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论文》的价值

“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论文》是针对如何正确学习古人而提出的一篇文论著作，为明末公安“三袁”中的长兄袁宗道所作。从题目来看，《论文》应该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有着广阔的内涵，精深的内容和透彻的说理；然而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论文》并没有提出重大的理论创见，无法成为一篇举足轻重的论著，更不可能跟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并提而浩然屹立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成为后人推崇倍至的典范。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小视《论文》，忽视它对古代文学理论的丰富，对古代文论史得以延绵不断地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哪怕是对这种作用认识不充分也是有愧于历史的。毕竟《论文》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引导当时文风脱离前后七子拟古不化的风潮、重新步入正轨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而且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即使是在现在，也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论文》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文坛盟主李梦阳，它的问世，标志着公安三袁向复古模拟之风正式宣战，也标志着煊赫一时的公安派开始形成。
    《论文》分为上、下两篇，共计1300字左右，是两篇不长的小文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相互照应，可以称为姊妹篇的典范。上下两篇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如何在复古的问题上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真正美文。上篇着重阐述“辞达”，论述的是语言上、表达上的问题；下篇重点阐述“有识”，论述的是内容上、思想上的问题。上篇是破，反对拟古之风；下篇是立，主张有“识”有“意”才能创作出好的文章来。上篇是说“辞”要表达作者的“意”，有“识”决定；下篇是说作者的“意”和“识”能够创造出真正的“辞”。总的说来，上下两篇共同阐发了这样一个主题：作者的思想和见解，文章的内容和主题才是重点，表达上的词句和形式是相对次要的东西，继承古人的遗产时要注意区分轻重，不能拟古不化。
   袁宗道（字伯修，号石浦，1560－1600）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较有深度的观点，很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袁宗道认为“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提出了因时而变的文学进化论，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文学自身的发展。这是针对当时复古派后不如前、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学退化思想的反驳，是对前后七子盲目复古、拟古创作的否定。李梦阳认为“汉后无文，唐后无诗”（《列朝诗集小传·李梦阳副使》）；李攀龙也鼓吹“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复古派将汉后文、唐后诗贬得一钱不值，而袁宗道却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都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不能厚古薄今。伯修提出这个观点是很有胆识的，它将批判的矛头公然对准了以李梦阳为首的前后七子，不仅否定了王世贞的“东京之文弱”、“六朝之文浮”、“唐之文庸”、“宋之文陋”、“元无文”（《艺苑卮言》）的论述，更重要的是，撇开事件本身，它阐释了文因时变的进化论观点，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提供了规律性的总结。
   既然文学是不断进化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那明代同样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特点，而不能照搬古人的成果，否则明代就失去了它所存在的必要和意义。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文苑传》），认为秦汉文、盛唐诗才是最好的，已经给时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文人只需模仿他们就能写出流传千古的佳作。袁宗道对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论断，同时佐以信服的论据，“左氏去古不远，然《传》中子句，未尝肖《书》也；司马去左氏亦不远，然《史记》句字，亦未尝肖在《左》也。至于今日，逆数前汉，不知几千年远矣。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像《左传》、《史记》这样的巨著都不是模仿而来的，而今人却打算通过模拟它们来写出好的作品来，不是很愚蠢的想法吗？伯修还提到，历史上有名的文人从来都没有刻意拟古的想法和创作，而今人却想“挦扯古文，奄为己有”，同样是大错特错的荒谬行为。“空同不知，篇篇模拟”，自然不会写出好的文章来。
   需要指出的是，袁宗道在评判李梦阳的诗文创作时，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采取辨正的观点，既批判了他复古中的错误思想，同时也看到了他的可取的一面。袁宗道本来是以李梦阳的对立面性质站出来的，却仍然可以冷静地看到对面的可采之处，这是很难能可贵的。“空同诸文，尚多己意，经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衔，俱用时制。”这种评说是很有道理的。李梦阳的《代劾宦官状书》、《答黄子书》、《与何子书》、《答周子书》等作品，都不是简单的拟古之作，其中包涵了一定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真实感情的。而且，李梦阳也曾在《驳何氏论文书》中鲜明地提出“以我之情，述今之事”，他的《游庐山记》就是一篇很不错的游记文章。所以，袁宗道所作的论述并非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就事论事，为的是有益于文章，而不是搞人身攻击。这也是《论文》为人称道的一个因素。
