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特约撰稿 金敏华
我要在书中“出镜”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是西南财大教中国经济史的老师，我现在还经常记起他用四川话抑扬顿挫地念“太史公曰”的情景
《文化广场》：曾经听你在几百人的场子讲秦汉史，讲得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底下听得也是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后来知道您是成都人，想问一下你对历史再叙事的热情是否与川人喜摆龙门阵的习好有某种程度的牵连？
李开元：我想可能潜意识里有影响，我原来在成都一家医药公司长期做采购，经常在外出差，那时候就对作家这个职业很向往，看了什么好书之后也喜欢讲给周围的朋友听。四川人不是有个泡茶馆摆龙门阵的习惯嘛，这可能在潜意识上影响了我。
《文化广场》：包括书中的语言似乎也有一些四川的“辣味”，或者说非常的个性？
李开元：在写《秦崩》《楚亡》的时候，我会想到童年的很多事情。比如我走项羽乌江自刎这条线的时候，走在地方的乡镇上，感觉跟我少年时成都周边的那些乡镇非常相近，所以必然掺杂进很多的乡音，旧时的回忆。另外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是西南财大教中国经济史的老师，我现在还经常记起他用四川话抑扬顿挫地念“太史公曰”的情景……我写这几本书是希望打通古今，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要进到书里去，我要在书中“出镜”。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书写上，过于强调客观，自己绝对不能加任何东西，你的引申感情、所有东西都要隐掉。我就觉得为什么要隐掉，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他就是进去的，讲完之后他总要“太史公曰”一下，我去看了我有什么感受，我们念历史的就知道有太多感受不能表现在所谓的科学性里。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那时我在日本大学的地位已经稳固，人也五十多了，不妨破釜沉舟。
《文化广场》：国内很少有学者愿意从事“非专业写作”，你是怎么“转换”到这条道路上来的？
李开元：当初去北大读历史，我是因为喜欢司马迁，觉得读《史记》是那么有意思。考到了北大的历史系，发现这里没有司马迁，历史系是“历史科学系”，司马迁的《史记》只是研究材料，他们是要提出问题、写论文、解决问题，至于你把这个历史重新写一遍，这不在历史系的教学范围之内。当时受冲击非常大，后来不得不顺应环境，也就很快适应下来。适应了以后我的论文科学化痕迹很重，因为我有一些所谓的理科底子，我的第一本书是典型的科学化追求，序言方法论里讲逻辑讲分析讲统计，不但有考证，还有大量的统计、图表。这本书出了以后反应很好，但是我产生了一个怀疑，就是经过自己的实践以后感觉到，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有着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这时我就想用另外一种形式把历史叙述出来。其实在大学时我就尝试过，当时看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决定人类历史的十个瞬间》，写过一篇“袁世凯出卖光绪的瞬间”，还给《报告文学》杂志投过稿。但是想彻底地改变叙述方式，要承受很大压力，因为文体变了，方向变了，整个都转变了，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脱离了学术主流。好在那时我在日本大学的地位已经稳固，人也五十多了，不妨破釜沉舟了，历经历史作为科学、哲学、文学等不同形式，最后觉得还是要打通来做更有意思。当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中间起码有五年以上没有成果。
我自我评价，我的这种转换目前文史已经打通了，但是哲还没打通，我在《楚亡》的后记里提到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就已经回到思想，这部分我相信我会做，但是我还不知道会怎么做。
用脚写历史的人
第一次明确的旅行，应该是去沛县，刘邦的老家。
《文化广场》：都说你是用脚写历史的人，你第一次为这样的历史再叙事工程开启的旅行是？
李开元：第一次明确的旅行，应该是去沛县，刘邦的老家。2005年3月，因为司马迁在《史记 高祖本纪》中描述了刘邦出生时有非同寻常的奇事异象，受到徐州师范学院王云度先生的启发，我动了去当地考察的念头，看了之后，就觉得以后凡是书中涉及之地必须每个去看。那次去是在春假期间，我还带学生一起，后来就改变了方式，不带学生了，而是跟多年好友、日本治秦汉史最好的历史学家藤田胜久结伴而行，他也很喜欢旅行，司马迁走过的地方他都一一探寻过。我们两个一起走了十年，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垓下之行。我们从上海出发，沿着项梁项羽渡江北上那条路，先到高邮、淮阴，然后去下邳看张良和黄石公相会地，再沿着这条路到徐州，再到陈胜吴广起义的蕲县，最后到垓下。我们预先计算好，走了半个月，最后两个人都病了，出去走要歇，走五天就要歇一下，不然一定会生病……一到当地，脑子一下都活了，如同走进历史现场。
《文化广场》：这个为写书而旅行的习惯跟你的日本经历有多大关系？
李开元：我在日本的老师都要旅行……日本有点跟我们不大一样，往往一个专家写了一本书之后，出版社就会来找你，他们叫“新书”，讲谈社、岩波书店都有，新书就是由专家来为一般人写的书，很多是带文献的，可以引导你继续深入，往往销量很大，这样可以让专家与一般人直接接触。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专家不写，只有找外面不做专门研究的人来写，这个差异就出来了。我们在学校介绍给学生的入门书就是“新书”，它有这个传统。
正在写《汉兴》
最近我的兴趣又转移到秦始皇，我要重新写一个“秦始皇本纪”。
《文化广场》：三联新版的《秦崩》《楚亡》跟前面几个版本在文字上差别大吗？
李开元：文字上没有太大变动，但是增加了注释，然后有一些很细微的地方，比如说交通地理改变了，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的路线重新叙述了，这个一是根据去年的实地考察，然后又根据一篇论文做了修正，从字数上讲改动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两本书你可以当史书来读。再比如说我们讲军事史，最权威的就是军科院和台湾“三军”大学的教材，但是我在书中提供的巨鹿之战、彭城之战、垓下之战、暗度陈仓几个战役的路线图绝对比它更准确，当然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重新做的，地图也重新画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广场》：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尽快完成“秦崩·楚亡·汉兴”系列中的最后一部《汉兴》吗？
李开元：《汉兴》正在写，但最近我的兴趣又转移到秦始皇。秦始皇基本上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那样的，等于我要重新写一个“秦始皇本纪”，一方面是有新的出土文物问世，另一方面是认识上有一个突破。怎么认识古典文献里的历史故事？这里面非常多的问题，就像焚书坑儒，焚书是法令，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坑儒就是个故事，我做叙事我就很关心故事，关心以后就发现故事里面有很多学问，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明年可能下决心学校的事不干了，专心写作。《秦谜》之前写的是“秦始皇的秘密”，还有“秦帝国的秘密”呢！然后还有具体的研究，包括秦始皇研究和秦帝国研究，这些就是专著，我希望离开大学前把研究做个总结。我所有这些叙事有个特点，它后面都跟着一个研究的，它是两个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叙事和研究完全是互补的，也许这样的做法可以为将来的历史学做一个新的模式。当然这样做压力就比较大，但不然的话，一个是学术界很难接受，另一个自己也底气不足。
《汉兴》完了以后是继续写到汉武帝呢，还是有人叫我写三国，或者续三国？加上刚才说的秦始皇研究和秦帝国研究的专著和叙事，还有一大堆之前的关于历史学理论的思考还没整理出来，这三大板块怎么安排秩序，我还没想好，比较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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