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健在的老人回忆：当年日军实施过“三光政策”的“无人区”，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长满蒿草的田野里，窜跑着野兽；被烧成废墟的村庄，只有黑色的残垣段壁，除了一群群乌鸦“呀呀呀”地叫着，和一两声饿狼的嚎叫，听不到鸡鸣狗吠，景象十分悲凉凄惨。
三、炼狱般的“集团部落”
日军的所谓“集团部落”，就是囚禁被赶出“无人区”没处投奔的人家的集中营。在遵化两块“无人区”中，各有一座“集团部落”。据说，日军原计划把东部的“部落”建在兴隆县的小东沟，驻三道沟防区的日军队长渡边，到洪山口“集家并村”时，一是发现洪山口周围村子较集中；二是洪山口有古长城做屏障，更适宜做“部落”，所以，在三个年长老太太一边塞钱，一边苦苦哀求不要让村民们搬出时，被“感化”的敌人，当场答应把“部落”改建在洪山口。随后抓民夫在古城墙下建起“部落”：借用一大截城墙垒石墙“人圈”，分别在西南、西北、村东北角和后山，修建了5座炮楼，然后用武力强行驱赶附近其它村的村民，集中到洪山口“部落”里居住。
凡住进“集团部落”的，十户为一甲，三十户为一保，一个“部落”为一个乡。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青壮年都被遍入保甲自卫团（不给武器，每人一根木棍，“部落民”称之为“棍儿团”），除了修公路、筑碉堡、挖沟、打矿石等繁重的劳役之外，还得轮流值班，昼夜在“部落”里巡逻。谁不当“顺民”，随意给安个“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偷运犯”或“可疑分子”的罪名，拉出“部落”外就地枪杀。新立“集团部落”的陈敏和段文龙，被诬陷为“私通八路军”，当众捆起来扔进火堆被活活烧死。谢振邦等31人，也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到承德当劳工，再没能回来。
洪山口“集团部落”的“部落民”，居住条件相对好些，西部的新立“部落”才是真正的“人圈”：一丈多高的围墙上拉着铁丝网，四角碉堡和大门都有岗哨。“部落民”们的老家被烧光，只能白手起新“家”：有的在坝坎下掏个土洞，象原始人一样“穴居”；有的在地上挖个坑，上面搭个马架，用稗草苫上能避风雨就算不错了。用“部落民”自己的话说：他（她）跟阎王爷住邻居，离死最近！居住条件差，只能一家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凑合。夜里只要发现谁家点灯，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一阵机关枪，死伤无论。
穿的更加难堪；“集家并村”时衣物均被烧光，待身上的衣服破得实在不能穿时，只能买“部落”里日本产的再生布做衣服。那种布是旧布抽出纤维织成的，看着象布，遭朽的着水就碎，根本穿不了几天，人们叫做“吐沫绸”，不再上当去买，宁可用麻袋片遮体。有的一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外出谁穿。夏天裸露些不大紧，冬天只能躲在家里烤火取暖，一冬下来，烤的人身上都结成了厚厚的老茧。进别人家先打招呼让进再进，是“部落”里约定俗成的规矩，因为，是等屋里光身子女人躲进角落的“遮羞坑”里，免得彼此尴尬。正因为如此，“部落”里女人被日伪军和特务强奸的很多，人的尊严完全被侵略者践踏。
“部落民”可以凭《良民证》到日军划出的准耕地种植，可打下的粮食和喂养的鸡猪羊，在日伪军的强抢，加上保、甲多达21种捐税的盘剥后所剩无几，等于一年白忙活。就是偷偷种点庄稼，日军为了不给八路军留有隐蔽和活动余地，每到夏秋时节，经常派人到“无人区”毁青，把树木和高杆庄稼全都放倒。头道城子的陈保义等7人，在深山里种了点农作物，收秋时被日军发现，当场用刺刀挑了方平、方占相，陈保义等5人被抓到东北当劳工一去不返。没有粮食，“部落”民只能吃日军粮谷组合配给的“共合面”。那是由霉粮、豆饼和橡子带皮粉碎的糙面，垫牙难咽不说，人吃了还屙不出屎来。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日伪军和保、甲不吃、也不用上税的老倭瓜，还不会被毁青，可以多种，“部落民”们就是靠它与“共合面”熬粥果腹，总算能维系生命。
