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的闻名于世，首先在于其不同凡俗的政治作为。
他以坚定的“矫世变俗之志”，为清除社会弊端、巩固赵宋政权而大力推行新法；以极大的胆略和魄力、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表现出大无畏斗争精神和极其可贵的进取精神，成为令人尊敬、充满创新精神的政治家。
王安石也是著名文学家，他的诗词、散文创作，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与其政治家身份密切相关，他的文学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入世为政、变革社会之色彩。
王安石出生于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家庭，很早就树立了应举入仕、建功立业的信念。这种抱负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有所记述：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睎。”
诗中追述了自己年少志高、读书为学、树立抱负的情形，渴望建立上古尧世贤臣稷、契那样的功业。据说稷的职责是“教民稼穑”，契的职责是掌管教育，可见他的理想抱负不是成为文学家，而是对社会产生直接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
王安石还拥有极为丰富的学识。这为他的推行变法，提供了强大学理与心理支撑。《宋史》本传说他：
“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
这里的“傅经义”得益于“学”、“出己意”则表现出“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坚定的信心。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众人纷纷何足兢，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知美恶由吾身。”
他的这种自信，来源于坚定的政治信念；而坚定信念的确立，则来源于对现实社会、古往今来的洞察通解。他所拥有的渊博学识，为此提供了绝大的帮助。也可以说，他力求掌握知识的目的，就在于为入仕任职、改革现实服务。
关于“学问”可以“经世务”的问题，王安石也曾与神宗皇帝进行过深入探讨：
“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上以为然。”
通过这段君臣对话可知，从皇帝到大臣们，对王安石的学问是毫不怀疑的，但却认为学问(经术)与“经世务”是两回事。王安石认为“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观点，不但打消了神宗皇帝的疑问，而且也表明了王安石学以致用的一贯思想。
作为以变革现实为己任的政治家，王安石特别强调文学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他在《上人书》中说：
“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
这里的所谓“适用”、“有补于世”，意在强调文章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教化服务，应当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工具。与这种要求相适应，他对当代流行的文章即所谓“近世之文”是非常反感的：
“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
王安石反对这种“襞积故实”、“雕绘语句”的“近世之文”，在内在精神上与欧阳修领导的文坛革新运动是一致的。因此，“适用”之说无论是对于改变当时的不良文风，还是对于进行政治革新，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要求为文“适用”、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理念，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理念、取得成就最高的是议论文。其议论文多系政论，大都与变法直接相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亦称《上皇帝万言书》)是其变法的纲领性文章。
这篇文章作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当时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此前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目睹亲历了种种社会弊端的巨大危害，特别是他在自己职权所及的范围内，经常有意识地用所学知识对照现实问题、进行兴利除弊的实验。
而今，他感到自己的想法已经比较成熟，于是便以“言事书”的形式，全面提出了改革主张。文中分析了造成国家内外交困的主因在于“不知法度”。这个法度并非是指法家的严刑峻法，而是指有“仁心仁闻”泽披百姓的“仁政”，其真实含义是指对百姓搜刮“无度”、国家在用财用人等方面缺少“限度”。
因此，他在“法先王之意”的招牌下提出“改易更革”的主张。他首先谈到了人才问题，特别是如何培养变法人才、考察人才、改革吏治等方面发表了重要意见，接下去对与之相关的学校教育、理财节用、科举考试、法律制度等等方面都一一论及，表现了卓越的政治见识。
这篇万言书规模宏大、结构谨严、中心突出、议论风发，充分展示了王安石的“智、勇、才、识”，是其忧国忧民“仁、德”品性的表现。
与这篇万言书相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作于神宗即位后的第二年(熙宁元年〔1068〕)。当时神宗诏命王安石由江宁(今南京)入对，提出了本朝为何百年来“太平无事”的问题，征求他对政局的看法。王安石当面回答之后，返回家中又将其整理成文呈送神宗。
他先在表面上肯定了自太祖以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称赞仁宗：
“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
但在文章的重点(后半)部分，直接揭露了仁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弊端，希望神宗能透过繁荣的假象，洞察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实行变法，并且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本文不仅结构严密，而且写法委婉巧妙、借题发挥、意在言外，于婉曲之中露出锐利的锋芒。
司马光
《答司马谏议书》，是专为驳斥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而作。司马光此前曾引经据典地攻击新法，王安石开篇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接着他把司马光所写洋洋三千余言攻击新法的信件内容，概括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至天下怨谤”等观点，然后逐一驳斥，辩明了名实。最后指出自己的改革是“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并且强调：“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人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表明了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的立场和决心。这篇文章结构严谨精密，语言简洁犀利，是其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王安石作品
王安石的记体文，一般不以生动描绘、精细刻画见长，而是具有叙议结合、顿挫转折、寓意深远的特点。
如《信州兴造记》重在论述州县官吏要“有学”的道理，否则即使不是贪官污吏，也会由于“救灾补败无方”而给百姓带来损失。
《通州海门兴利记》说明君、吏、民三者必须都有“欲善之心出于至诚”，不可仅仅依靠“法度”驱之。
在《游褒禅山记》中，他借游山阐发了两个深刻的道理：一是要在事业上取得非凡成就，道路是曲折艰难的，只有树立远大志向和坚强毅力，方可达到光辉顶点;若胸无大志、半途而废，则将一事无成。二是继承文化遗产，研究探讨学问，要深入思考、慎重选择，不应妄信。这些警策精辟、富于哲理的观点，既对后人深有启示，也是其人生抱负的展示。
通观王安石的创作，不但议论文与变法、政治密切相关，记游、记事类文章也具有长于议论、说理透辟、联系现实等特征，显示出其政治改革家的身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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