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规定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是否需住院治疗，应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开设精神科门诊。草案还新增了精神障碍患者财产安全不受侵犯规定。
从本质而言，精神病也是一种疾病，承认这个事实，就该将其与一般病人一视同仁，看不看病，听从他们的内心。从这点上说，“自愿”有理。但是，精神病又不是普通病患。有统计表明，在我国1600万名重性精神病人中， 70%左右没有侵害性；1%左右系犯罪型精神病人；还有30%左右，徘徊于两者之间。对前者，自愿治疗似乎可行。但对后者，因为已对社会秩序直接构成威胁，故而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否则，就无异于放虎归山。而更难的，是“中间”。
站在人性角度，精神病患者本身作为社会弱势人群，比正常人更需要亲人、社会的帮助和关心。如果“强制”医治，就有好转、乃至康复，回归正常生活的可能，而一旦全凭“自愿”，其结果往往是：放弃治疗。精神病人与醉酒者相似，谁见过醉汉说自己喝醉了的？而且，在人们心中，精神病本就是一个带有耻辱色彩和暴力味道的词，不说社会，单就监护人自我排斥和歧视都无法消弭，何况还要耗费大量金钱时间，而效果却不可知。放任与不治，常常是病情恶化、突然发作的诱因，为他们滑向犯罪型精神病人预留了空间。这是现实，也是问题的症结。按照“次优选择”理论，此时就不该任其“自愿”，而是主动“强制”。否则，就是以牺牲一个群体的安全来维护另一个群体的尊严，如何逃脱以人性之名行甩包袱之实的骂名呢？
不管此次《精神卫生法》何时定稿，但精神病人的治疗与家庭、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必须厘清。笔者以为，对于精神病人，政府更有义务“照顾”。尤其对于犯罪型精神病人，不仅要“强制治疗”，重点治监管，而且还要在财政上给予稳定支持，乃至完全兜底承担。这不仅是在减轻监护人的经济压力，更是保障社会大众的公共安全。而对其他精神病人，则可视等级而定，有些可以“有限自愿”，但像媒体屡次报道过的，如上访者、可能为了某种目的强制送医的精神病争议者，则可以完全“自愿”，避免到被“合法”伤及。
作者：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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