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初探：以《衍義》和《衍義補》的比較以及〈正朝廷〉、〈固邦本〉、〈制國用〉為例。（大学衍义补（2册））书评

         壹，《大學衍義補》研究概況
《大學衍義補》，為明邱濬（1421－1495）所著。《大學衍義補》在宋真德秀（1178－1235）的《大學衍義》的基礎上增補，並在明孝宗（1470－1505）時獻給朝廷。在得到孝宗的賞識後，加封太子太保，並下命開版印書，在當時得到廣大的回響，被後人譽為明清時期帝王必修書籍之一。
關於《大學衍義補》的研究，南開大學趙玉田先生已經在〈邱濬與《大學衍議補》〉有詳細的背景交代。學者在比較真德秀《衍義》後指出了《衍義補》所添補關於齊家、治國這兩部分；但他們同時也忽略了《衍義補》雖然在《衍義》的基礎和空缺上添加的，但《衍義補》不論是架構和內容上和都與《衍義》有著頗大的差距。而且雖然同為官方認可並推廣的正統理學，學者也常常忽略《三大全書》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學者注意到邱濬與陳獻章的時代關係，但常以「學風不正」為結論 ，邱濬與陳獻章等心學學派的關係並沒有深入挖掘。而這些背景都是幫助我們更加深入理解《大學衍義補》的重要線索。

貳：《大學衍義》與《大學衍義補》
《大學》原為《禮記》第四十二卷。二程時把它單獨抽出並編次章句，並在朱熹（1130－1200）時與《論語》、《中庸》、和《孟子》合註並編成《四書章句集註》。朱熹編撰《四書章句》的目的是要編一套經學入門的教材，並因為的《四書章句》在南宋訂為官方正統，而《大學》一書也廣為流傳。但理學地位的確立，是在真德秀和魏了翁等眾儒努力下完成的。
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立慨然以斯文自認，講習而弗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言：『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常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靜心，平心而已，靜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
從真德秀的生卒年可以判斷，他剛好處於朱熹的時代。《四書章句》的定稿予刊刻是在公元1190年，時年真德秀十二歲。 雖然朱熹理學一度在韓侂冑的主持之下受到打壓，但從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來看，他應該很早就接觸過朱熹的著作並受到深刻的影響。在《衍義》裡真德秀提到，為帝王者必須精通《大學》，方能上溯三代，建立並保證理想的政治體系的運作。《大學》所提出的八個條目中，真德秀認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齊家、治國是《大學》的精髓。然而在他的《衍義》裡，最為著力的還是前四項。在朱熹的經學理論指導下，真德秀嘗試建立一套完整的帝王學理念。除了強調為君之道必須先從精通儒學經典，同時並舉出了漢光武帝與唐三宗等歷代明君，都是因為他們注重並遵守儒家經典而成功的。真德也引用了理學名家周敦頤，二程子，以及朱熹的言論。《四庫提要》稱這本書：
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乎於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偽，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
      也因為這本書所著重的在於〝知〞而未涉及到〝行〞，《大學衍義》的內容還停留在帝王本身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成功。所以明朝邱濬在《大學衍義》的基礎下嘗試彌補真德秀對〝齊家〞和〝治國〞的空缺。雖說書名是《大學衍義補》，但兩本書的內容卻迥然不同。
首先，《大學衍義》因為要傳揚理學和讀通經典，真德秀所引的材料大都是理學家的著作和十三經；然而《大學衍義補》的目的則是為帝王創作一套完善的執政綱鑑。
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繼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既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
