夏文明体系中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演变。
一
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
“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还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大禹治过水后，他所经行的地方，被称作“禹迹”，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九州之名，先秦典籍中略有不同，《禹贡》九州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与《禹贡》相比，《尔雅》九州没有青州、梁州，而有幽州、营州；《周礼》中没有梁州、徐州，而有幽州、并州；《吕氏春秋》无梁州，而有幽州。今北京地区从九州地域划分上，除《禹贡》九州系统外，一般被划入幽州。《周礼·职方》讲“东北曰幽州”，《吕氏春秋》称“北方为幽州，燕也”，《尔雅·释地》讲“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这一文明体系中，北京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史记》称赞黄帝之孙颛顼教化范围的广阔时描绘：“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可见幽州(幽陵)与交趾都已经到了文明之邦非常边缘的位置，而且幽州文明程度与交趾是并列的。“幽”本身有昏暗、阴暗之意，《尔雅》解释：“幽，微也”。《小尔雅》解释：“幽，冥也。”《释名·释州国》中解释幽州方位与得名由来时讲：“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史记正义》云：“北方幽州，阴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可见，“幽州”在当时人们眼中是寒冷陌生的神秘之地。因此《尚书·舜典》记载舜曾经将共工流放于幽州，以教化北狄。
需要指出的是，幽州在汉代以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泛指，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域。先秦跟北京有关的封国，为燕、蓟两国。周武王灭商后，在今北京地区设置了两处封国：黄帝之后封于蓟，召公爽封于燕。蓟城的位置，在今北京二环西南白云观附近。燕国国都即今琉璃河燕都遗址。燕、蓟得名，均体现了早期地名尚实的特点。燕国“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就是说燕国是因为地处燕山脚下的原野而得名。“蓟”的命名与之类似，《水经注》记载蓟城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当时蓟城西北有一处长满“蓟”这种植物的土丘，因此得名蓟丘，蓟丘附近的这座封国，也随之被命名为蓟国。后来燕强蓟弱，燕国吞并蓟国，于是“以蓟为国”，将燕国国都从琉璃河迁到了蓟城，“幽燕”成为北京地区代称。
秦汉大部分时期以郡作为一级政区，北京称广阳郡。应该也是一种写实的命名方式，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广阳郡正当燕山以南，永定河以北的冲积平原上，“广阳”正是对它所处方位和地貌的写照。汉武帝对各地官员进行监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处监察区。为了突出统治的正统性，在监察区命名上综合了《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尔雅·释地》中不同的九州说法，计有冀、兖、青、徐、扬、荆、豫、益、凉、并、幽十一州，另有交趾、朔方两处，合称十三州部刺史，北京地区仍属幽州管辖。此时“幽州”之名，更多的是想强调其文化上的正统性，以别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东汉以后“州”逐渐取代“郡”成为一级政区通名，此后至隋唐，“幽州”成为北京地区最常使用的一级政区名称，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五代。
二
舆地之中，顺天承运
后唐清泰三年(936)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蓟、云、朔等十六个州(史称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辽太宗发兵协助。两年后辽太宗将幽州定为陪都，与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并列，因其位于辽国疆域南部、地处上京之南，因此称南京幽都府，又因曾为燕国之地，故又称为“燕京”。这是北京首次以“京”命名，代表着北京从文化的边缘区向核心区转变。此后又改名为“南京析津府”，这一命名更是上映天文，《尔雅·释天》：“析木谓之津，萁斗之间汉津也”。古人认为天上的星辰与地上的州郡方国相对应，析木配燕国幽州，成为幽都府改名析津府的根据。
自幽云十六州为辽国占据后，中原王朝失去了燕山天险，直接面临契丹铁骑的威胁。因此，北宋自立国之初便立志收复燕云。宣和四年(1122)与金联合破辽后，金将辽燕京归还给北宋，在政区命名上，北宋政府没有沿用以前的“幽州”之名——这里已不是幽昧之地而是北方的一大都会；“广阳”旧称也被弱化——北宋政府已经有了足够广阔的冲积平原，现在需要的是能够护卫这些平原的屏障。于是“燕山府”应运而生，成为一级政区名称，更多突出了其山河形胜，表达出农耕民族渴望在燕山庇护下免于北方铁骑蹂躏的心理。
