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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日夜兼程的赶到家人身边。老人家已经不能言语了，很多罐子插在他的身上，旁边是一系列显示生命指标的机器。身边是一脸疲惫的亲人。
每个人都能理解病人的痛苦，但是却不能说——大家也许都想过那个念头——但是当事人已经陷入昏迷，而没有一个人胆敢说：停止吧。
当亲人终于离开，大家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对于双方，都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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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医疗和尊严死
上面描述的并不是你或者我的个体体验，而是整个一代人关于逝去无法越过之痛——每个人都有这样尴尬的一天。到 2050 年，中国会有 4.87 亿 60 岁以上的老人，那个时候，这会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美国，25% 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 5% 生命处于最后一年的病人身上，其中大部分钱用在了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明显作用的治疗上。在中国，有 75% 的医疗支出都在临终人工的支持系统上。
这些投入固然给家庭带来重大压力，如果能带给病人多一点快乐时间，也是值得，但是病人被机器维持的生命质量极差。
巴金身患恶性间皮细胞瘤，最后六年都在医院度过，一开始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机器维持生命。巨大的痛苦让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不止一次地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但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他活着。
最后的日子里，巴金说的只有一句：“我是为你们而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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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医生怎么看？
2011 年，医生肯·默里（Ken Murray）发表了《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引起社会极大震动——
默里说，一位名叫查理的医生发现自己得了胰腺癌，他面临两套医疗方案：一种可以把胰腺癌的5年存活率从5%提高到15%，但是生活品质会大受影响；另一种就是普通疗法。
查理的选择是放弃治疗，他关掉诊所，不做化疗、放疗和手术，把所有的时间都和家人待在一起。
数月后，查理在自己家里逝世，周围家人环绕。他选择了生命质量。
查理的选择也是大部分医疗工作者的选择——面对绝症，他们没有选择“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进方案、昂贵药物，而是选择最少治疗。
作为医生，他们的责任是延长患者生命，他们会选择上生命维持系统；但作为病人，他们深知药物和手术带来生活品质的巨大伤害，他们的临床经验促成了这种选择。
经济学人智库针对80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质量做过研究，结果显示：英国排第1、台湾排第6，而中国大陆排名第71（《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英国和台湾之所以排名很高，因为他们在“尊严死”和“安宁疗护”方面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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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1. “尊严死”和“生前预嘱”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尴尬的状况？
很多人往往会怪罪医生——他们就是想赚钱。
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在我们并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重病病人到后期往往意识昏迷——一旦进入ICU，医院会把决策权交给家属——无论患者个人意愿如何，都被认为神志不够清晰，医生最后服从家庭决定。
这时家属的决策权比本人还大。而家属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放弃治疗，就很少能有人顶住压力，真的把机器撤掉。最后死亡就变成了一场毫无尊严的博弈。
一个朋友留言：
母亲当年由于脑溢血发病突然，没有留下任何嘱咐，因此我拼死也要留下她这条命，哪怕她已是植物人，哪怕需要日夜看护，为的是有朝一日奇迹出现，让她能有丝毫意识，对我说上哪怕只字片语。
可直到最终，奇迹都没有出现，尽管我与父亲精心照料之下，她卧床4年，全身无一处溃烂，可是，她却活得毫无尊严，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是何其的狠心啊！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让她尊严的离去，即使这个选择会让我承受万箭穿心，也会好过现在的愧疚与悔恨！
我给她回复：“别自责，这并不是你的错。每个人在你的位置，都有可能选择期待奇迹。最重要的是知道这个时候她的选择。还有，不要把自己的选择权，丢给别人了。”