邱濬除了引用十三經以外，《五經》、《四書》、《三禮》等儒家經典外，還引用了《通典》、《文獻通考》、《資治通鑑》、還有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言論都被邱濬收錄在書裡。又因為他在為官多年，對多政治上的事物也有很具體的心得，而這些體會也都呈現在〝臣曰〞裡。也就是說，《衍義補》大幅度的擴充了原來《衍義》的內容和架構，涉及的內容也相對具體。邱濬並在《衍義》的基礎上，試圖建立一套嚴謹的官方執政綱要，以及具體入微的指出帝王應該如何應對國家財政等具體問題。這種〝補書〞的方法，不但彰顯了邱濬對朱熹治學方法的認可和實踐，也能看出並不是全部的儒學家都認同薛瑄等學說。在著作本身方面，真德秀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解釋上面。然而邱濬的《衍義補》卻有很大的一部分在點評歷朝歷代的執政得失，所以兩部書的架構和體例略有出入。雖說邱濬因為出仕多年，使得他有較好的行政經驗來闡發這些問題 ，但相較於陳獻章等白沙學派而言，邱濬的學識還是較為扎實的。但這同時也彰顯了一些問題：為什麼邱濬要選擇《衍義》來補呢？邱濬補書的方法又是參考哪些書呢？

參：三《大全》與《大學衍義補》
三《大全》，是永樂時期明太宗下令內閣大學士胡廣等人所編。此書匯集宋元理學大家的著作，並按各個條目進行編撰。在燕王即位後，為了強調他的正統性，不但三修《太祖實錄》，命胡廣等內閣大學士編撰編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以及《性理大全》。根據四庫的分法，《五經》、《四書》等兩《大全書》是歸在經部，而《性理大全》則歸類在子部。但永樂時朝廷編撰三《大全》時並沒有像清朝人分別開來。在明初理學的範疇裡，這幾本書應該都屬同一類的。所以三《大全書》的修撰，既視為是永樂皇帝急於樹立正統以外，也可看到朝廷對官方理學整理出官方的權威版本。
但三《大全》存在著幾個問題。首先理學在宋廉等人的提倡之下，到明初以被官方訂為正統學術。但因為明初諸儒都認為道理都在宋儒時講完，儒學無法得到新的突破，所以明初儒學家都以朱熹為宗，一切都以宋儒的學說見解為尊，並把精力都放在材料的添補和擴充。而這個現象在修《全書》時則變成內閣大學士只抄不作。這照成三《大全書》雖說是官方的權威版本，但內容卻東抄西湊，並太大的無學術價值。 其次明成祖急於訂下官方理學的範本，再加上解縉等人個人的學術涵養，對編書也是交差了事，使得三《大全書》成書倉促，錯誤百出。 即使這三《大全書》問題百出，但由於他官方修訂，加上開科取士都以這三《大全書》為標準，使得有明一朝都以《大全書》為官方儒學的代表。
綜觀《衍義補》的內容，不難發現邱濬在材料的運用上多採用三《大全書》。雖然《大全書》飽受各方批評，但縱使博學如邱濬者，依然無法脫離官方修訂《大全書》的內容。在史料學和經學的角度上來看，《衍義補》就存在難以可服的缺陷。然而邱濬的目的是為皇帝建立一套完整的執政綱領，所以在史料的考訂和求證下，顯得較不注重。雖說這些版本的問題不影響《衍義補》的內容，但就史料來源和運用上就劃分出邱濬與真德秀的差異。博學如邱濬者，對材料的運用都如此不嚴謹，其他學者如陳獻章等，對於治學的態度可以想像。

肆：〈正朝廷〉、〈固邦本〉、〈制國用〉
《大學衍義補》總共有一百六十卷，並有十二個要點，其中又以前四要最值得重視。相較於真德秀的《大學衍義》總共四十三卷，《大學衍義補》的〈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和〈制國用〉剛好三十五券。因為《衍義補》的前四要加上〈審几微〉不但環環相扣，可視為是一個整體；又因到第五要〈明禮樂〉是屬於經學的探討範圍，所以選擇前四要來探討。但因為〈正百官〉的內容與〈正朝廷〉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並且〈固邦本〉和〈制國用〉更能代表邱濬對國家經濟的看法，所以選擇以〈正朝廷〉、〈固邦本〉、和〈制國用〉來探討邱濬的經世思想。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正：相較於《衍義》強調帝王自身的修行，邱濬認為執政者更應該關注政府的營運。第一要〈正朝廷〉以皇帝為中心，並提出改良明朝官僚制度的建議。邱濬說：「臣按：朝廷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個有所知，亦莫不個有所能，心有所知也。」 邱濬認為，一個帝王要有效的管理國家，光憑一己之力是不夠的。邱濬又提出：「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養民。凡其所以修德，以為政立政，以為治孜孜焉，一以養民為務，誠以一務不脩則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則民所以養生之。」 國家的政策必須最先考量百姓的利益。邱濬又提到：「所謂修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節民之心志，有至和之節以和民之聲音，行此禮樂之道則有法制禁令。防此禮樂之失則有刑罰憲度始也，治道有此而出終也。」 作者一再強調國家的營運需要良好的紀律和規範。為了達到他所提出的三個目標，邱濬並在〈正朝廷〉提出五個方案：
正綱紀之常：政府需要良好運轉的話，需要訂好相關規定並嚴格遵守。「紀綱既亂，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底於滅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具。臣竊以為，所以立道而維持其紀綱者，脩得又其本也。〞 如果政府沒有遵守規定，則會〝失其祖傳之道也。」 所以上位者不但要訂定完善的政府條例，而且嚴格執行，才能使政府運轉順暢。