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燕山与“燕山府”最终还是没能庇护住颟顸的北宋政权，联金灭辽把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三年以后金重新攻占了燕山府，仍称南京。完颜亮弑熙宗即位后，因上京辟处金朝疆域东北隅且旧贵族势力强大，有了迁都的想法。臣下附和说：“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这里可以看到，在金人眼中，北京已经占据了“天地之中”的位置。迁都诏书中也提到：“眷惟旧京，逖在东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顾此析津之分，实惟舆地之中。”迁都的原因，正在于北京“天地之中”“舆地之中”的位置，同时“燕本列国之名，今为京师，不当以为称号”，因此将这一新的都城命名为“中都”。从这里可以看到人们对北京认识的一种显著转变，它不再是幽昧寒冷的“幽州”，也不是僻处一隅的“南京”，而是“天地之中”的中都。在府的命名上，改析津府为大兴府，则体现了更多的政治期望。
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因为中都残破，于是委派刘秉忠在其东北另建新城，至元九年定国都名为大都，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后，定国号“元”，至元二十年(1283)大都竣工，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所在。大都之宏大，世所罕有。《马可·波罗行纪》称赞它“世界莫能与比”，成为西方人，尤其西方商人向往的地方。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称大都为“汗八里”，是西方人依蒙古人的称呼，“八里”是突厥语“城市”的译音，“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可汗居住之处，这也是北京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一种体现。
1368年8月初，明军攻克大都，随后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取“丧乱既平，既安且宁”寓意，从此燕山天险回到农耕民族手中，“北平”之名不仅寓意了“既安且宁”，也体现了它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特点，皇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镇守于此。靖难之役后，朱棣即皇帝位，改元永乐，将这一龙兴之地升为北京，成为今天“北京”得名之始。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取“顺天承运”之意，与“上应天意”的南京应天府南北呼应，政治属性更为显著。永乐虽然迁都北京，但他一直以遵从祖训作为招揽人心的口号，原来都城南京依然保留。此外，凤阳作为朱元璋老家，被升格为中都，于是明代形成北京、南京与中都三处都城，北京、南京的称呼，与辽代、金代类似，也是以“京”的相对位置命名的。
清朝得天下后，在正式称呼中以“京师”来代替“北京”，称京师顺天府。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办的新型国立大学命名为京师大学堂，是今天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称“京师大学堂”而非“北京大学堂”也证明清朝国都正式名称是京师而不是北京。此外，清朝定鼎伊始就立即废了应天府南京之名，改名为“江宁府”。以发祥地盛京为留都——若继续沿用北京之名，等于承认明之南京仍然存在。由于这种在政治影响上的考虑，于是宁可采用《诗经·大雅》中的“京师”二字来代替北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公羊传》解释京师含义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尽管明朝也用京师，那是以京师为北京的别名。清朝用京师，却是以京师为正式的名称。老百姓仍呼北京、南京，无法改变，官府也只好不闻不问了。
三
衣冠所聚，日下春明
元明清时期北京坐稳了国家都城地位，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从早期被视作幽昧之地的幽州演变成为天子所居的京师、光明所在，衣冠文物汇聚的礼仪之邦。于是众多都城别称也被用来指称北京。与早期“幽州”形成鲜明对比的，首推“日下”。“日下”字面的意思就是“太阳之下”。帝制时代往往将帝王比作太阳——“日为阳精，人君之象”。皇帝所在的都城，由此被称之为“日下”。
以“日下”来代指都城，源于西晋大才子陆云(字士龙)与荀隐(字鸣鹤)之间的一段轶事。《世说新语》记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士龙、鸣鹤分别是二人的表字。“云从龙，风从虎”，所以陆士龙自称“云间陆士龙”。陆云是吴郡华亭人，由于这一段对话，吴郡得到一个雅称“云间”——这成为今上海松江的别称。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故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日下”从此成为都城的别称。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的名句。不过这时的“日下”，指代的已经不是洛阳，而是当时的都城长安。元代，张可久所作元散曲有“逐名利长安日下，望乡关倦客天涯，孤雁南来倍思家”之句，这时的“长安日下”指代的则是当时的都城大都。
