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摘自巴国寻踪
(一)
在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对巴国历史的叙述大都十分简略，有些还模糊不清，但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山海经》却有五篇有关巴国、巴人的记载，它可以说是揭开巴国起源之谜的钥匙。巴国寻踪就首先从《山海经》开始。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莫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可作佐证的是宋人罗泌《路史·后记》上的一段话:“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烟后炤生顾相，降处于巴。”
从上述引证可知，巴人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我国上古的传说时代，而且还与太莫、伏羲这些传说中的氏族部落首领人物有亲缘关系，巴人的出现应该更早一些。
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蒙文通教授在他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的地域》 文指出:“《大荒经》中曾四次提到巫山，这也是《山海经》其余中所不见的。”蒙老指出巴国、巴人的记载也仅见于这部分。管维良先生在新出版的史学专著《巴族史》一书中认为:“巴国，巴人起源与巫山 、巫巴山地有直接的联系。”
近几年，考古工作者还在今重庆市的云阳、奉节、巫山及丰都和湖北巴东、秋归、兴山等地发现了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一大片山地，氏族林立、部落棋布，最著名的有忠县哨棚咀和中坝，奉节老关庙、巫山大溪、大昌坝遗址;秭归朝天咀、柳林溪遗址:宜昌中堡岛、杨家湾遗址等等
(二)
关于巴族的记载，继《山海经·海内经》之后，便是《山海经·海内南经》了:“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此事《竹书纪年》卷三亦有简略的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人巴涖讼。”
孟涂淮讼的地方就是巴人聚居的地方，这是解开巴人之谜的关键。有两说:一是晋郭璞对《海内南经》这段话，注文:“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束七里，即孟涂所居也。”二是宋人罗泌《路史·后记·十三》的注文:“丹山之西即孟涂所埋地。丹山仍今巫山。”《巫山县志》卷十七亦云:“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看来，孟涂断狱讼的地点又进入今重庆境内了:实际上以上两说并没有矛盾，上古人的地理概念并不如现在这么科学、精确，古代巫山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这两处地点都应在巫山范围之内。上古时的巴人就生息、壮大在这里。
目前要从考古学上证明夏代以前的巴文化其条件尚不成熟。然而，夏商之际的巴
文化遗存在巫巴山地则比比皆是。近几年来，我国从十多所大学和一批文物考古研究单位调集和组织了六百多人的专业考古队伍，配合三峡工程，在三峡库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查。新发现了 60 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8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新发现了 100 多处古代巴人的遗址和墓地，有关巴族的遗存及巴国的起源线索，现在越来越明朗了。
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但以西陵峡河段发现的材料最多。文化面貌最清晰，文化序列最齐全，巴蜀文化的特征最为突出，它是破译巴文化之谜的要点。
西陵峡内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与四川、重庆地区发现的同期文化遗存关系极为密切。如陶器中灯座形器、鼓肩罐、卷沿圆底釜，竹节柄豆、尖底羊角杯、鸟头柄勺等一组器物群体。而这些器物在西陵峡以西的江津王爷庙、忠县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火爆溪等遗址中也是常见之物;远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羊子山等遗址中所出土的器物类及其造型特点也基本相同;甚至与陕西南部汉江上游的“白马石类型”的陶质器形和纹饰也相同或相近。如果按照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三峡地区巴发现的这一类遗存，似可归人三星堆文化系统，即早期巴蜀文化系统。那么创造这支巴蜀文化的主人是谁呢?多数学者认为，很可能就是巴人的祖先。古代文献透露，在我国夏商时期，巫山地区，即长江三峡地区，确实活跃着一只被称为巴的部族，他们很可能就是创造巴文化的主人。让人惊叹的是，这一支巴文化遗存的时代和分布区域，竟与《山海经》有关记载及郭璞的注解基本吻合，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也同样基本吻合。据此，可以认为，夏商时期的巴族，大致是活跃在今川、渝、鄂、陕交界和接壤的地区，其中心应在长江三峡，这里就是巴人的源和根。这里是巴族立国的基地。
(三)
《左传》衰公七年载:“禹聚于涂山......会诸候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可知，巴国和蜀国已是当时万国中的诸候国，立国的时间比楚国为早，因殷虚甲骨文中已有“巴方”一名。
到了殷商之际，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午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常璩所记这些史料，可以作为历史的依据。因为它在先秦两汉的史籍中，都得到了印证。