定名分之等：既然要嚴格遵守綱記，上位者同時要明確官階等級出來。「臣按：人君之所以為君，所以礪天下之人，而使之與我共國家之政，而至天下之民者，爵號之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德者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惟人君者，僅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於人焉。」 這段透露出兩個訊息：一是如何妥散的安排官位和階級，對國家運作的基本要求。二是分配職位是執政者權力運用的一個關鍵，非到必要之時絕對不能假手於他人。
公賞罰之施：政府在獎賞時，不但要做到每個利益團體都能接受，並在一定的程度上達到公平公正的原則。「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名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寂貸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奇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 所以上位者必須以寬宏和公正的心態，才能使更多人願意效忠朝廷，而朝廷也免於人才流失的情形。
謹號令之頒：上位者對他所頒佈的號令必須小心謹慎。「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親為條款，固既行之後，往往杌隉 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 所以在訂定政策頒佈之前，上位者必須謹慎小心，不能朝令夕改。不然只會讓人民不知所從，繼而對政府產生懷疑。
廣陳言之路：邱濬認為，如果關閉言路，只會使政府越來越脫離實際情況。「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衛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已臆度為智，不刑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 邱濬又以明太祖為例，指出明初高壓的政治氣氛導致後來建文政府的垮台。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邱濬認為，一個國家要安穩，必須先安定民心。「臣按：民心莫不有所欲，亦莫不有所惡。於所欲者則趨之，於所惡者則避之。人君知民所欲者在仁，則施仁之政以來之；所惡者在不仁，則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 政府必須先了解人民的需求，並協助他們達到目標，這樣人民才願意繼續支持政府，達到「而民之歸之，不啻如水就下，獸走壙矣。」 邱濬同時又提出，當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後，社會才能安定，治安等才能加強。「君有民，不之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兇年飢嵗無以養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從而後征重斂，不時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則民怨懟而生背畔之心，不為君有矣。」 然而有學者從這個觀點出發，認為邱濬是民本思想。但問題在於他所提出對百姓的關懷，是從統治階層的角度出發的，所以邱濬的〝民本〞觀點還得再多加討論和釐清。
番民之生：在傳統農業社會裡，人口多寡是判定國力的重要標準。邱濬在觀察荊湖江右兩地後，「臣請立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荊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民以稅戶之目。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居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 這個建議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訊息：第一，明中期時因為生計搬離原戶籍地的人群已經頗具規模，邱濬建議政府應該尊重他們，而不在用過時的戶籍檔案來限制人民遷居的自由。第二，在一些糧食產量較高的地區，人口的增長已經造成土地分配的緊張。所以邱濬同時也提出要從人口大省移部分百姓去人口較為稀少的審份，減緩人口壓力。
