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建立起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开始出现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然而，长城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经常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可见，长城不仅在中国古代边疆社会打上了明显的烙印，而且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但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却成为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众可以跨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条件具备、实力强大时，一般都尽可能地在边疆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但当中原王朝步入中后期，政权逐渐陷入制度烦琐、官僚腐败而导致的低效困局，经济收入被各种权势集团侵占，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流徙，军队战斗力下降，边疆开拓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这时候其往往转而在边疆地区采取防御政策。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是农业政权，即便在条件具备之时，时常也会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转而采取保卫胜利果实的防御立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相当时期，甚至部分王朝在大部分时期，整体上其实处于防御立场。正是为了加强防御，中国古代在陆地边疆尤其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以后，面临海上的挑战，中原王朝在东部沿海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却一直未能主动解决来自边疆的威胁。由之所带来的“反噬效应”反而加剧了中原王朝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最终导致全面的政权危机，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
01、中国古代长城防御体系的立体特征
在防御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族群，在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中国古代之所以修筑长城，是出于战术、财政、政治等多种考虑。
在古代世界，骑兵的出击快速迅捷，因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与机动性，在作战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在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凭借骑兵战术，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大多数时间占据着优势。为了应对北方族群骑兵的冲击，中原王朝不仅要解决步兵如何抵御骑兵的战术问题，而且要面对北族骑兵战略上的声东击西，“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的灵活性所带来的飘忽不定，以及中原军队千里寻敌所带来的粮饷、物资供应问题。在古代社会，交通运输条件较为落后，战争所必需的后勤供应对于财政收入有限的古代政权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负担。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对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与劳动力减少，更显得缺乏耐受力。因此，中原王朝对北方族群的作战，不仅是一项军事问题，还是一项财政问题，最终是一项关系政权全局的政治问题。为此，中原王朝尝试以修建长城加以应对。长城具有五种战术功用，能够有效克服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
第一，长城最外层是连绵的烽火台，守台士兵看到北族骑兵，便可以通过传递烽火、狼烟等形式，将敌情传递给长城沿线军队，使其可以根据来犯敌军的数量、进攻方向，进行有针对性地调动与部署。
第二，烽火台以内是边墙。边墙以一道墙的形式，直接御敌于国门之外，从地形上阻挡了北族骑兵，从而保护了中原王朝统治的“基本盘”，保障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北方族群如果要穿过边墙，势必要挖墙，或者寻找薄弱环节，这样其快捷的机动性便会有所下降。同时，即使北族骑兵挖墙而过，进入长城内后，中原士兵可以再次修补边墙，北族骑兵返回时也容易遭受中原士兵的围追堵截。
第三，长城除边墙外，还包括壕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是一种立体防御体系。中原王朝修筑边墙时，往往从墙外取土，从而在边墙外形成了一道壕堑，相当于城墙的护城河，这增加了北族骑兵越界的难度。由于北部边疆多山，地形不平，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时，往往采取沿河谷而行的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利用河谷的平坦地形，而且马匹可以饮水吃草。同时，中国北方降雨较少，农业种植需要借助河水灌溉，因此中原王朝的农业区也呈现沿河分布的格局。为保护农业区、防御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旁修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等长城设施，在北族骑兵到来时，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层层阻截，机动开展战争，从而弥补了步兵的短处，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骑兵优势。
第四，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不仅修筑长城设施，而且在北族骑兵进犯之时，将附近的民众、牲畜、物资收容进镇城、营堡、城寨、墩台中，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防止人口、物资被北方族群抢掠，实现阻止敌军的战略目的。同时，王朝政府还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在广阔的北部边疆，普遍修建起城堡，不仅最大限度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而且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实现了北部边疆社会的普遍“军事化”，使北方族群进入长城地带后，面临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第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修建墙体并非一道，也不只是横向的，而且有多道纵横的墙体，从而将北部边疆切成一个个包围圈，北族骑兵一旦进入，便很难出去。比如明代榆林南北分别有大边长城、二边长城，西部又与宁夏镇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界墙。