   袁宗道的《论文》理论主要是针对李梦阳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他们将李梦阳复古理论中的错误部分发挥到极端，“后之文人，遂视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不知空同模拟，自一人创之，犹不甚可厌。迨其后以一传百，以讹益讹，愈趋愈下，不足观矣。”正是后人这种极端的仿古、拟古之风，将为文之道引入歧途，这也正是袁宗道作《论文》的动因之一。而“后之文人”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李攀龙，他将这种刻意拟古的理论推向了极至。在李攀龙看来，文章要“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这就背离了他挽救明代文学危机的原意,使文学又陷入了另一个歧途。
   前面已经提到过，袁宗道并不反对复古，他跟七子的区别主要在于复古的方法上。伯修认为，复古的目的并不是复古本身，而是通过复古，学习古人的精华，为我所用，并有所创新，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从而写出好的文章来。伯修在《论文》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复古未尝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事，前人的成果值得而且应当为我们所继承和发展。只是前后七子的做法太过了，以至于到后来发展为专门吸收古人的糟粕，将古人的奇奥之词奉若经典。而韩柳的古文运动则恰恰相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袁宗道在《论文》中所阐释的一些思想观点及其目的和实践，也与韩愈相类似，从这种意义上说，袁宗道的理论和言行也未尝不是一种“复古”，他们都是利用了古人的写真情实感，区别只是一个反对浮靡之风，一个批判奇奥之辞。
   其次，在阐明了如何正确看待前人作品之后，袁宗道又引入了如何正确继承古人精华、古为今用、从而写出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的话题。上篇中伯修借孔子“辞达而已”之语，将“达不达”看作“文不文之辨”。所以，学习古文，应该将重点放在“辞达”上，而不是古人的遣词造句上。“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这里的“意”即李攀龙的“理”，“字句”也就是李攀龙的“辞”，因此，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对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观点的根本否定。
   袁伯修在《论文》中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意”、“理”在为文创作中的重要性。他还说“理充于腹，而文随之”，所以学古要学本，而不是学标，要“从学生理，从理生文”，“理”是为文的第一要义，这才是学古的所在，全文收尾于此，主旨已现，恰到好处。有了这层阐述，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拟古之风“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文章是用来书写自己思想的，胸中既然无识，而又勉强为诗，那当然只好求救于老祖宗，字模句仿，以至于“抹去古语陈句，几不免于曳白”，对古人作品的刻意模拟，以此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和无知，正是时人“无识”的表现。
   有“识”才有写文章的必要性，才有写出好文章的可能性。《论文》倡导写自己的真实情感，“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而当时的诸生，却像戏场中人，强笑强哭，假借模拟，无一丝真情实感。既然没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要为文好了，这也没什么，可是书生却出于功利的目的勉强为文，伯修说他们“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溺，盗窃遗矢”，真是痛快淋漓。
   袁宗道在《论文》中提出的“意”、“理、“识”等概念，大体上就等于现在所说的内容。在诗文创作的实践中，以袁宗道为代表的三袁兄弟创作了大量表达自己感情的诗文、游记，可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对打击前后七子、扫除拟古之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袁宗道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将《论文》中多次阐发的“内容”片面地理解为作者的感情，而忽视了文章文以载道的社会功用，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三袁的诗文多为山水小品，表现自己的闲情逸致，这无形之中就将文章变成了一种摆设，成为文人消遣的一种娱乐方式。袁宏道也坦白承认自己“诗中无一忧民字”。缺乏深厚的社会意义，格局不大，后来更趋向于追求生活中的情趣，玩物丧志，没有创作出与《论文》说阐发的理论相称的诗文，导致《论文》空有理论，而无实践支撑，这也是袁宗道的复古运动不能取得像韩柳古文运动那样的成就的原因之一，也是《论文》无法跟《文赋》、《文心雕龙》相并提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文》所阐释的很多问题在此之前都或多或少地被提出或论述过，比如文字如何真正表达自己的内心的话题，诗言志，诗缘情等，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论文》有意无意之间对前人的这些思想都有所继承和发展，而这些思想大都始于或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论文》可以看作是对魏晋时期文论思想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三袁大量的山水小品游记作品创作，气质上追求类似于魏晋风度的那种高雅、闲适，加之他们所倡导的性灵说也源自刘勰钟嵘等人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从三袁身上感觉到比较明显的魏晋格调。鉴于围绕明代复古问题所产生的秦汉派、唐宋派，都是以自己推崇的朝代命名，我们或许可以将后人约定俗成的“公安派”改称为“魏晋派”。当然上面罗列的因素只是为我的这种想法提供了一点例证，事实上这种改称的想法会有很多困难，最大的就是三袁他们自己就很少明确说明自己对魏晋的学习和推崇，所以，即使将公安派称为魏晋派也只是外人的一种一厢情愿而已。这只是我的一个有点幼稚的想法，如前所述，这种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不是很大。