制民之產：邱濬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如何處理百姓與田地的關係。「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使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 因為國家穩定，人口增長快速，使得原先訂定的條例得略為改動。邱濬並列舉井田制和五溝制，但都認為這些制度〝廢千年餘〞 。並且因為井田一廢〝田不在官〞 ，所以邱濬最後的結論是政府必須在更加重視大造，嚴格執行歲收和差役。邱濬同時提到了水利工程，但把對治水的討論保留在〈除民之害〉這篇上。
重民之事：在確定田法之後，邱濬提出了三個概念：首先是糧食生產的問題。「臣按：《周禮》，周公至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農為國，故周公於書。既作《無逸》以為其君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 。中國至周朝以降就是農業立國，糧食生產一直都是國家首要任務。邱濬點出了〝男耕女織〞 的生產模式，不但能使產值最大化，並使社會經濟得到更有效的發展。
寬民之力：傳統農業社會裡，資源較為稀缺，所以邱濬要求上位者節省，不作過度的開支。「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撫之。撫之之道，在乎節用而內，而樹德於外。」 過度的奢侈不但增加政府負擔，導致財政緊縮；並最後發展成加重稅賦，迫使百姓不得不走向推翻政府的這條道路。
愍民之窮：邱濬認為，政府對於弱勢群體應該給予關注和照顧，「臣竊以為兩寺之設日，有所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煙輳集處。」 這樣不但預防這些人糾結成黨，最後抵抗政府；並同時樹立政府愛民的形象，維持京城的威儀 ，並使弱勢團體有所依靠。
恤民之患：明朝一直到明憲宗政治都相對穩定，不過農業社會的生產主要依靠不穩定的氣候，所以每年糧食生產存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臣按：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有食也…不幸有水旱之災，兇荒之嵗，民之日食不繼，所以既之者，國也。國又無蓄焉，民將和賴哉？」 邱濬並提出政府在豐收之年時，應該多增收一點糧食，以備災荒應急。 他同時認為政府應該多開發幾條財政收之的項目，不能只著眼於農業生產。 唯有居安思危，才能在災難降臨之時，政府有充足的資源應對災荒。
除民之害：黃河一直都是中國最重要水患問題，邱濬在考察歷代水患和治水方案后，提出：「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凡為民害者，必除之。夫民之所之以為養者，土也。而王必滋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蕩焉。則為害大矣。非徙民不得已為衣食，且不得已為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為生哉？」 他並點出治黃河的兩個重要性：黃河在運輸上面功能 ，以及他的流域都是重要的經濟發達地區。 正因為黃河獨特性，邱濬最後提出治黃河必須從源頭開始，並在下游設水閥和鑿湖調水。
擇民之長：因為明朝疆域遼闊，中央跟地方之間的隔閡難以消除。「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懸絕，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又因為各省情況不一樣，朝廷在委任各省官員時需要特別注意各別的實際情況。 邱濬同時又提醒政府對較為邊緣的省份應該更為重視，因為他們是國防的最前線。 所以邱濬在最後提出政府應該效仿漢刺使設監司（即按察司）來督察十三布政司，防止地方官員私下貪贓枉法。
分民之牧與詢民之瘼：因為這兩篇內容互相串通,所以放在一起討論。〈分民之牧〉的重點放在疏理歷代省級官員，並從漢十三刺使一路寫到明十三布政司，認定明布政司因為接近漢制，「漢去古未遠」 ，是最接近《周禮》所建立的理想制度。〝臣案：王者處九重之上，其去民也，有千萬里之遠焉。王之心志所在，下人何從而知之哉？故設為撢人之官，巡邦國之內，使之探王志之所在。」 〈詢民之瘼〉則認為政府應該對弱勢群體多加關懷。「請令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 而這樣的政策能使政府親民的形象更加鞏固，以達到人心順服的效果。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邱濬分兩章來討論政府財政問題。第一章重點有三：第一，在理財方面，邱濬把人民的重要性擺在政府之上，但他同時提醒上位者這都是為維護自身的統治。「是其所以理財者，乃為民而理，理民之財爾。豈後世斂民之食用者，以貯於官而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於民，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度無不足者，是故善於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 第二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農業的收成，國家必須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農業開發上。 