总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通过在广阔的北部边疆，利用有利的地形，构建起立体的长城防御体系：一是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而且将自身步兵的短处充分掩盖起来，在防御中实行局部的进攻，将自身的战术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二是不仅通过坚壁清野，充分保障了边疆民众的生存、经济生产与生活物资，而且破坏了北族骑兵“因粮于敌”的战术和抢掠民众、物资以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三是不仅克服了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保住了自身统治的“基本盘”，而且减少了军事调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开支，有利于自身的社会稳定与政权稳固。概而言之，在解决北方族群问题上，长城是一项具有多种功能且现实有效的军事工程。
02、中国古代关于长城的政治争议与政治取向
但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自其修筑之始，便长期存在，一直伴随长城修筑之始终。对于长城的争议，主要来自军事理念、财政观念与政治文化等层面。
首先，从军事理念而言，长城由于是被动性的军事防御设施，从而不是具有开拓疆土愿望的政权所优先选择的军事方案。在具备一定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还是更为倾向于通过进攻形式，彻底解决军事威胁，开拓边疆，彰显尊严。
其次，修筑长城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劳役民众。主张从“民本”思想出发、节约财政、爱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团对此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中国古代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修筑长城的巨大开支，是每个政权在开展这项工程之前，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大规模修筑长城所带来的赋役征发，不仅有可能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与民众叛乱，从根本上威胁政权的稳固。
最后，中国古代“内政为本”的政治观念，对包括修筑长城在内的所有军事方案，都倾向于发出强烈的政治伦理批判。这种政治观念认为解决好内政问题，是维护政权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的“节用而爱人”，便是这一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
03、长城的“反噬效应”与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长城终究是一项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从而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战争呈现出长期对峙的状态。并且，伴随着防御持续日久，中原王朝军队战斗力逐渐下降，长城防御的实际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长城防御便逐渐陷于被动的态势。这不仅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给长城边疆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最终形成“反噬效应”。
长城边疆所在的地区为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灾害易发的“生态高危区”，是经济方式较为单一、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经济落后区”，是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财政危机区”，同时又是大规模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长期处于“军事化”的“军事风险区”。简单地说，长城边疆在灾荒多发、经济落后、财政匮乏的同时，还长期支撑着大规模战争，从而成为中原王朝地缘政治版图中最为脆弱、风险系数最高的区域社会。在正常条件下，长城边疆社会已经处于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困境，一旦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爆发，长城边疆社会便会迅速崩溃。由于长城边疆社会呈现高度的“军事化”局面，一旦社会崩溃，被武装起来的长城边疆军民便会揭竿而起，他们所拥有的组织性、战斗力都会成为政权的巨大威胁，即形成所谓的“反噬效应”。
关于长城“反噬效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灭亡于长城周边的军民叛乱与清军入侵。在陕西榆林长城防御体系构筑不久的明成化末年，延绥镇已是北疆诸镇中财政最为困窘者。由于榆林长城体系立足于防御，而未主动、彻底解决河套问题，蒙古逐渐南下河套、固定驻牧，对榆林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也使延绥镇的财政危机不断加剧。为建立抵御河套蒙古的长期有效机制，明朝将整个榆林社会发动起来，征召民众进入军队、驿站等军事体系，并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实行自卫，榆林从而形成高度“军事化”的社会。明末陕北发生了大规模的严重旱灾，明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采取了大幅度裁减延绥镇军事体系外围部分的措施，直接导致包括驿卒李自成、士兵张献忠在内的大量榆林居民揭竿而起。李自成等人借助其丰富的军事经验，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最终灭亡了明朝。
而结束明末农民战争、取代明朝的军事力量来自明辽东长城外侧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辽东长城边疆原属明朝的羁縻卫所，这一地缘特征在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确表述。用满文记述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五恨曰：“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于边墙外侧，曾经长期充当明朝抵御更北的女真部落的地缘角色。在第一恨中，其不仅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明朝看边，还与明朝开展朝贡贸易：“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建州女真借助长城外缘的地缘优势，不仅能够长期得到来自明朝的生存物资，还能不断招徕汉人翻越长城，进入东北平原，并融合草原上的汉人。凭借多族群的优势和长期积累，清朝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取代明朝，统一全国。
