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烈焰染红了千百年始终默默东去的长江水面。
这一年冬，在赤壁，曹操号称八十万的水军遭遇从未有过的大败，曹操本人还军北上，留下曹仁坚守襄阳，满宠屯兵当阳作为呼应，东吴的周瑜与之对垒，而刘备则乘机占据了属于权力真空的荆州南部各郡。
这样，刘备终于拥有了自己创业的基础，看起来，这同诸葛亮在隆中给出的战略规划也是符合的。唯一不同的是，刘备并没有将荆州交给跃跃欲试的诸葛亮负责，而是转手交给了关羽。
关羽，河东郡解县长平村人，据说，他刚满20岁时，因为杀了地方恶霸而逃亡江湖。直到今天，常平村里还有一座始建于金代的七层砖塔，其上记载说，关羽杀死恶霸出逃后，父母因为受牵连而投井身亡。
为了逞一时之气而痛殴恶霸至死，然后匆匆逃跑，留下茫然的父母面对对方凶猛的报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像是正义感十足而能力有限的愤怒青年所为。这样的愤怒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害了父母，却也让关羽找到了机会去改变自我命运。
命运的转折点位于黄河对岸的涿州。
关羽逃亡了五六年后，来到了河北涿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这个城市，他遇见了不得志的刘备和意气相投的张飞。三人很快情同兄弟，共同闯荡江湖、颠沛流离，却始终没有忘记共同的理想——像当年的刘秀那样，光复汉室，重整河山。
正因为有这样的执念，关羽始终坚持不懈地跟随着刘备，把最黄金的创业年龄段都奉献给这位实力微薄的主公兼大哥。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关羽在下邳被曹操擒获，虽然获得了很高的待遇，却始终没有真正归顺，仅仅三个月后就逃离曹营，重新回归刘备团队。
之后，关羽跟随着刘备一路南下到荆州，并经历过赤壁的逆转之战，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终于拥有了荆州五郡（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南郡）时，关羽也同样走向了自己人生最鼎盛的时刻。
这一年，关羽被任命为荡寇将军、襄阳太守驻荆州（南郡治所的江陵城），从乡村的小伙子走到这个位置，关羽几乎花了半辈子的时间。
站在江陵城头放眼江汉大地，微风拂动起关羽引以为自豪的威武长须，虽然其间已经赫然夹杂着些许苍白之色，但他明白，自己的责任比之前要更重了。以前的刘备集团如同缺少根据地的“游击部队”四散流离，自己只能担负起偷袭、警卫、掩杀之类的野战任务，今后，关羽认定自己将成为独当一面的帅才，指挥庞大兵团，做出战略性的进攻部署，为刘备的帝业增添决定性的力量。
然而，不能不遗憾地说，关羽这样给自己定位，起点就出现了错误，而且这样的错误将会是致命的。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在调集了荆州大量兵马，并抽调走张飞、赵云、诸葛亮前往支援后，终于费力地拿下了益州。得知这个消息后，孙权急不可待地要求送回“借”走的荆州。此时，关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蜀汉反对者的阵营中。
实际上，任何人坐在关羽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把自己辛苦治理了这些年的城市“还”给从未占据过荆州的孙权，而刘备也当然不可能。
面对“东和孙权”与“占有荆州”悖论的浮出水面，诸葛亮本人的态度也相当暧昧，甚至根本没有表达明确态度。
刘备集团唯一的官方表态是刘备的空头支票“等拿下凉州，荆州自然交还”。
虽然这是一张空头支票，但比起关羽的态度还是要好不少，事实是，作为荆州的直接掌控者，关羽根本不可能松手。
孙权很快确定了这个事实。
当孙权拿到那张空头支票后，失望之余决定自己试探，他迅速将矛头转向南方的三郡，结果，关羽不仅赶走了东吴派来接管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地方官员，还同作为支援的吴军直接对垒。
这样，刘备和孙权的关系迅速恶化。
不久后，刘备为了对抗开始进攻汉中的曹操，决定予以缓和荆州局面，经过短暂的讨价还价，孙刘两家表面上重归于好，平分了南部三郡。
荆州被一分为三，大半依然属于关羽，为此，孙权更加不满，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赤壁之战的蜜月期。
“隆中对”战略就此走向险境，而关羽则想在险中求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继取得益州之后，刘备又占领了汉中。同年七月，刘备自称为汉中王，大封群臣，昭告天下。
关羽按捺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如果再如此沉寂下去，恐怕未来的蜀汉内部格局中，个人的排名将会重写。
其实，关羽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无论是新进的马超，还是在荆州就归附了刘备的黄忠，他们在仕途上的提升速度都很快。作为一个把志向和理念看得比生命重要的集团中层之首，关羽不可能不因此而担心。
然而，关羽忘记了，即使按照诸葛亮设计的隆中对，在最理想的状态（东吴不干涉）下，也需要等待“天下有变”，再“两路出兵”。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七月，虽然说时局一如既往的混沌，却远远谈不上天下的变局。