第三是政府應該從多增加開墾的面積，以達到產量再增長，財政收支再增加。邱濬同時指出政府與人民的互依關係 ，強調上位者必須節約開支， 避免因為多餘的開銷而增加的稅賦。 第二卷再次強調節約的重要 ，並在結論處寫到：「是古之仁君，知其為天守財也，為民聚財也。凡所用度非為天非為民，決不敢輕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萬民之安，不敢毫釐以為己私也。 」這裡可以看到邱濬回扣〈審幾微〉，勸上位者需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德行。同時也展現出傳統農業社會資源的短缺，即使帝王家庭都得恪守勤儉等理念。
貢賦之常：邱濬探討了明初的稅貢問題。「我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備。凡宮室、禁衛、官署、城池、蕃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制。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眾；分官置吏，祿食者多。所費比與承平之世，奚翅千萬，尚有餘貲以資用度。」因為明初國家剛剛建立，財政資源還是相對短缺，所以明初的朝貢貿易規模並不大。但邱濬同時指出因為朝貢貿易，木棉的傳入和大規模種植，使得中國的棉產量大規模擴展，並使得大量的人民能取得棉來製衣，這對國家還是有好處的。 邱濬並從木棉的種植轉移到稅賦問題。多年來因大量人民為避稅而離開所屬戶籍，使得國家財政的虧空越來越大。邱濬於是提出嚴格執行查實戶口，落實政府的稅收。 他最後提出政府對朝貢貿易要有所限制，因為朝貢貿易對政府的財政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反而拿珍貴的經濟資源去換一些對經濟發展沒用處的珍奇異寶。
經制之義：第一章先從《周禮·太宰》來討論周代賦稅系統，再延伸到明政府的賦稅制度。邱濬並提出了國庫與內府庫合併，他認為這樣能更好的監控皇室財政。 作者同時提到周朝的倉廩之官，並重新規劃九榖的生產和儲存方法。 第二章提到君王的天下是受之於民，如果百姓生計問題沒處理好將面臨覆滅的威脅。 邱濬同時提出在戶部卿佐外多添尚書一員，好監察戶部的工作。 邱濬還提醒上位者應該裁撤冗官冗兵，一來冗員對朝廷的財政是個很沈重的負擔，二來朝廷也沒有義務去養這些多餘的閒散人員。 他最後又提到倉儲的重要性，並寫到：「臣案：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以。」 最後邱濬在這章讀出的結論是：雖然古今制度略有不同，但概念是相近的。上位者必須先了解經義，在從裡面取得應對當下情況的歷史經驗，才能常保國家的安定，子孫的未來。
市籴之令：這篇主要在講政府如何面對商人囤積以抬高價格。很多物資依照每年生產的情況不同而產生價格波動，為了防止商人從中獲取暴利，邱濬認為政府應該在產量過剩時大批買入，在產量緊缺時投入市場，好調整物資價格。 但邱濬同時提出這個政策並不是以打壓富豪來消除差距，政府應該做到「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致於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 所以邱濬的結論是政府把物資調整到相對合理的價格，使得市場不會因為短缺而讓富人剝削窮人，繼而造成社會動盪。
銅楮之幣：因為明初因大量發行貨幣，造成通貨膨脹，使得國家財政出現嚴重的問題。邱濬提出了兩個觀點：第一是默許部分私造貨幣在市場流通。因為這些貨幣很多都已經流通到市場上，如果政府一昧的否認會造成市場上的恐慌。但政府在默許部分非法錢幣的同時，應該盡量收集他們並重鑄，並嚴格懲罰私鑄銅錢的人。 第二是嚴格控管銅幣出口。因為銅本來就是珍貴資源，再加上大量的錢幣外流會造成貨幣短缺，邱濬甚至以「漏錢出界者，抵死。」 這樣的重刑來防堵錢幣外流，可見明中期因海外貿易而造成的錢幣外流已經有一定的規模，才能引起邱濬的注意。
山澤之利：邱濬認為政府不但要關注農業生產，同時要注意開發別的資源。至漢武帝鹽鐵專賣後，鹽一直都是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邱濬提出「臣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蓋兩淮之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多，而皆民物繁庻之地。」 於是邱濬提出從滄州經河道運鹽到京城，甚至如果軍方的運糧船有空額的話還可以裝載一部分，不但便宜而且還減少損耗。 他同時建議政府應該開放沿海居民煮私鹽，政府甚至可以收購這些海鹽。 邱濬又提到了宋代的茶馬司，認為以茶換馬不但可以把國家過剩的茶葉傾銷，換來的馬還可以提昇軍備。 邱濬最後提出政府應該在這些資源的產地設官監控，因為資源是有限的，不能讓人民隨意開採，以預防資源耗盡而產生出相關的問題。