清代有两部记载北京都城典故的名著，也是以“日下”为京城代称。一部是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著的《日下旧闻》，记载北京掌故史迹，上自远古，下至明末，包含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之布局、宫殿、街道、坊市、城门、寺庙、名胜古迹等沿革兴衰。另一部为《日下旧闻考》，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下在《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增补、考证而成，是清代以前有关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苑囿、名胜古迹等较为完善的资料书。乾隆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万世，知皇都闳丽，信而有征，用以广见闻而公研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它：“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
明清时期“春明”也是北京别称之一。“春明”作为都城的表述方式，起源于唐代。古人认为东方主春，故当时都城长安的正东门，命名为春明门，门内春明门街直通东市、皇城，是来往进出京城的要道，被视为唐长安城“东中门”或“东正门”。进京的官员和入唐使节到尚书省及鸿胪寺，就要过春明门。唐末黄巢率领农民军攻克长安，即从春明门进入皇宫：“(黄巢)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由于春明门占据进城要道，是诸多行人进京的第一印象，后人遂以“春明”作为都城别称，唐代诗人王建《寄广文张博士》有“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诗句，即用春明门代指都城长安。明清北京成为国都后，也被称为“春明”。明末清初孙承泽著有《春明梦馀录》，分类记述了明代北京的建置、形胜、城池、宫阙、坛庙、官署、名迹、寺庙、陵园等，是研究明代制度及城市掌故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清代文人梁章巨的《北东园日记诗》中有“三年皮骨走峥嵘，梦到春明身已轻”诗句。吴祖修《书梅村诗后》诗句“梦回龙尾醒犹残，重入春明兴转阑”中的“春明”，均是用来指代都城北京。
此外，“长安”由于建都时间早，使用时间长，因此在很多诗文中成为都城的别称，在元代以后也成为北京的代称。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存在以长安指代都城的诗文，南朝谢跳《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有“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诗句，实际所望的，是当时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北宋政府以汴梁(今开封)为都城。不少诗文中以“长安”代指汴京。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两人到汴京参加科举，被录为同科进士及第，传为佳话。熙宁年间苏轼任杭州通判，兄弟苏辙在济南为官，相隔千里。熙宁七年(1074)苏轼回忆18年前兄弟两人同中进士的往事，写下名作《沁园春·孤馆灯青》：“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即指嘉祐年间兄弟二人同到汴京赴举之事。
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不少诗词用“长安”来代指北京。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朝勋贵或逃或降，祖宗基业弃之不顾。东林文人侯方域写诗讽刺“甲申长安勋贵人，不忆列宗与二祖”。“甲申”年即崇祯十七年，“长安”代指明都北京，“二祖”“列宗”，指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宗以下诸帝王。诗人吴梅村《圆圆曲》中有“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之句。“蚁贼”这里指李自成军。长安即代指明都城北京。又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天寿山·其一》描写：“燕山连紫塞，千里抱长安”，此处“长安”，指的也是都城北京。除“日下”外，都城的其他众多别称，如“帝都”“天阙”“神京”“玉京”“辇下”等，也在文人们的诗词歌赋中被用来指代北京。
民国北伐以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于是1928年6月20日国民政府又将北京改名，恢复明初称呼，称为“北平市”。这一名称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提议改用的。北伐战争后，陈立夫曾在南京办了一份《京报》。这份民间报纸很敢说话，销路很好，其销出的份数比《中央日报》还多。有一天，陈立夫忽然想到首都既决定在南京，北京这一名称应更改，以免残余军阀再图在那里起野心设政府。于是他让《京报》罗时实执笔，写下了《正名之重要》一文，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国民政府于是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其实，陈立夫只是出于政治考虑，恢复使用了明初的北平名号。卢沟桥事变后，日伪政府于1937年10月12日又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华北伪政权的中心。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政府再次将北京改为北平。一字之差，凸显了地名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由此开启了北京都城时代新的一页。
作者：王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