   以上便是我们从《论文》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其中对为文之道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当然袁宗道的《论文》中所论述的问题不止上面这几点，它有着较广阔的内涵，提出了“心－口舌－文章”的文章程式，发展眼光看古今文章，正确继承古人文学遗产，学古贵辞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学问－意见－言语”，为文重在真情流露，写真性情，不要勉强为文，无识是拟古的根本原因，等等内容，而且论述也相当简洁、深刻，《论文》本身就是一篇美文。《论文》所论述的诸多问题都是很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所以，在整个文论史上，袁宗道的《论文》虽然无法跟《文赋》、《文心雕龙》相媲美，但是，它仍然包涵了比较丰富的内容、先进的理论，深刻的论证，从《论文》本身来看，它仍然是一篇很重要的论著。
   我们评价一篇文论的地位，不仅要看它所创造的理论本身的价值，还要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有些今天看似简单的理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显得难能可贵。《论文》就是这样的。袁宗道创作《论文》之时，文坛上充满了浓烈的拟古气氛，大家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够更好的复古，自己的作品更像古人。当时的文坛盟主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馍，而独守尺寸”、“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李攀龙也是“聱牙戟口”，在两位领袖的带动下，整个社会一片拟古之气，“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察之，一腐套耳”。然而，“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袁宗道的《论文》便是对当时文坛霸主的蔑视，也是对当时腐败文风的宣战，这是很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受时代的约束，文坛上很少有否定拟古之声的背景下，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批判拟古之风的《论文》，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所以说，“性温而真”的袁宗道能够写出《论文》，充当向世俗发难的先驱，这是非常令人佩服的。这足以让我们对《论文》多一份敬意。所以说，时代的因素限制了《论文》提出更深刻更宏大的理论体系，注定只能先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不断完善。这条道路也为文学史后来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而这个缺口一旦打开便一发而不可收，原先虽然对王、李拟古主张颇有微词却没有相袁宗道那样的勇气站出来反对的人都迅速声援袁宗道，沿着《论文》所提出的话题深入下去，从而不断丰富了《论文》所树立起来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刻意拟古风气，将文人的注意力逐渐引入到为文的正轨上来。在这场学术与思想的论争中，《论文》所作出的贡献，与其说是反对派的核心力量，不如说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它主要是重新提出注重内容等为文之道，引起时人和后生的关注，走出拟古之泥潭；至于这个思想体系的完善，则需要众多文人的合力打造，尤其是二弟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理论和大量成功的诗文创作，这也使得他成为后来的主将和核心。主将的贡献固然不容忽视，然而启蒙者的角色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和敬佩。《论文》很好地发挥了这种启蒙的作用，对扫除当时刻意拟古之恶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评说袁宗道，“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当时对拟古反感的有识之士基本上都对公安派抱有同情之心，也可以这么说，正个反对拟古的运动都是“自伯修发之”。
   袁宗道的《论文》不仅对扭转当时的文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当时来看，便是前面提到的，《论文》竖起了一面旗帜，将一批持有相似主张的文人汇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和为文赋诗，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公安派。他们的主将理所当然地是袁宏道，然而《论文》的倡导和发起作用也不容置疑。而且，袁宏道几袁宗道也都深受哥哥袁宗道的影响，正是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之下才走上性情为文这条道路的。《论文》中所论述的问题极为二弟三弟重视，他们认真研究和思考，并且不断发展创新，公安派后来的很多论述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论文》中找到渊源。尤其是袁宏道倡言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哥哥《论文》中“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论述的抽象与理论化。而这也为后来的竟陵派所沿用。这样一直推演下去，清初袁枚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总结而创造出的“性灵说”，同样不能排除《论文》的影响。关于抒发个人真性情的论述只是《论文》的贡献之一，除此之外，《论文》还提出了许多思想，无论是对文学史还是对后世之人都产生了不小的作用。所以说，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论文》的旨向，就会发现其中的耐人寻味之处很是不少。