由于“集团部落”里生存环境太差，更谈不上讲卫生了。老鼠成群结队不怕人，尽有孩子睡觉时，被耗子咬鼻子或耳朵的例子；夏天蚊蝇铺天盖地，极易滋生瘟疫。1943年夏，新立“部落”传染了“腥红热”，病人持续高烧，三五天后口鼻喷血而死。有的一家数口，几天里相继死绝，尸体被扔到“部落”外的荒郊，任凭狼撕狗啃，白骨嶙峋，惨不忍睹。而日军的防疫人员，一边骂着“支那人猪的一样，卫生的不讲！”一边只把炮楼和日伪军宿舍喷洒消毒药水，就扬长而去，根本不管“部落民”的死活。日本侵略者亡我种族的狼子野心，由此可见一斑。
四、艰苦卓绝的“无人区”斗争
针对敌人的“无人区”阴谋，冀东区党分委采取了相应的粉碎措施，专门组成了“长城工作团”，想方设法把从基本区征集的粮食、布匹、盐、针线、剪刀等奇缺物品，运进“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分发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苦难群众，鼓动他（她）们活下去，团结起来跟敌人斗争。
“长城工作团”副团长姚铁民，侦知驻洪山口的伪军王营长是东北老乡，设法接触进行政治争取后，王营长和部下瞒着日本教官，不但暗中保护“无人区”群众，还协助“长城工作团”运送救援物资。从洪山口到龙井关的防线，成了由基本区通往“无人区”的地下通道。“无人区”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姚铁民一声令下，一天里割取电话线百余华里，拆毁桥梁十多座，使敌人的交通通讯中断了半月之久。由于特务告密，1943年姚铁民被敌人抓捕入狱，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长本二（王松林），担任“反集家”工作队长，坚持在“无人区”开展工作，在一次召开会议时，为掩护同志被俘，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老八区分区长国西亮（侯瑞兰），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在“无人区”坚持斗争，白天钻山沟挖野菜、采野果充饥，夜里潜进“人圈”，把抗日政府每天配给的7两粮食，送给群众渡命。1943年夏天，被“清乡”的敌人包围，腿部中弹，仍掩护同志突围，战斗到只剩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
地处上石河、贾庄子两个据点当间的刁山村，是抗日政府的联络点和物资转运站，留守站点的村干部邵山和邵全，在山里与敌人巧妙周旋。由于长期穴居野食，二人须发飘然，光着脚在山上行走如飞，敌人根本追不上，被同志们亲切地叫做“山神老爷”。
罗圈沟的韩庆林夫妇，为了守护坚壁的抗日物资，留在村里不走。敌人“清乡”时，唯一的儿子韩发，为转移坚壁的粮食，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抗日物资转运站点寨主沟，先后被敌人烧毁19次，王洪经几户基本群众，住山洞，吃野菜，守护着抗日资，一直坚持到胜利。
由于叛徒出卖，监守沙坡峪物资站的纪润身和纪德存，一夜间把360匹大布、500包桐油、400斤炸药、20箱手榴弹和3万斤公粮搬换了坚壁点，让日伪军扑了空。为了引开搜山的敌人，二人倚借长城与敌人打了一场之后，跳下城墙，到京遵公路上埋地雷，炸毁敌给养车，终于调出敌人，保住了抗日物资。
即使在日伪防守严密的“集团部落”里，也在巧妙地进行着斗争。李玉华和丈夫李文清，按组织安排住进“人圈”，把敌人“讨伐”地点的情报送出，使敌人出兵只拉回几具尸体。
马兰峪“特区”日本守备队长畈田，别出心裁地让两个特务化装成八路军联络员，到新立“部落”去“考察”治安状况。被当过报国队员的“棍儿团”团丁孙怀璧和王连泉一眼识破，假意带其去拿军鞋，到居住区后敲起铜锣，大喊“有八路”。其它团丁听了，手提木棍蜂涌而至，看见孙、王二人的眼色和特务的鬼祟，已知所以，把平日受特务汉奸的窝囊气，都发泄在两个特务身上，下的都是狠手。打得两个倒霉特务，一个只活了三天，一个虽然没死，腰却永远也直不起来了。畈田赶来见状不怒反笑，认为自卫团对皇军大大的忠诚，每人奖励了一条鬼子烟。好些日子里，“棍儿团”们抽着鬼子奖励的烟卷，仍忍不住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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