《左传》昭公九年记周王室大去詹桓伯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十也”由此可见，
当时巴国已统一到周王朝的政治势力之下。西周初年，成王大会诸候于东都洛邑，《逸周书·王会》记载这次盟会上，巴人曾向周天子贡献比翼鸟。由周王室宗族分封建立的巴国，还和楚国有婚姻关系。《左传》昭公十三年:“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壁见于群望日:'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壁于大室之庭。”参与此次选择楚国君王接班人这一大事的巴姬，就是属于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巴国君主的贵族妇女，因此才有巴姬之称。
巴国和楚国的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左传》桓公九年记:“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这件事发生在东周初年，可见降至春秋不久，由于周王室衰败，楚国逐渐强大，巴国不得不依附于楚:但这时楚国并没有完全控制巴国。楚文王时《史记·楚世家》说:'楚强，侵凌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到楚成王时，“布德施惠，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这时，楚国实际上已成了南方夷族和越族各部落和小国的仲裁者。
(四)
春秋时，楚国的疆域逐渐扩大，而且主要是向北面、西北面和东面延伸。从《左传》所记聘邓、伐申、灭庸、伐楚、围以及与邻近来看，这时巴国地望，大体在楚与邓国之间，其中心地区在丹、淅二水与汉水交汇之处。后来又发展到了汉中、巴山。《战国策》中“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是巴国在汉水流域的明证。《牧誓》所举西戎八国皆近汉水，故巴国实为汉水上游之国。至于清江流域的巴族和五溪蛮中的巴族乃战国时受楚逼的情况，史籍上是清楚可考的，另作专论，这里不必赘述。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栾贞子对晋文公重耳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说明汉水北面的周初分封的各姬姓国，当然也包括巴国在内，都被楚国灭掉了。不过，古代灭国，并非灭绝其国家，往往仍保留其宗国地位，达到征服的目的而已。所以这时巴国依然存在。
作为土著居民的巴族，通过儿百年的时间，在巴山地区不断繁衍，最终因受强秦、强楚所迫，干是向川东川北和川南发展，继续与秦、楚、蜀三国抗衡。
《华阳国志·巴志》认为:“秦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实际上，这时的巴国已逐渐成楚国的附庸国了。《十道志》记:“楚子过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此事可能发生在楚威王时，即公元前 339 年至 329 年之间。其时已进入战国中期晚段。《郡国志》记载:“巴城在汉南江，楚襄王灭巴，封其子为铜梁侯，故有此城。”《舆地纪胜》也有同样的记载:“禁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又据《方舆胜览》所记:“五照南里，有巴子城，乃周武王封其支庶处，在涪江南铜梁山下。”由此可知，在铜梁的巴族后裔，仍属周王室支庶的一系。这一支巴人既不愿流人五溪，而又服属于楚，所以才回到封地，按惯例照旧管领巴人。
又据《华阳国志·巴志》载:“蜀王伐苴候，苴候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王遣司马错伐蜀，灭之，并取苴与巴，执王以归。”这件事较楚成王灭巴稍晚。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记，在公元前 316 年，秦灭的巴，即楚威王灭的巴国之流散者建立的一个国家。秦昭王三十年，秦夺楚巴，黔中，深入楚境，进一步占巴国和他新封的巴国。蜀国灭亡后，和巴国一样，数百年间，蜀国的宗族支庶，还有安阳王子和青衣王子的存在。《史记·越王勾践传》记楚成王灭越后，“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了解这些史实，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个巴国的存在，就不足为奇了。
如前所述，至战国之时，巴在受到楚国和秦国的不断强大的威胁下，急剧地在今四川发展，并建立了一个较大的领土制国家。对此，《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疆域是“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在这个巴国疆域范围之内，还杂居有濮、富、苴、共、奴、禳、夷、蛋等多族落，他们大多还是处在父系家长奴隶制阶段，但其中也有 :些首领称王或称侯的。
(五)
秦汉以来，相传巴为廪君之后。《世本·氏姓篇》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诞与蛋通，或作但。《说文》谓:“蛋，南方夷也蛋”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一书中认为“巫是地名，蛋是族铭。”“巫”是指巫山、巫峡 带，当然包括三峡;“蛋”是指在船上生活的民族，为渔民。巫蛋与廪君有亲缘关系，均属巴。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在清江流域定居的巴人，其祖先同出于巫蛋。巫蛋中的巴氏与清江的群蛮结合，并成为廪君巴或称虎巴。
范晔所著《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说:“巴郡南郡蛮共有五姓:巴氏、樊氏、晖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拐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不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曰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曰。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此说出自《世本》。《世本》相传是西汉刘向所作的书，这应是廪君巴族最早的传说。尽管所述多带有神话色彩，没有足资稽考的确切年代，虽不能视为信史，但仍可作为研究巴国历史的参考。
