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编了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丰功伟绩，主要在于主编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既是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必备史书，更是封建帝王将相安邦治国、借鉴历史经验的必读文献。《资治通鉴》的历史影响和历史作用，在我国浩如烟诲的典籍里居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这位籍贯山西夏县，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生于河南光山县的历史伟人，没有王安石过目不忘的才情，更缺乏苏东坡潇洒豪放的灵气。浑身沾有泥土气息的司马光，看上去像老实本分的“山野村夫”。他的博学，他的成就，全靠自己刻苦攻读和加倍的努力。他的父亲司马衷是宋朝的中低级文官，严格要求儿子读书求知做老实人。年幼的司马光曾经说过谎话，恰好父亲听到了，将儿子大骂一通。从此，司马光发誓终身不说假话，老老实实做人。

司马光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20岁那年，他少年得志考中了进士甲科，从而走上仕宦之途。华州(今陕西华县)、苏州(今江苏苏州)留下了他当判官的纪录。由于父母相继去世司马光辞职回老家夏县服丧。四年之后，25岁的司马光再登仕途，先在河南做父母官，不久就调到京城开封，担任中央机构中的大理寺卿、馆阁校职、同知太常札院等官职。这些官职，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司马光来讲，却是了解国情、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可惜为时不长，司马光又一次被调到地方，在邱州(今山东东平)、并州(今山西太原)等地当官。直到嘉佑二年(1061年)，38岁的司马光终于第二次晋京，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在担任监察朝政得失的谏官期间，司马光已经走进中年，走向成熟。他纵论古今，指点江山，反对因循守旧，呼吁改革更新，振兴宋朝。他公开揭露“朝廷纪纲，犹有亏间里穷民，犹有怨叹”。他主张改革任人用人体制，赏罚严明，人尽其才。他提倡改变社会风气杜绝不正之风。他疾呼“务实”，反对形式主义，主张多办实事。在他看来，“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政绩、强国、富民，不是作表面文章，粉饰太平，而是要靠脚踏实地地真干、实干。倘若“文具而实亡”，是要祸国殃民害死人的。他反对在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时，朝廷还在那里讲排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大造楼堂馆。他倡导俭约，带头将酒钱充作公用钱。他亲自视察黄河，提出治理方案。他调查研究，了解到农民不敢发家致富，是由于乡户衙前负担太重，大胆提出改差役为募役这一役法史上的重大改革。

司马光的所作所为，得到朝野的热烈拥护，使他享有很高的威望。年轻有为的宋神宗上台后，将司马光与王安石安排为翰林学士，常在皇帝左右，以便顾问。宋神宗甚至想让司马光出任宰相，主持改革朝政。遗憾的是，能言善辩，激进好胜的王安石更能打动宋神宗的心，宋神宗终于选择了王安石，从此开始了王安石变法。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上意见分歧，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年)忿然离开京城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一年之后又到了西京(今河南洛阳)，不担任任何实际职务，闭口不谈政治时事，专门编写《资治通鉴》。

读者会问：为什么原来主张革新的司马光，竟然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反对变法。大体说来，司马光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方法和新法条令。一是用人不当。王安石一面排斥老臣、重臣，一面急于越级提拔被司马光斥之为“奸邪小人”的吕惠卿等，引起了混乱。二是不够稳重。王安石在一两年内，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新法，闹得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司马光反对这种激进做法，劝告王安石要稳重、谨慎。三是坚决反对用青苗法代替常平仓，要求对青苗法进行全国性地讨论和辩论；反对在改差役为募役中加重民众负担；反对控制农民的保甲法；反对官方控制商业贸易的市易法。从这里可以看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意见分歧，司马光有不少正确、合理、符合国情的一面，也有如反对募役法这样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一面。王安石与司马光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同舟共济，取长补短。可惜达两位昔日的挚友互不相让，由志同道合发展为相互为仇，造成了历史上的一幕悲剧。

由于王安石变法本身的弊端，执行新法的困难及走样，变法派内部的勾心斗角，到熙宁九年(1076年)，变法困难重重，一些新法名存实亡，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之职。宋神宗虽然继续推行新法，但已无回天之力，他想重新启用司马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死后，形势急转直下。司马光到京城为神宗皇帝吊丧。一到开封，司马光受到数千人的围观欢迎，许多人爬到房上、树上，瓦片踩碎，树枝折断，不少人公开喊出了司马光当宰相，场面热烈异常。司马光不愿抛头露面惹人注目，奔丧完毕，立即悄悄回到洛阳。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赶紧派人到洛阳接回司马光，共商时政。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即副宰相)，实际上主持朝政。元佑元年(1086年)闰二月，司马光升任宰相。67岁的司马光已是落日黄昏，病魔缠身。他身体消瘦，眼睛近视，齿发脱落，行动困难。然而，以天下为己任的司马光置生死于度外，“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抱病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坚持上朝。九月一日，司马光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在梦噬“天下事”中与世长辞。

司马光逝世后，“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家家都抢买司马光的遗像，“故宫必祝”其灵魂安息，画像者由此而“致富”。灵车向夏县缓行，数万人哭着为之送行哀悼。

在主持朝政的最后岁月，司马光废除他认为是“病民伤国”的残存新法，史称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所废除的保甲、市易、育苗等法，决不是什么倒退或复辟。保甲法立法之初，就是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镇压农民起义。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既难以抑制私人高利贷，又破坏了“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的常平仓，无益于农民和农业生产。市易法以官方控制商品交易和流通，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废除免役法，是司马光的失策。以募役代替差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司马光看到了这一趋向，却夸大了募役法的弊端，听不进苏东坡等人的忠告，不屈“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至理名言，将免役法废除了。司马光想尽力挽救宋朝腐朽的江山，但他只不过把王安石变法也没能修补的破河烂庙又摆了几摇，在他身后不到30年，女真人入主中原，宋朝偏安江南于一隅。尽管司马光对于挽救宋朝的危机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反而适得其反，他的政治影响也只限于北宋一代，但是，在他闲居洛阳“独乐园”的十五年中，他却做了一件让自己留芳百世的大事，这就是编纂《资治通鉴》。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爱记叙自己的历史，这种记叙很早就是那样地精确而优美给后代子孙留下永久的纪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使这种记叙更加系统与科学，并且有所创新，使它成为后人作史的范本，书中的内容，许多部分为后人留下了解前人历史的惟一线索，使许多古籍免于失传；他在书中把中国人奉为圣明的儒家思想更加明白、生动地展示给后人；他的客观记叙使《通鉴》真的成为一座能照出前因后果的明镜而发人深省。

司马光死后，宋哲宗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