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何明昕
李开元， 四川成都人，曾经是科学少年。北大历史系毕业，成为史学青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以人文学者自任。 北大毕业，留校协助恩师田余庆先生任教。东大毕业，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任文科学部教授。
他是一个行者，一个背负行囊，手持地图，走进历史遗址，拨开迷雾，复活秦史的行者。他说：“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
他是一个治秦汉史的学者，带领我们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进入金戈铁马的历史现场，感受秦代变幻莫测的风云，体察帝王将相诡异的命运。
他更是自称为行者， 到秦汉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蛛丝马迹，在秦朝所留遗迹上探测发现，围绕秦帝国末期群雄竞逐的这一段历史展开，检索史料，考察实地，体察文物，以期复活当时的历史，并写出了《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一书。
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对复活历史的探索，更惊讶于其对于历史学的表现之美的发现，按他的说法，“表现之美至少包括推理联想之美，传神之美，构筑之美和触情之美”。按照这样的说法，该书的责编定义出了这样一条“李开元复活历史公式”：（史料＋文物＋考察）×（推理＋联想＋情感）=历史真相。
很明显，李开元的史学实践与此前的史学研究大异其趣。针对《复活的历史》一书所涉及到的问题，李开元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自放于主流之外,追求变革和创新
出版人：在历史的通俗作品和历史的学术著作里,你怎么看待他们的界限?或者说,在好看和学术性之间你如何去平衡?好看和生动会不会破坏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呢?
李开元：我首先要说明一点,《复活的历史》既不是通俗的历史作品,也不是学术研究的专著,而是一本既可以供专家阅读,也可以供历史爱好者阅读的复活型历史叙事著作。在这本书的背后,还有一本作为学术支撑的研究专著,暂名为《秦帝国的崩溃考异》,取法于《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的表里关系。
出版人：怎么确保高学术水准和宽接受面的完美结合？您觉得您的《复活的历史》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是怎样做到的？
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的写作宗旨之一,就是致力于学术水准和宽接受面的结合。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力图用专家做学问的态度来工作,努力使所有的内容,所有的表述,包括时间、地点、事情、制度、职官、乃至于现代性的比喻，都力求有根据和再三斟酌。同时,又尽可能地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甚至适当地调侃,以求再现活生生的历史。
至于如何确保,须要更多的历史学家更多的实践,所以我呼吁人文叙事新史学的到来,希望与有志者们共同努力。
出版人：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本书在体例上是偏离主流写作传统的？选择这样的方式是否意味着承担了风险？您个人是怎样看待的？
李开元：我曾经在主流当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现在是自放于主流之外,追求变革和创新。在现有的学术主流和管理体制内,要想作范式创新是非常困难的。我曾经感慨,历史地看, 边缘和中心,庙堂和江湖,主流和支流,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变革的新风,创造的活力,常常是在边缘、江湖和支流上。
有一段时间,我将自己的思考和尝试提交给主流学术时,曾经多次以不严肃,不规范,不扎实,甚至话不能这样说为由而被拒绝。《复活的历史》的部分内容写出来以后,也曾经被拒绝。我当时惶惑,不知道自己这些不入流的奇思怪想应当去哪里找归宿。走投无路之时,承蒙陈爽先生不弃,在他个人主办的“象牙塔”网站上刊出,才算是不致于被埋没。所以,我至今感谢以个人之力撑起一片学术天地的陈爽先生和互联网,为主流之外的异端奇说提供了表现的机会。
至于有些风险,只有留待将来再说了。
用考据和推测向史记传统致敬
出版人：考据与推测是否会影响到历史研究的准确?
