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年前的今天，签订了《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的李鸿章在贤良寺中去世。在他死前，病榻前站着强迫签约的俄国公使。死后，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幕僚周馥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
李鸿章吐紫血，于11月7日郁郁而终。享年78岁。
李鸿章逝世时，留下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诗风凄惨悲怆，令人感伤。仍勉励后人要为国分忧。这把老骨头，就让世人继续去毁誉吧。
李鸿章死后，两宫“哭失声”，慈禧叹曰：“日后再无分忧之人矣。”慈禧哭得是李鸿章，倒不如说是怨他死得太早。
对于大清来说，李鸿章死的太早了。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死得却迟了些。他死时，带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被一些爱国人士痛骂为卖国贼、洋人的走狗、反动政府的鹰犬，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百多年。
如果李鸿章提前死上二十年，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会青史留名，万古流芳，会被称为“继林则徐之后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清朝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爱国大臣”。
1958年，李鸿章墓被挖。当时挖墓的人回忆说:'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他和他的妻子的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历史会证明一切。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也好，文化界也罢，谩骂李鸿章的声音逐渐式微，赞扬其的观点成为了主流。当今政府对史学界的革命持默许的态度。他们这样做，不是良心发现。而是“临事方知一死难”，当他们站在了李鸿章的位子上之后才明白这位“汉奸卖国贼”的不易。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诗词
赴仕途有感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
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
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
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
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
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
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
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
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
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
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
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
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绝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内尘氛犹未靖，诸君莫作等闲看。
舟夜苦雨
一月天何醉，四山云若痴。
潮添积雨后，春到寒江迟。
梦觉客衾薄，灯昏邻笛悲。
流年孤艇送，不觉鬓丝丝。
游鹿洞归途感赋
鹿去台空屋数椽，置身就在阆风巅。
孤筇螟踏烟中路，万壑春藏洞里天。
乱后诸生虚讲席，门前流水隔尘缘。
低徊朱陆论心地，思使薪穷火不传。
对1949年之后的国人来说，对李鸿章最客气的评价大概也是失败的改革者。然而，如果我们抛弃预设的立场，客观地考察自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的整幅图景，就会发现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工业化的欧洲以及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非常无稽的臆断。
事实正好相反，以李鸿章为领袖的洋务派是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在1895年以前，洋务改革的绝大部分努力是围绕着民生、富国的工业建设而进行的，这和经济军国化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异常讽刺的是，经过一场甲午战争，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却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倒被本国人贬作“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如果说在1909年这种强权即公理的认知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100年后的现在，继续保持这样的认知未免显得有些太不与时俱进了。
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李鸿章选择了一条与他的老师曾国藩行程迥异的道路，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他不计毁誉，办交涉、修铁路、建工厂、组海军，最终的目的却与曾国藩殊途同归，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应对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绝非旧秩序的维护者
李鸿章是一个改革者，而非旧秩序的维护者；近代国家改革所要遵循的各种规则，李鸿章的近代化方案虽然有不少缺陷，却是基本遵循了这些规则的，也切合当时的中国实际。他的近代化活动所以收效甚微，不在于他的思想有何缺陷，而在于他的主要方案未能得到采纳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否则，是可以挽救中国的。
李鸿章的身后，人们常以他所主导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有说制度不如人的，也有说社会结构、思想意识不如人的，然而，大众在看到甲午战争结局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日本人的“维新”是将本国人民压榨到如何的地步才赢得豪赌，更没有看到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于今天你我生活变化的开创之功。
甲午战败，中国人心中的自强希望荡然无存，进而怀疑选错了道路。殊不知，本就被国内错综复杂的政局套得死死的李鸿章，只能退而求其次走“富国”的道路，根本无从实现最初的“强兵”目标。这样的境况，面对亡命徒一般的日本，又有列强的推波助澜，岂有不败的道理？然而，这难道就说明洋务之路走不通吗？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自信心造成了沉重打击，甚至导致他们在未来100多年间对文化本体价值的迷失。这种情况，说到底仍不过是成王败寇观念的延续罢了。而李鸿章所谓的失败，不在方向却在速度，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了。而放大的人，恰是失去自信的中国人自己。
毫无疑问，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李鸿章个人的最大挫折，不过，这种挫折并没有终结洋务运动的步伐，袁世凯接手北洋集团之后的一系列举措，无不继承自李鸿章，只不过是世道变迁，令李鸿章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得以实现罢了。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哀，但也同样值得他自豪，这说明他的眼光早已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所选择的道路本质上并没有错。
结 语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这是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给的考语，也是近百年来被国人提起最多的关于李鸿章的评语。
不过仔细梳理李鸿章的生平事迹后，就显得梁启超先生未免太过矫情。观李鸿章的一生，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尽力呼吁改革、实行改革，与整个洋务运动相始终。而他的后继者也跟随着他的脚步，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实行着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化。这种兴利除弊，继往开来的无憾人生还有什么好可惜、好悲哀的？
至于后世滔滔，又与他何干？
李鸿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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