征榷之課：邱濬認為，酒的大量生產已經影響了政府的歲收。「臣案：酒者以榖為之。縣官既已取榖，以為租稅矣。及其造榖以為酒，而又稅之；則是一物而在稅也，可乎？」 但邱濬同時又指出因為社會飲酒已經成了一種習慣，「况民以飲與食並嗜已成性甚，乃有廢食而專飲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惟不易。」 所以邱濬同意百姓私下釀酒，但政府要控制其數量。不但課以重稅，並且禁止民間私建燒窯來造酒， 同時邱濬還提出禁止民間有造麴器，嚴格控制酒的產量和流通。
傅算之籍：戶口不但反應政府在徭役時所能動用的人數，更是課稅的重要依據。「臣案：册籍之獘，古今一律。國初，洪武五年戶部發下戶，尤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以來每十年一攅造民。年十五為成丁，未及十五為成丁…然歲久弊生，非止一端，固非一二日禁革所能盡，亦非一二人智慮所能周也。請自今遇大造之年，先期敕戶部移文天下司府州縣，俾其詳詢博采，積年病獘何在，各處事宜何如，一一條上戶部。」 邱濬除了建議政府應該嚴格執行戶口實查，又提出鈞徭之法應該針對各個地方的差異性而有所調整，比如說江南比江北有比較好的實施條件。 這樣才能妥善的運用徭役，並減少對百姓的負擔。
鬻算之失：邱濬對明中期越來越嚴重的買官現象提出了嚴重的質疑。「我祖宗以來，最重名氣…近世司國計者，取具目前，而建為納栗賜冠帶之令，後又加以散官。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賣見任官耳。」 邱濬認為兜售官職這種風氣不但有傷官員的形象和地位，並且影響政府政策的執行。他同時反對販賣度碟，因為僧侶不但影響國家歲收，而且還造成勞動力減少。 職位的買賣的雖然能為政府增添短期收入，但長期來看還是大大傷害整體財政和行政的。
漕輓之宜：由於明中期江南等區域經濟的發達，很多南方貨物和糧食都得靠船運送至京城。邱濬首先引用呂祖謙的話，認為如果漕運官員越多，每次運輸的成本就會提高，而且還會影響運輸效率，所以邱濬提倡「減其冗員」 。邱濬並指出，在運輸的過程中，難免有損耗。而損耗的部份，官員往往攤派在百姓頭上，邱濬認為這項從唐明宗就開始的「鼠雀耗」是沒什麼道理的，但他自己卻提不出相應的辦法。 邱濬同時還注意水利工程，並關注在運輸方面。邱濬提出：「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就需于城東，鑿惟大潭如積水，比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潴于此潭。」 鑿人工湖不但能使運輸船有停泊的地方，同時也能調節部分水量。邱濬同時還提倡海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 邱濬並提出海運不但可以節省成本，同時能監督朝鮮與日本在海上的動靜。
屯營之田：「臣案：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於衛所。」 邱濬認為這樣的制度不但有利於軍隊糧食的生產和分配，並也不會把負擔分擔到百姓上。邱濬並提出在沿海一代，尤其是閩浙兩縣，可以建造海堤，把耕地往海的方向推進。 最後邱濬在結論上寫道所謂〈制國用〉，不但要「天下無無耕之田」，還要「天下無無役之人」，這樣才能達到〈制國平天下〉的理想狀態。

結論
邱濬在刊行《大學衍義補》之前，一直在國子監作文書工作。長年的書籍整理和編纂經驗，比如說《明一統志》和明英、憲兩朝《實錄》，讓邱濬有大量的機會接觸國家的文獻，這對他著作《大學衍義補》有著莫大的幫助。而《大學衍義補》也因為得到明孝宗的認可，國家提供資金，並刻版刊行，造成一時的轟動。 而邱濬不但晉升文淵閣大學士，加封太子太保，並被譽為〝當代通儒〞 。
然而從成化到弘治年間，明儒的學風漸漸往陳獻章等白沙學案靠攏。在心學的風氣下，《大學衍義補》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推展，以至於到明末清初黃宗羲評價明朝一代學風之時，得出了「空談心性，束書不觀」的結論。雖然這對邱濬等心學一派以外的儒者有所不公，但《大學衍義補》並沒有激起社會產生久遠的關注和影響卻不能否認。有鑑於明朝到成弘年間，國家面臨經濟轉型的時刻， 邱濬雖然對幾項經濟政策提出了切中時事的見解，比如說戶政與馬政；但他同時也有很多觀點跟歷史的發展軌跡有所不同。 所以《四庫提要》說這本書；「然濬聞見雖富，議論乃不能甚醇」 也不是沒有依據。
然而《大學衍義補》不但涉及經濟思想，內容還包括經學、軍事、以及外交等，是研究明朝社會重要的著作。李焯然先生的《邱濬評傳》裡提到說學者對他的研究較為稀缺，乃至於他的成就淹沒無文。 然而學者不但能透過邱濬的研究得知成弘年間社會大概的輪廓，並且能從《明儒學案》的框架下跳脫出來，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明代的思想史和儒學史，並為我們還原明代提供了另外一條門徑，有莫大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