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谈枕边书

黄霖，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成绩卓著，参与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获首届全国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编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您能概括一下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吗？

黄霖：我认为，中国文论的核心精神是“原人”，即中国文论的基点是立足于“人”。当然，在历史上没有人直接标举“原人”来论文，打出的旗号都是“原道”。但假如对各种牌子的“原道”一作具体分析，其实质还都是原人，故历时数千年，统领各派系的中国文论就是以“人”为中心来构建的。其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 而“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礼记·礼运》）。

这种以人为本原，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可概括成四句话： “文自人”“文似人” “文写人”“文为人”。

“文自人”，中国古代文论中最权威的《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就指出，人是“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学源自人是“自然之道”。

“文似人”，即是将文学看成人一样，是一个充盈生气、活力弥漫，乃至血肉完整的生命实体。如云“文有神，有魂，有魄，有窍，有脉，有筋，有节，有腠理，有骨，有髓”等等。正如钱锺书说的，中国文论的一个特点是“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

“文写人”，这是容易理解的。文学所写无非是人的情、事、理。理，本为美玉的纹理，泛指事物的条理，此指符合人性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

“文为人”，古代的文论，毕竟以儒家的为正统，他们都是正面强调文章是为人所用的。道、释两家追求自然、平和、清静等，实际上也是另一种人之所用。

在思维方法方面，中国文论重在直觉体悟，而不致力于将物象分解，作抽象思辨与逻辑推演。

在表现形态方面，中国文论的特点是即目散评。所谓即目，即写于阅读直觉的当下；所谓散评，即显得并不完整与条贯。这显得零散而杂乱，推理与分析的逻辑不严密；一些概念、范畴等内涵不明确等等。

但是，这种批评大都是评论者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作者的心去作出来的批评，而不是戴着某种理论的眼镜，将文本作为没有生命的标本放在手术台上，去作冷漠的解剖，而其理论也不追求抽象玄乎。因此，中国式的理论批评自有它的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您对《金瓶梅》的研究非常深入，著作等身，能否简单谈谈当下金学研究的现状，您认为自己的金学研究最注重哪些方面?

黄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瓶梅》的研究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一路春风，满树花开。”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迅速地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有关《金瓶梅》的论著之多仅次于《红楼梦》。这使《金瓶梅》在其经典化的道路上势不可挡。这种状况，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之一。

我的本行是批评史，开始王运熙老师命我写小说批评史，因而必须要关注小说创作，这就自然地触碰了《金瓶梅》，所以我研究《金瓶梅》，本是“业余之业余”，但其大量的工作多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尽管主要研究小说批评，但作为一个从古典文学出身的人来说，对《金瓶梅》的版本、作者及成书等一系列属于文献基础方面的问题，都全方位地予以关注。比如就版本而言，目前存世的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三大类中的各种主要版本几乎都在亲睹目验的基础上作了细致的辨析。

我研究批评史与文学史，尚真也尚用。《金瓶梅》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近代化固然值得我们重视，然其被历来论者所揭櫫的无与伦比的认识社会的价值更不容忽视。毛主席说它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郑振铎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离开了这一点，它再有高超的艺术也不过是一部文字美妙的“淫书”罢了。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说它是“中国暴露文学的杰构”，到近年说它是“社会腐败的警世通言”，咬定青山不放松，有人说所见太狭，而我自认为抓住了命脉。

中华读书报：您主张“治学求新异”。能否以《金瓶梅》为例，谈谈您在求新方面的心得？

黄霖：我常对学生说，假如没有一点新的看法，或者新的材料，新的方法，你写一百篇论文也等于零。这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所谓新的看法，有大有小，大到整个学科，整本书，小到一条材料，一句一字。上面说的对于中国批评史的特点，问题就比较大；至于《金瓶梅》方面，第二个问题回答的认识价值，也带有一些全局性的问题。小一点的问题如对于《金瓶梅》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等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看法；再小一点的如某个字的不同、笔划有繁简，都会提出一些新的意见。比如，我在论证一种张评本并非普遍认为是初刻本时，就是注意到关键的《寓意说》中后面多出的227字中有一个“气”字是俗字，与同文前面三个正字不一样。这类例子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要看我的一篇篇论文了。

关于求新，我对学生说过八个字，要“胆大心细，脚勤手快”。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曾一再鼓励我要敢“闯”。我常走在陌生的、崎岖的路上，提出自己的所见所思。读书时小心翼翼，尽力不放过一些细微末节。然其基础是要勤跑图书馆，我的主要成果都是从图书馆里泡出来的。至于“手快”，即及时地将一些新的发见写出来，发出去。

中华读书报：您是读了几遍《金瓶梅》才开始动笔的？关于《金瓶梅》您看得最多书是什么？

黄霖：我的第一篇论文《<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是发表在《复旦学报》1979年第4期上的。当时我刚读过一遍《金瓶梅》的全本，只是在收集材料的阶段，还未想动笔写有关《金瓶梅》的文字。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拿起枕边的一本《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发现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我一口气读完了它，非常佩服朱先生在文革后打响了《金瓶梅》研究的第一枪，但他想回避和抹去《金瓶梅》中的“秽语”来肯定这部小说的做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我感受到了社会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这部小说的迫切性，同时感叹目前人们对这部书的了解太少，于是就翻身起床，查阅了一些资料，第二天即写下了这篇论文，感谢《复旦学报》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这篇即兴之作。

当时的《金瓶梅》研究似无一部专著，在以后4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除了《金瓶梅》之外，我也没有一部关于它的“看得最多的书”，都是用各种各样论著、零零碎碎的材料来完成我的写作的。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您认为哪些书可以作为枕边书？

黄霖：我的枕边书是时有时无，时而书籍时而报刊，并无定规，只是没有一本放在枕边反复阅读的书。我最初的枕边书是在1953年11岁上县城读初中寄宿在学校时，从同学那里零零碎碎地借到了《三国》《水浒》的线装本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可是这些纸色泛黄的旧书，被当时的老师一律斥之为“黄色书”，不能堂而皇之地在教室里阅读，我就在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偷地读这类书。后来被老师发现，革掉了我的“大队长”之职。从此以后，好长时间枕边不放什么书了。大概从文革之后，床边才时或堆些报章杂志和短简散墨型的、能广见闻而稍轻松的书随意翻翻。这类书中，中国的诗话、词话等“话体”之作、各体笔记，以及一些类书，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一些日用类书如《万宝全书》《万用正宗》《五车拔锦》《不求人》等，事及日用百科，内容包罗万象，用的是短言散语，写得也通俗明白，读起来又可随意起讫，睡前翻翻，假如不能增加识见的话，可起催眠之用也未尝不可。

（栏目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