先是前一年（公元218年）十月，襄阳以北的宛城出现叛乱，曹魏守将侯音造反，绑架了南阳太守，抢劫官府和人民。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兵变而已，驻守樊城的曹仁很快就加以平息。
接着，是曹操本人当时还在关中同已经拿下汉中的刘备对抗，而他的主要兵力也集中在东部淮南地区，准备应对跃跃欲试的孙权。于是，在关羽看来，位于中部的襄樊地区有了可乘之机，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曹魏集团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败局因素，即使是汉中的丢失，也只能说是曹魏的腠理之疾。
相反，如果说当时真有“天下之变”，那就是东吴的态度已经偷偷变了。
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后，孙权集团中对蜀汉持友好态度的鲁肃去世，吕蒙这样的强硬派上台，吴蜀之间的脆弱联盟走到尽头，拿下荆州成为孙权集团的首要任务。而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孙权还派出使者徐祥向曹操乞降，曹操准许了这种名义上的投降，同时也派出使节示好。
但是，这些细节上的迹象变动，统统没有进入关羽的情报视野中，甚至也没有为忙于汉中争夺战的刘备和诸葛亮所关注，以至于在荆州，对东吴的“和”没有做好，“斗”的准备也没有做到。
东吴的存在，被关羽相当程度上的无视了。
站在江陵城头时，他和部下们的视线一味集中在北方，闪闪如炬，猎猎如风。
此时的北方确实并不宁静，许昌以南直到荆州北部的襄樊，因为过度的战争准备，而导致民众群情激愤，不少发动叛乱的地方势力都在积极同关羽联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关羽的进军决心。
于是，利用手中的“假节”之权，关羽将原本只是策应汉中之战的襄樊攻势迅速扩大化。他很快重重包围了樊城。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八月初，汉水暴涨、平地积水高达数丈，关羽采取决堤战术，一举摧毁前来救援的于禁军团，仅仅俘虏的人马就高达三万。整个樊城内只剩下曹仁的数千人马，成为一座孤城，而襄阳也同样为关羽部下所包围。
当年十月，曹操迅速回到洛阳，早在他之前，徐晃已经接令赶往南阳作为曹仁的后援，但由于军力不足，只能坐等其他援军。而关羽军队的前锋甚至深入到河南郾城，离曹操政治上的起家之地许昌已经很近。
整个中原震动，曹操开始咨询他的智囊团，是否要从许昌迁都。
花甲之年的关羽，想要的就是这种政治上的威吓效果，因此，他并没有死攻樊城，而是分兵北上进扰许昌。这样的决策无疑为进攻的交响曲定下了很高的调子，也为乐章在最高处突然崩坏而坠落埋下了不祥的预兆。
关羽对此并非没有防备，早在出兵之前，他安排好了荆州的防务，沿江设置了密集的烽火台以传递信息。然而，从内心来说，他并不相信东吴会突袭自己的后院。这不仅在于驻扎在陆口的吕蒙已经病重，还在于接替他的陆逊年纪太小、毫无名声，在书信中对自己恭维有加，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迹象。
十一月，正当蜀汉的人们为俘虏过多而粮食不足发愁时，一封书信射进了关羽营中，原来是孙权写给曹操的亲笔信，信中表露出要偷袭关羽的决心。
曹操并不希望关羽彻底失败，他指望的是关羽退回去，保持原有的荆州地区平衡。
但关羽的调子既然定高了，怎么可能因为一封书信而降下来？他没有做出任何行动，而是同徐晃率领的援军继续交战。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了一切：
吕蒙率领吴军白衣渡江，秘密拿下了沿江的驻防公事！
公安守将傅士仁投降，南郡太守糜芳投降，江陵就此陷落！
陆逊攻占夷陵、秭归，沿江而上入川的道路被截断！
比这些可怕的是，吕蒙对江陵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异常人性化的感情攻势，以此动摇前线的荆州军心。他厚待军队家属，并要求部队不得骚扰百姓，甚至斩杀擅自拿取民宅斗笠的部下。封存所有府库财宝，一分不取，在城内嘘寒问暖，大搞慈善赈济。这些消息不断地通过关羽派出的使节而带回，结果造成荆州部队的毫无斗志——谁都知道，吕蒙能对自己家人好，也一样能翻脸无情斩杀殆尽。
关羽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使节的影响，他的目光根本看不到普通士兵这样的低层次。结果，士气迅速瓦解了，部队因此流散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当关羽为了能撤退到上庸而退守麦城时，手下的士兵只有五六百人了。
外援的消息，则更是安静的可怖。
刘备并非不了解荆州前线的局势变化，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插手关羽的进攻，既是因为益州和汉中刚刚平定，也是因为刘备对这位当初的兄弟兼战友已经有了提防的心理——关羽的高调，有时候对蜀汉集团来说都是一种麻烦。
当然，吕蒙的迅速偷袭和关羽军团的土崩瓦解，这一切发生得太快，连老江湖刘备也没办法做出反应。
内无军力粮草，外无上级支援，当年十二月，关羽及子关平在临沮为东吴军队所俘虏，随即迅速被杀。
半年前，关羽出兵开始征讨襄樊时，为人高傲自矜的他万万想不到，这个高调军事行动的结局，竟会以如此方式收场。同样，失去荆州的代价，也绝不是利刃裹挟着死亡之风而带来的阵痛所能偿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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