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画像
司马光主张节流，反对聚敛，被称为道德派；王安石主张开源，力主理财，被称为功利派。宋神宗虽然口头上标榜节俭，但在内心深处，却有着好大喜功的强烈欲望。即位之初他所表现出的节俭可以说是实属无奈，因此，对力主理财的王安石表示出青睐是顺理成章之事。数月之后，王安石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开启了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熙宁新法带来了财政收入的丰盈，到后来宋神宗甚至公开宣称“节俭非帝王之事”，在宫殿城郭修造上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而这一点最为他的儿子宋徽宗继承，将大兴土木之风发扬到了极致。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获得了得君行道的机会，其亲近之程度被称为“如一人”，其难得之程度被誉为“千载一时”。不过这多少有点士大夫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在现实的权力世界里，君相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王安石在被第二次罢相之前在给王珪的信中就坦言有“盈满之忧”了。
司马光因为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后来便离开朝廷，潜心于《资治通鉴》的修撰工作。在整个神宗朝，司马光都没有真正得到重用，但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声誉，神宗在朝廷里也经常称赞他的德行。
王珪是这场论辩中常常被忽视的角色，也是宋神宗一朝最容易被忽视的重要人物。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策主张上有着多么严重的对立，但在为人上却有着一样的品性：坚持自己的意见，乃至到了执拗的地步。王珪恰恰相反，他的主张就是没有主张，然而没有主张的主张却是最符合皇帝的主张。他从熙宁三年担任参知政事，熙宁九年担任宰相，一直担任此职到他去世，身居宰辅要职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他无所建树，一贯顺承旨意，被当时人称为“三旨相公”：上殿进呈说“取圣旨”，皇帝给出意见之后说“领圣旨”，退殿之后对下属说“已得圣旨”。
神宗皇帝始终是真正的舵手，给了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会，给了司马光至高的荣誉，但给了王珪最长久的官位和信任。延和殿的那一场论辩，似乎就已经注定了神宗一朝的人事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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