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军
去海宁寻访位于盐官镇西门直街的王国维故居，并非闹市，而是隔一道南城墙即与钱塘江相望的僻静之地。其建筑外观颇似宽长的块面，粉墙黛瓦，无甚装饰。中辟一石库门，门楣上方系朱穆之题写的“王国维故居”石匾。门前斜右立一王国维坐像，神肖而非形似，运用了很写意的雕塑手法。
故居为木结构庭院式独立院落，共二进。一进平屋有三，二进亦然，中隔天井、厢房等。此系王国维10岁时，其父王乃誉所建之“娱庐”。少年王国维，正是在这里开始了手不释卷、焚膏继晷的读书生涯。他孜孜于经史大义，却不喜帖括（应试时文）之术。正是在钱塘的潮汐声中，王国维从少年成长为青年，22岁时，涉世未深的他离家出走上海。先在梁启超任主编、持改良立场的《时务报》任校对文书，始知世上有“新学”。后遇擅长考古、精通金石文字兼做古董生意的罗振玉，在其创办的东文学社任庶务，深得赏识。蒙其资助钻研学问，结为终身之交。
可以说而立之年以前的王国维，主要精力用在研读西方哲学和美学上。由康德哲学旁涉叔本华哲学，被其门生谢国帧称作“兼通数国文字，学博中外，首倡尼采学说，实为介绍西哲之学第一人”。后来他在诗词创作、诗词学（代表作《人间词话》）方面均取得傲人的成就。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师范学校教习，讲授哲学与文学。后再到京师图书馆任职，从此不屑革新人物，标榜志士忠节，讥讽袁世凯为“焉知今日新朝主，原是当年顾命臣”。在富藏甲骨金石的罗振玉等人影响下，再次大跨度扭转治学方向，埋首于古文字、古史地和古器物的研究。他素抱学术实证精神，考释出殷代王朝帝系，为近两千年来纠正《史记·殷本纪》学术缺漏之第一人。
在罗振玉的引荐下，王国维被清廷征召为南书房行走，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座师。清华设立研究院，欲请王国维任院长，他视之为“二臣”之举而坚辞。后经胡适说动溥仪下诏，才勉强接受聘书。和辜鸿铭一样，清帝逊位后，王国维衣冠不异旧时，脑后仍垂一根小辫子，世人遂以迂腐目之。
如果说王国维从盐官出走上海，是留给故乡的一道矫健的背影；那么作为学者，矻矻致力于中西学术而视通古今，学究天人，堪称留给近代学术的一道伟岸的背影。那么，至今原因为谜的王国维之死，则以其自沉昆明湖，成为王国维留给时代的一道黯然的背影。
对于王国维学术方向的扭转和投湖，应取怎样的视角？以为前者并非简单的学术路径选择，而应寄予了王国维对于故国文化的坚守姿态，和在时代变局中寻求精神解脱的苦心孤诣。至于他的死，有说因清帝逊位而决计“离此人海”，虽可逻辑自洽，但王国维投湖是在1927年，清朝被推翻是在1911年，清亡十六七年后王国维才想殉清，恐不合常理。王国维虽为清朝覆灭“常泣下”，却不能视之为直接死因。他之所以走上不归路，大概还是基于一种理想的破灭吧。王国维长女王东明曾言：“父亲一生是一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虽不能概括其生平，却与他当年苦闷孑然的精神状态不悖。或许可以从王国维当年的同事、也是其遗嘱指定处理其书籍庋藏之“文化托命人”陈寅恪、吴宓的观点中窥见端倪，他们皆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揣测的殉清。
另外，王国维死前一年，其最心爱的长子王潜明病亡，令他悲痛不已，埋下“生无可恋”的伏笔之一。而后北伐军攻破南京北进，不断有人登门劝王国维剪辫子。是时，他既不能适应时代之大变局，又感到孤立无助，遂留“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死前无异常，说明并非临时起意。投湖后虽很快被人救起，但他口鼻满为淤泥所塞，显然是采取了头部朝下的决绝一跃，未给生还留一丝空隙。
当然殉清一说，有人指系罗振玉非要塑个死节之士所致。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满纸凄楚之言伪造了一份所谓王国维的“遗章”，感动了废帝溥仪，遂下“诏书”加以吊唁。这事的经过，后来在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有所披露：“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至于王国维苦于亲家罗振玉逼债而自尽一说，也曾被很多人引为死因。陈寅恪先生在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曾再度提及“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作为知情人和人品高洁、学风严谨的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之言足可采信。
那日在盐官镇王国维故居的各种陈列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帧先生头戴瓜皮小帽、颔上两撇八字胡、鼻上架一副圆边眼镜、身着对襟大褂的黑白照。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导师之一，其不苟言笑且明显老于年龄的形象，与印象中神采焕发、碧梧翠竹的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相比，更显朴实无奇。但他貌不惊人成就惊人，生不惊人死却惊人，其遗泽于世的，乃百年来一颗璀璨的学术明珠。何止文字学、考古学、词学、曲学、红学、金石学，即便放之于哲学、美学、文学、史学诸领域，亦属赫赫其高、巍巍其峻，实堪矜式后来、洵足共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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