   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看现实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论文》都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按理说，应该有很多人围绕着《论文》搞研究、发文章才对，然而事实却并不如人愿。为什么呢？我想大概除了它篇幅较短，字数较少，无法充分展开、进行透彻的说理和信服的论证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首先，明朝在历史上的位置使得它只能充当一个多产却相对平庸的时代。明代以前，中国已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先秦、秦、汉、唐、宋，等时期都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文章样式，而且将所有普通的文学体裁和取材范围基本上都挖掘出来了，使得后人很少有用武之地。汉避先秦而创大赋，唐避汉而创诗，宋避唐而创词，元避宋创曲，那宋避元又可以创什么呢？可以选择的余地已经很少了。这就使得明代文人只能沿着古人的路子走，不可能再有重大的文学创新，而且古代灿烂多样的文化都值得继承和发展，可是明代文人要想超越前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这便注定了明朝只能是多产却又比较平庸的命运。《论文》所树立的的一面旗帜便是这多产中的一产，当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后人研究时与其将精力放在《论文》上，还不如去专心研究前代文论。
   其次，就是《论文》在阐释自己的主张时，确实很多观念都来自对前人遗产的继承和发展，袁宗道虽然结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做了新的解释，但是，毕竟根还在古人那里。下面就让我们粗略分析一下。
《论文》上开篇就说“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这说得还是外在的文章与内在的思想之间的矛盾。这早已为前人多次论述。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物－意－文”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创作便是力求构思、酝酿出与外物相称的“意”，并力求以恰当的文辞加以表达。这是很困难的，总感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苏轼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于手者乎？”（《答谢民师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作了另一番表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辞以情发”，提出了“物－情－辞”的说法。此其一。
   其二，袁宗道《论文》中的一些其他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人的借鉴。它的“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继承了“诗缘情”中表达思想感情的一方面，同时又有所发展，加入了自己“率真性情”的理解，写文章要“信意信手写出”；“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其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等论述，若往前看，可以上溯到毛诗序中关于“诗言志”的阐述，稍晚一些时候，陆机在《文赋》中说“瞻万物而思纷”、“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以及“诗缘情而绮靡”，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口。”论述的主题其实都差不多，虽然袁宗道的《论文》更加形象了许多，创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袁宗道在《论文》中提出了好几个观点，对传统有继承关系的也不止这两点，这里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否定继承前人成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起面我还谈到过对这种有别于王、李的复古行为的赞同；我只是认为袁宗道的《论文》顺着前人的路子走，顶多只是将它发展深入，一般不会有理论首创性的意义和成就大。
   当然，除了上面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次要因素，比如政治上的专制，贵族的爱好与提倡，等等，这里不再详细阐述。

   以上便是我对袁宗道《论文》自身的理论价值以及它在文学史、文论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一点认识。从整体上来看，《论文》虽然没有达到《文心雕龙》那样的成就和地位，但它仍然提出了一些有创新性的见解，对纠正当时的拟古文风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对后来文学文论史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袁宗道的《论文》是文学史上不容轻视的一份财产，值得我们认真继承；而我们后人很多都对这篇重要的文章研究不多，对它的意义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所以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还袁宗道的《论文》以正确合理的文学文论史评价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