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是提前设立生前预嘱（Living Will）。
“五个愿望” 成为美国最通俗易懂、使用最广的生前预嘱文本，2008年，罗点点女士根据中国情况重新改写，变成了“选择与尊严“网站的版本（你可以在文章结尾看到网址，自己试试看），包括这5大类：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谁帮助我。
你不需要懂什么法律医疗词汇，高中生水平都能读，只需要打勾就行。
我填写自己的生前预嘱的时候，越填写越好玩——有那么多细小的细节我从来没有考虑到，也有点后怕，要把这些决定丢给我的家人、我两个孩子，实在对他们太残酷了。
需要提醒的是：
记得开一场家庭会议，告知更多人。否则这份预嘱不容易真的执行。
需要区分的是：
尊严死并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主动加速自己的死亡，而尊严死是不通过人工方式延续自己的死亡。
2. 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则比生前预嘱走得更远。安宁疗护是指对预期寿命小于六个月的疾病患者，采取团队模式，积极减轻患者的身体不适，精神灵性抚慰，改善患者和家人生活质量的医护项目。
北师大的《生死课》老师陆小娅谈到自己的一个学生的姐姐，在中国身患绝症，只有6个月生命了。妹妹问她：
“姐姐，你想回家吗？”
“想啊。”
于是这一家人行动起来，带她回到家里。每天有亲人陪同，安宁疗护的医疗人员提供适量的吗啡让痛苦舒适，房间每天放满的鲜花……3个月以后，她宁静的在布满鲜花，音乐萦绕的房间离开，家人陪伴身边。
安宁疗护，又称为缓和医疗，英国在70年代首先承认缓和医疗是一门独立学科。北京最早提供安宁疗护的是北京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的医疗小分队甚至可以上门工作；现在，在协和和海淀医院都开始少量的安宁疗护病房。
3. 了解自己病情的权力
最后，如果父母亲或身边的人身患绝症，到底是不是应该告诉TA？
很多人不讲的原因是“害怕对方受不了打击，影响病情”，其实并不然。
第一，今天老人都受过教育，能独立读懂各种医学数据，他们很难不知道；
第二，真的在病房，大量的相关言论，根本无法免疫；
第三，其实病人对自己身体是有感觉的，他们只会在你的沉默中间猜——信息封闭的结果只会让Ta猜测更坏。
最糟糕的问题是——你剥夺了对方选择的权利，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有3个月，他会不会更好的使用这三个月时间？会不会不用现在这种方式生活？
他有这个权力，用好自己的人生。
因为没有告知的勇气，结果让对方连最后的机会都错过，一旦这事实真的公开，期间的后悔、内疚、无奈和伤心，实在是更大的打击。
那么什么是好的告知方式？——提问比告知更加有力。
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宁晓红医生就是一个提问的高手，她会用问的：
“你最近感受怎么样？”
—— “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大概多久了？”
——“（患者描述自己）”
“的确，医学手段没有能完全控制住……”（温柔而坚定的）
——（沉默，慢慢接受）“那，医生，我大概还有多久？”
“你觉得大概还有多久？”
在一点点小心翼翼、但是真诚的提问下，患者慢慢接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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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这三件事
面对死亡、患病的亲人，我都会给他们谈这些事。
一开始，他们都会下意识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吉利“，但是当他们真的回过劲儿来，了解一下，就会开始感谢我，对于死亡的恐惧也放下很多。
死亡是一种人生退出机制，和投资一样，想清楚了退出机制，就能好好的回来活下去。
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所以，给你也讲给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和你的亲人遇到了严重的疾病，一定鼓励他们做三件事：
1. 立个生前预嘱，拿回你的选择权；
2. 有条件选择安宁疗护，我们有“不痛”的权力；
3. 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人们自己。
PS:
我也填了我自己的生前预嘱。里面还有一个特好玩的地方，我希望房间里面有一把吉他，如果可以抽烟还要搞个雪茄，然后还需要放列侬的Imagine：
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你也许会说，我只是个梦想家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
但是我不是唯一一个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希望有天你也能加入我们
The world would be as one
让世界会合而为一
我的生前预嘱living will
选择与尊严网站，填写你的5个愿望：
www.xzy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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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话
这周在做得到《超级个体》专栏“生死学”主题研究时，深深的被这个学科所带来的社会意义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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