如果按照唐人章怀太子注所说廪君之后的活动路线，大致是:“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注中所指清江，古名夷水，源出利川县，经恩施、巴东、长阳、宜都(今枝城市)而入长江。战国时巴为楚所逼，退居于此。以后巴人就沿着这条路线而逐渐向西发展。《水经·夷水注》说:“若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卫。”《江水注》又说:“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借险设关，以相形捍。”捍关，史家原考定在长阳，其说有误，徐中舒等考定在今奉节。弱关，在今秭归县之西，即瞿塘峡、巫峡所在地。捍关原为巴国所置，但旋即为楚所得。《史记·楚世家》说:公元前 377 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捍关的属楚，当去此后不远。《史记·秦本记》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郡。”捍关既属楚，则远在捍关以东的弱关转入于楚就更不待言了。《太平寰宇记》于板木盾蛮下说:“其在峡中(即三峡)、巴、梁间，则为君之后。”由此可知，战国时代捍关和弱关的属楚应是宗主权由蜀转入楚，其居民仍属巴族，这一情况，降至唐宋时期，也没有变更。
《华阳国志·巴志》在述及巴国的故都时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闽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穗屿，故巴亦有三峡”。这应是战国时巴国的旧都。其最东的平都，即今丰都县;枳，为今涪陵市;江州今为重庆市;垫江为今合川县;闽中今仍名阆中。由此可见，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在今四川重庆境内是不容置疑的。
综上所述，巴国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上古的传说时代。巫山地是其发源之地。夏商时期巴人大致是活动于今川、鄂、陕交界地区，其中必在长江三峡一带。商末，巴国曾随周武王伐纣，后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降至春秋之世，巴国地望与楚国，邓国为邻，即今丹、淅一水与汉水交汇之处。因受秦、楚所逼，巴国又从汉中、巴东等地向川东、川北、川南发展。进入战国，“七国称王，巴亦称王”。随后不久，楚襄王灭巴，封其子为铜梁侯。巴国故都在江州，巴先王陵墓多在积。
清江流域的廪君，也是出自巫蛋，但并不是巴人的远古的祖先，只能是巴族中的一支。从时间的先后次序分析，从地理位置看，原川东、今川北、川南等地巴人，清江流域的巴人，贵州乌江、五溪的巴人，很可能是今汉水上游的巴人向东南迁徒移动的结果。他们可能都是“巴方”的后裔。巴人起源之谜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史学界对“巴”字的含义和巴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有的认为“巴”指动物，如蛇、虫、蟒、鱼、蚕;有的则将“巴” 解释为对山、水、石头的称呼。近年有学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称呼老虎的一种发音。据史书记载，巴人认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图腾，因此巴人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音巴)人”。于是，中原及与巴族为邻的人，皆称其为“巴人”。
巴族的构成，主要有两大部族集团。一是从东方迁到今渝、鄂、湘、陕交界处的廪君族:二是原来就生活于此的土著部族，如:濮、苴、共、奴、口(左亻右襄)、夷等。巴的核心廪君族来自什么地方呢?早期的姓氏书说，巴与秦、徐、钟离等一样，同源于一个“嬴”姓祖先或氏族部落。我们知道，秦、徐、钟离等是源出“东夷”的民族，其发源地在今淮河流域至山东半岛一带;既然巴与秦、徐皆出于“赢” 姓，那么巴人廪君族的最早的居住地，应当到东方去寻找。
关于廪君族的形成，史书上是这样说的:巴氏、樊氏、口(左目右覃)氏、相氏、 郑氏五姓 ，共同生活在一个叫“武落钟离山”的地方。五姓的首领聚在一起时，定出了选举共同君长的两个办法。一是看谁能将短剑掷中半山腰的石穴，二是看谁能乘陶船于江中而不沉，皆胜者即为君。竞技的结果，是巴氏年轻的首领务相连胜，他于是作了五姓共同的君长，史称“廪君”;这五姓结盟形成的部族共同体，就叫“廪君族”。
当然，巴人真正成为一个有共同疆域、同一语言和文化的民族，还是在廪君族西迁到今鄂渝交界处以后的事情。在这里，以巴氏等五姓为主构成了巴族的“核心”，可称之为“内五族”，而以原居于渝、鄂、湘、夷、濮等被廪君族融合或征服的土著部族，构成了巴的外围部族，而当时的史书把他们均称作“巴人”
近万件文物及墓葬 证实“巴人”故里在清江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其先祖巴人的发源地却一直未得到考古学界确认。最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善才证实，中国最早“巴人”起源于清江长阳。
巴人是开创“巴蜀文化”的“主力军”，早期历史在距今 4000-3000 年间，其起源众说纷纭，有“巫山起源说”、“陕南汉水说”、“甘肃天水说”、“丹江说”、“湘北岳阳说”等，但都未得到证实。
王善才说，考古队在位于长阳渔峡口镇东南清江北岸的“香炉石遗址”，挖掘出石器、陶器、骨器等近万件文物，以及一批早商时期的巴人墓葬。兽骨、鱼骨和陶网坠等文物，具有典型的巴文化特征，时间也正好与我国早期巴人的活动时间吻合。由此证明，鄂西清江流域，为我国巴人起源和频繁活动地区。
该考古发现，部分解决了我国土家族的族源问题，也揭开了我国古代早期巴人故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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