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信息攫取中的“巧取”与“豪夺”

蒋健

日本人注重收集情报、信息的历史完全可以用“源远流长”来形容。例如，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锁国时代”，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准将率领尸黑船”(当时美国海军军舰是黑色的，故被称为“黑船”)驶向日本，逼迫日本“开国”之前，日本已通过有关渠道，准确的掌握了有关情报，并因此做好了相应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准确地对太平洋上的各岛屿发起攻击并占领这些岛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早在30年就已经建立起了覆盖这—地区的情报网络，对那里的各种情况几乎了如指掌。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当时盟军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马尼拉，从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到当地的理发馆，日本间谋几乎无所不在，他们适时地将各种重要情报发往日军大营，一度使盟军连遭败绩。日本的贸易商社也曾和政府密切配合，将所在国的军事情报送回日本，为“圣战”效力。

时过境迁，日本与一些西方国家已经从“敌对”关系变成了“合怍”关系，日本商人也在这种“和睦”的气氛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意伙伴，但是，日本人收集情报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所不同的是，他们现在所关心的，主要是经济、技术情报而不是军事情报。

1970年，三井财团成立了“三井知业公司”，从而使三井财团的数百家公司获得了一座资料库、一个情报网和许多国家的调查资料，以及其他许多有关情报方面的服务。新加坡政府官员曾经评论：“三井的情报收集工作比美国中央情报局做得还好。”事实上，不仅三井，其他一些财团也有类似的情报网。有时，日本商人们正是通过由此获得的关键性情报而谋划、制定出经营战略计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挫败他们的竞争对手的企图。

不仅仅一种庞大的情报网络，有时，日本商人还会以一种看似相当友善和随意，实际经过策划“阴谋”，从对手身上获得极有价值的“情报”。那种“巧取”情报的方式，经常令人叹为观止，在此可试举一例：有一位叫赫布·科恩的美国商人，以擅长写有关谈判的书籍而著名。但是，在他初次和日本商人进行生意洽谈时，却在不知不觉中跌入了对手设下的“陷井”，以至一败涂地：那天，他一抵达机场便受到了日方公司的热情欢迎。坐进特意为他准备的豪华轿车，日方公司的一位代表客气地告诉他，打算为他安排一辆返回时用的轿车，以便让他及时赶上回美国的班机。赫布·科恩心想：“他们考虑得真周到呀。”为了不辜负对方的“好意”，他就将回国的日期告诉了这位代表，并请对方安排车辆。赫布·科恩万万没有料到，对方这种热情待客的目的，是为了获悉他能够在日本逗留的时间，所以他不辜负对方“好意”的结果，就是暴露了公司允许他进行商务洽谈的最后期限。日本商人十分清楚，任何来访的外国商人，尤其是“务实”的美国商人，一般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国。所以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拖延”战术，并“热情”地又是请他赴宴，又是请他打高尔夫球，直到他乘车前往机场，生意才总算成交。赫布·科恩写道：“我们挤进了轿车时，还在反复研究那些条款。就在车闸拉到底的那一刻，我们才终于达成了协议。”回到美国后，他的上司在形容那些让人惨不忍睹、让美方损失严重的谈判条款时说，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所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如果说以上所述是日本商人“巧取”情报的一个事例的话，那么下面要讲述的，无疑属于他们“豪夺”情报的事例，1980年，日本某贸易公司向美国北卡罗纳州赛兰尼斯公司一家工厂的总经理行贿675000美元，让他在5年多时间里有计划的将该厂的技术“转让”给日本该贸易公司，并在夜晚让日本人参观工厂，了解整个产品制作过程。另外一件著名的工业间谍案发生在1982年，该年，美国旧金山警察局逮捕了日本日立和三菱电气公司的几名高级职员，罪名是他们企图贿赂美国IBM公司的雇员以获取MVS／XA新的计算机软件的技术资料。对于这宗工业间谍案，美国公众舆论提出了强烈谴责，但日本人却对此不以为然。日本富士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就曾表示，他们乐意为获取这项技术而作出牺牲。在他们看来，对情报的巧取豪夺似乎天经地义。

不择手段地获取情报和技术信息，是某些日本商人驾轻就熟的伎俩，他们的触角伸向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非正式的情报信息网络。这种伎俩，也曾经使我国蒙受过重大经济损失。例如，我国的新闻媒体曾经报道，几个日本客商在参观我国安徽某宣纸厂时，通过“谦虚”的询问，套取了有关宣纸生产的关键技术和工艺，从而使我国这一被奉为“文房四宝”之一的传统产品的生产技艺被窃取。

总之，在高度信息化时代日益迫近的今天，面对强劲的对手，如何使“信息”真正成为一种经营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孙子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险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看来，日本人在“商战”中精于此道。（201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