可见，长城一方面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维护了中原王朝的社会稳定与边疆稳固；但另一方面，长城作为一种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地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守军在长期消极因循中反而呈现战斗力下降的战略劣势，最终在长城边疆社会的“反噬效应”下，政权瓦解。因此，对于长城作用的评价，应放置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多角度地客观分析，从而避免落入单纯肯定或单纯否定的窠臼。
04、作为生态界限而非族群界限的长城
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除了北朝长城、金界壕是北方族群之间的界限之外，其他长城都是汉人与其他族群的界限，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原汉地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但普通民众承担着沉重的赋役，尤其是北部边疆的民众劳役更重，且时常遭受边疆战乱的冲击。为逃离这一困苦的生活环境，北疆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潜逃至草原地带。这一现象西汉时期便已出现，有记载表明，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投奔了匈奴。
而在明代，这一现象愈发严重。例如，明正德时期，给事中毛谏奏：“臣又闻虏中多半汉人，此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而在这一时期，发生在宁夏镇兴武营的一场对话也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命宁夏镇粮食运往甘肃镇，边墙之外的蒙古听到边墙以内不断运输的声音，派遣五名部众前来侦查，而这些部众本为宁夏镇韦州人，只是因为“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才脱离明朝，北入草原。
遁入草原的汉人，聚居于明长城之外，从而形成了大片定居的农业聚落，被称为“板升”。“板升”的规模很大，分布在山西大同以北的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的广阔区域内。他们将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方式改为农牧结合的复合经济方式，从而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方式的转型。
不仅如此，逃至蒙古高原的汉人，还有白莲教徒。这些教徒造反不成，从而有组织、成规模地进入蒙古草原，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从而成为明后期挑动边疆战争的政治势力。“板升”曾为蒙古进攻明朝积极出谋划策，蒙古首领俺答汗每次进攻明朝之前，都要和“板升”首领赵全商议。明嘉靖十六年（1537），山西巡抚韩邦奇曾指出蒙古作战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在他看来，这一变化根源于大量叛逃的明人、明军的出谋划策。“板升”还竭力推广汉人的政治体制。嘉靖后期，俺答汗已自立为蒙古可汗，“板升”集团又进一步鼓动他模仿汉制，登基称帝，而赵全被俺答汗任命为把都儿汗，统治“板升”汉人。“板升”集团不仅拥立俺答汗称帝，而且建议他攻占、统治长城边疆，模仿五代时期石晋故事，建立与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权。
可见，长城一直都不完全是汉人与北方族群的界限。在历史上，汉人与北方族群不断有跨越长城，加入对方族群的行动。这些人越过长城的形式与动机虽有多种，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都是为了摆脱原先的困苦生活。可见，长城所隔开的不是族群，而是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长城内外实际上更多体现了生态环境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方式上的差别，而非族群之间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称长城为“生态长城”，更能揭示长城最为根本的角色。
05、明代东部沿海长城防御体系的构建
由于长期缺乏来自海洋上的敌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于海疆的军事经营，军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陆疆，而非东亚海域。到元代，处于战国时期的日本列岛，遭遇长期战乱，于是不断有武装浪人进入东亚海域，元人将之称为“倭寇”。“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部沿海，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明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便开始在东南近海地带，修建了类似于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比如营堡、墩台等，从北至南，沿东部沿海地带绵延分布。主持此事者是明代开国功臣汤和，汤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红军的一支——起家于海盗的方国珍之侄方鸣谦部。而在嘉靖时期防御“倭寇”的时代背景下，戚继光进一步在东南沿海普遍修筑边墙，由此构建起东部沿海的长城防御体系。
06、结论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建立起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开始出现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然而，长城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经常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可见，长城不仅在中国古代边疆社会打上了明显的烙印，而且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但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却成为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众可以跨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