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1068）七月，苏轼与苏辙兄弟在老家服丧期满。两人将照看坟茔等家事委托给亲朋，便启程上京了。苏轼当时还意识不到，此行竟成与故乡的永别了！往后，无论他怎样心驰神往，始终未能重晤他那可爱的故乡。两人先到成都，然后经过剑门关，踏上蜀道。翻越秦岭，到达长安时，正逢春节。到了熙宁二年（1069）二月，兄弟二人抵达汴京。
与早先他们离开京城时相比，这时宋朝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赏识他们之旧臣名宿早就风流云散。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病故。虚岁20岁的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神宗年轻气盛，正打算大干一番呢！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建立专门的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实行“变法”。
《清平乐》剧照，宋仁宗
为什么要变法呢？原因说穿了就是四个字，“积贫积弱”。宋仁宗的晚年，宋朝开国已有一百年左右，朝廷收入减少，又要承担养兵、养官和“岁币”的负担。农民在朝廷、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下，生活也越来越困苦。庆历三到八年（1043—1048），中原和河北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成为不祥的信号。统治阶级中头脑清醒的人士对此忧心忡忡。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虽告失败，“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的诉求却成了社会的风尚。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上万言书要求变法，说如果不进行变法，有发生汉末黄巾、唐末黄巢这样农民大起义的危险。
“万言书”之后十年，王安石终于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宋神宗对王安石“一切委听”，“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在皇帝的支持下，熙宁初年的王安石真是意气风发，对清除积弊、减轻剥削、富国强兵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从熙宁二年到六年（1069—1073），他陆续推行的新法，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等。这么许多新法，在短短五年中间推行出来，没有争议倒是奇怪的事情。所以有风波、有争议恐怕才是正常的。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法大潮中，苏轼又是什么立场呢？其父苏洵在世时，极度厌恶王安石，据说还专门写了那篇著名的《辨奸论》，骂王安石是穿乞丐衣，吃猪狗食，天天黑着脸还敢妄称读书人。作为苏洵一手培养起来的爱子，苏轼对王安石这位变法主事者的态度不受影响绝无可能。
但另一方面，苏轼本人，又是以改革派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的。他早年所写的《制策》《思治论》等论文，针对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提出一系列改革政见，体现出一种要求“涤荡振刷”的锐气。当他步入仕途进一步接触实际以后，更加坚信必须实行大胆的改革。实际上，苏轼与王安石强烈不满现实，要求尽快实行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两人都认为，国家目前的和平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只是一种苟且偷安，其中酝酿着严重危机，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积弊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一致希望通过全面深入的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正因如此，后来南宋的朱熹老夫子才会说，王安石所要改变的东西，当初苏轼也同样想要改变。苏轼的弟弟苏辙甚至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做事，这无疑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对“变法”的态度。
但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之间，又存在微妙的差异。最明显的一点是，仁宗时期，国用不足已成为当政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通过理财扩大国库收入。筹划新法的机关不用别的名称而称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指度支（财政）、户部、盐铁，都是理财的部门。王安石的用意是很明白的。
《清平乐》中苏轼形象
反观苏轼虽然也曾提出“丰财”的主张，但令他担忧的是，在上者充裕国库的要求，易置民众利益于不顾，偏向于剥民兴利，导致苛政。而在苏轼看来，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已经很沉重，无法承受朝廷增加税收的压力了。他心目中施行仁政最重要，也是最实际的措施就是轻徭薄赋。熙宁二年，苏轼一度当过开封府推官，“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这年十二月，宋神宗下令开封府减价购买四千盏浙灯，苏轼对此强烈反对，还特意上了《谏买浙灯状》。在他看来，官方压价收购宫灯，是与以此为生的制灯之民争毫末之利，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计；更何况宫灯对于宫廷之人而言，不过耳目之玩，本来花钱购买就没有太大的必要，而为了满足宫廷玩赏去侵占灯民应得之利，这就更没有道理了，因此他建议取缔这种减价强买之举。还好，神宗接受了苏轼的建议，买灯之事即行罢止。此事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新法”的，但已经表明了苏轼主张尽量节省朝廷不必要开支的态度，特别是反对“官”与“民”争利的行为。这自然决定了苏轼或迟或早是要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彻底分道扬镳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