李开元：我有一个基本思路,有解比无解略胜一筹。只要是合理的推测,起码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种值得注意的问题意识。史学界有句名言,叫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作过分析,证据是说了话的史料,史料是不会说话的,说话人是历史学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说话。历史学的推则是在缺乏史料的疑难关头,基于间接史料的合理推测,不过是有解胜于无解,似乎与历史研究的准确没有关系。调侃一句,老天爷给了你推测的能力而不用,岂不是对不起天生我才。
出版人：有人说您的写作是向史记传统致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李开元：是这样的。我用自己的写作向《史记》致敬,向司马迁致敬,呼吁人文叙事的新史学的到来。我向司马迁和《史记》致敬,既出于情也出于理。
我从小喜欢《史记》。当年报考北大历史系,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就是景仰司马迁,以为历史系是司马迁的领地,我将来可以学太史公写出真实美丽的历史来。进去以后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历史系是历史科学系,历史研究才是历史学,至于《史记》和司马迁么,不过是历史研究的材料和对象而已,很有些失望苦恼。尽管适应下来了,也在既定道路上走得不算差,童年以来的天性和心愿却一直没有泯灭。这些年来,经过彻底的反思,再一次重读《史记》,回到美丽动人的历史叙事的原点,终于在伟大的司马迁那里找到了我的史学的方向和心灵的归宿。当我写完《复活的历史》时,我感到心灵的解放。
出版人：怎样的际遇让您决定用考据推测“回到司马迁”呢？
李开元：我的历史学的道路,由考证起步,以理论开路,作新旧融合的问题研究,再回归理论反思,终于回到历史叙事。国内国外,近三十年,也算是一种完整的历程。经过这些年的经历和摸索,我感到我们的历史学和大学历史教育走偏了路。在历史学是科学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以科学式的问题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工作内容,历史学变成历史研究,大学历史系也变成历史研究系了。这种作法的负面结果之一,就是我们的历史学曾经邯郸学步,尾随科学走上了追求规律的道路,其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至今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历史学规律。这种作法的另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将历史叙事从历史学中开除出去,不仅数典忘祖,而且窒息了历史学的活力,断绝了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使历史学的领地一天天萎缩。也许,历史学是到了改革和发展的时候了。
历史“复活”将继续
出版人：据说“复活的历史”的出版计划是作为一个系列的，大概会分为几个部分呢？所述历史的起止时间是什么？目前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本《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整个儿系列的写作研究是否正在继续？到了哪个阶段？
李开元：我的计划是一个连续的系列。开始于秦帝国的崩溃,也就是这本书,至于结束嘛,初步预定是西汉王朝的灭亡。第二部已经非常明确,暂时定名为《复活的历史：汉帝国的诞生》。第二部的内容是我最熟悉,也是我研究得最深最透的历史阶段。研究早就已经完成,主要内容已经写进我的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当中了。
出版人：能否透漏一些系列二中所涉及到的“谜团”？您又是怎样解开的？延续已出的这本的风格吗？
李开元：《汉帝国的诞生》的主线就是楚汉相争,围绕刘邦和项羽两位英雄的角逐展开。狼烟迷漫的历史中,有一个谜团可以透露,就是垓下之战和项羽之死。项羽之死不仅悲壮激烈,而且涉及种种历史和学术的疑案。垓下突围以后,受命追击项羽的部队是刘邦军中的秦人骑兵军团,都是出身于秦国的将士,项羽最后死于投降了刘邦的秦军骑士之手,这是秦汉两帝国在人事上的继承,也是刘邦最终能够战胜项羽的历史秘密。
《史记》项羽之死的壮美记事,是司马迁根据女婿杨敞的口述写成的。杨敞的高祖杨喜就是垓下之战后追击项羽,在乌江夺得项羽一体之一部的旧秦军五位骑士之一,他因斩杀项羽之功被封为列侯。杨喜是垓下之战和项羽之死的当事人和讲述者,这就解答了学术史上一桩千古疑案∶司马迁没有创造故事,史记的美来源于真实,是实美而不是虚美。
今年九月,我将去垓下凭吊古战场,追寻项羽从垓下到乌江的足迹,复活那段千古传颂的伟大历史。
敬仰黄仁宇 期待开创写史新形式
出版人：有人将您的这种写史新方式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写法的创新方面做对比，您认为你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有那些？
李开元：黄仁宇先生是我景仰的一位历史学家,因为一些类似的经历,我对黄先生的心路历程非常能够理解,诸多怀念和感铭的话,也许要留待将来。
我很喜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初读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出国以来一直带在身边。不久前,为写《复活的历史》又重读了,仔仔细细,作了再三的分析。《万历十五年》的重大意义,在于历史学表现形式的范式创新,启示了历史学的内容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崭新的叙事形式。黄氏叙事的特点,简单讲两点,从历史时间的推进上讲, 《万历十五年》是静态的,选取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作历史的横截,这种手法,可能是从小说借用的。从体裁上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这就是活用《史记》开创的形式了。
我曾经尝试用《万历十五年》的形式来写《秦帝国的崩溃》,失败了,这种形式不适合历史剧烈动荡的时代。经过种种尝试和苦心,找到了现在这种复活型历史叙事的形式。我聊以自慰的是,这种形式能够表现我想要表现的大部分内容(有些内容还需要新的形式),得到一种随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自由和欢快。这种复活型历史叙事的形式大大地促进了我的历史学研究,新的课题新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只愁没有时间一一整理出来。这就提示了一个有兼容性的(兼容研究和叙事)历史学模式。有时自我解嘲,先将草稿放在计算机里,留待《复活的历史》系列完成,我也走不动了的时候,再闭门在书斋里作纸上的学问,最终回到历史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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