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术势治理论初探 韩非法术势治理论初探

韩非法术势治理论初探

由秦皇赢政于公元前22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皇帝始，至公元1912年清帝傅仪退位结束，凡经2132年，在中国历史上共产生了492位皇帝，中国的封建社会史也是一部漫长的帝王史。而韩非的法家思想就是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年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今天，中央集权也是政体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在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因他的理论而引起赢政的重视，同时因他的理论招嫉而被他的同窗李斯陷害致死。所幸的是，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在身死之后被秦王采纳推行，由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权。韩非的法家理论被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奉为圭臬，详细研究揣摩乃至践行。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而至封建社会乃人类文明史上的进步，韩非功不可没！

不可否认，韩非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之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视读书人和工商业者为《五蠹》；对过去的经验及理论全面否定，一切以统治者的决策为标准，认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观点，秦皇赢政大肆焚书坑儒，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

然则瑕不掩瑜，韩非理论上的缺陷可以理解，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法家理论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必须获得统治者的认可。

无疑，韩非的法家思想之于封建帝王们统治国家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现代企业在管理上又可从中汲取哪些营养为我所用呢？

韩非的法家思想主是由三部分构成：法治、术治、势治，法术势三者互为补充。法治思想源于公孙鞅的法不阿贵，强调以法治国要像太阳一样光明正大；术治思想源于申不害的循名责实，强调以术驭臣要像鬼神一样难测；势治思想力主慎到，反对贤治，强调“以一制万”的任势技巧和“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的观点。

针对如何推行法治，韩非在《有度》中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并在《外储说右上》中借狐偃之口指出刑罚最高境界是“不辟亲贵，法及所爱”。

过去人们常说：“雷霆雨露，皆是圣恩。”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各项制度就是为了管理这个企业而定的法，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触犯了制度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处罚就是“圣恩”。得到了这种“圣恩”的人可以改进自我，纠正自己身上的缺点而获得进步，以至日进日新。所以应该以一颗感恩的心、诚恳的心来接受处罚，正确对待、认真反思。反之，如果因你为亲为爱为私而免遭处罚，你也就不会对处罚有切身感受，你也就不会对自己的过错有所改变，你也就不会因“超强纠错”功能而获得进步。反言之，执法者、行使取权者亦当谨记“严是爱”。严并不是滥罚，而是让人们不敢再去违犯，正像人们不敢往火里跳一样。而宽却是一种陷井，本可以不犯，但看到宽刑而侥幸走险，最后却被严惩。韩非在《主道》中说“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如何以术与势驾驭臣子，韩非有许多精辟观点可供我们借鉴：

第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也是中央集权专制政权建立的理论基础。韩非在《扬权》中写道：“圣人执要，四方采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中心在公司老总，这就是企业的中央，对下属各部、各公司控制要收放自如，执其要，以致“四方采效”。

第二、“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强调领导者应弃智去巧，顺应客观，保持清静无为的心态，让下属贡献自己的才能去建功立业，以致“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尽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君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

第三、“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强调在一个企业，一个部门内，领导对于属下的关照要有度，适可而止，不能对个别属下过分宠爱，否则将导致朋党的产生以至损害到领导者自身。如同在家庭中一样，倘若夫妻两个人互不相让、争相作主，那么子女们将无所适从，家庭也将必然产生变故。

第四、循名责实。韩非在《南面》中论君主治国之原则时强调要责实，对属下的言论和行动要循名责实，考察其功效，不致被其假象迷惑。在一个企业当中，首先管理者必须对属下追究有言之责和沉默不言之责。有言之责指说话不负责任，花言巧语无从验证，就要追究说话的责任，责求其实际效果。无言之责即遇事不表态，以便保持其地位，就要让他表示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其次，管理者必须对属下追究名实相符之责。名义上得利，自以为有功，而实际上耗费巨大，不但无功，反而有过，这是名存实亡之责。诚如韩非在文中所言“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最后，领导者要善用驭下之术，充分考察每个人的能力和尽职尽责的效率，要运用“一一听之”的方法，免得南郭先生之流滥竽充数其中。

第五、“群臣公举，下不相和”。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谈到上下级的关系时认为他们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下属形成党派，开成利益共同体，则领导势必陷入了孤立。如果下属不能结成朋党，“下不相和”，互相到领导那里反映问题，那么领导就会掌握双方情况，不被蒙蔽，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第六、“以一制万”。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强调君主制国必行任势，摇树动叶，纲举目张，驱众救火等等都是充分利用以一制万而获成功的例子。君主身在深宫，而能明照四海，天下不能蒙蔽他，不是靠眼睛看，也不是靠耳朵听，而是把下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故能做到聪明之势。

在百家争鸣的那时代里，韩非为宣扬法家思想而不遗余力，乃至最后献出生命，但他却并不是绝对排斥其他流派的理论，尤其是对老子的“德者道之功”，他更是推崇备至，并专门撰写了《解老》《喻老》两篇文章对老子的理论予以阐述，将无为无所不为的思想引进了法家理论体系，丰富健全了法家学术。可以说，韩非是法家代表，同时也是集道法两家之大成于一身者。

几千年过去了，韩非的思想仍像刚刚诞生的婴儿那样让人感到新鲜。人们对于法家思想的研究与推行虽经多少朝代仍孜孜不倦，且愈研究愈觉有未穷之妙。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多种方法，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的等等。相信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佐之以韩非的法术势治理论将更有助于企业的发展，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应当在华夏历史上的今天绽放属于他自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