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文/ 大圣
书接上回（《司马光：小时候砸缸，长大了砸王安石》）。
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xū）即位，史称宋神宗。
年轻的神宗皇帝对王安石仰慕已久，很早就读过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其治国理政的想法和锐意变法的精神十分赞赏，登基后，立刻对王安石委以重任，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不久又调回京城，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期间，宋神宗与王安石就变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并达成了共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主政刚满两年的宋神宗对领导班子做出重大调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
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改变宋朝积弱积贫面貌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是中国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
随着变法大幕的徐徐拉开，司马光与王安石这对好朋友的亲密关系也走到了尽头，两人因政见不合，矛盾日益凸显，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起初，司马光并没有明确反对王安石变法。
因为他深知大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表面的繁华盛世，岁月静好，难掩背后的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别的不说，就说财政状况吧，满朝文武及有识之士心里都清楚，这几年国库空虚，朝廷已经没钱了，宋神宗即位后，收到的财政报告上赫然写着八个大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想当年，我大宋朝经济何等繁荣，商业何等兴盛，网上甚至流传一种说法，说宋朝鼎盛时期GDP占全世界的60%到80%，咋说没钱就没钱了？
首先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日益严重。
宋朝机构臃肿，是历史上文官数量最多的朝代，大批官员身居高位并没有具体工作，却享受着优厚的薪资福利待遇；
此外，宋朝军队数量庞大，总数超过180万，人数在历史上仅次于明朝，虽然战斗力不堪一击，但军费开支巨大；
以上两类人群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国家却要耗费巨资维持其运转，直接导致大宋财力枯竭，捉襟见肘。
再加上朝廷每年对外邦诸国厚赏滥赐，各级官员生活腐化堕落成风，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十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
国家再有钱，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所以，虽然宋朝经济相对繁荣，但朝廷经费依旧入不敷出。
早在宋仁宗时期，司马光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曾上书朝廷，明确指出：“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为此，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包括节约开支，停止滥赐；反对奢靡，提倡朴素；鼓励工商，藏富于民；严惩贪污腐败等等。
对朝廷上下的奢靡之风，司马光历来反感，并坚决抵制，他在任谏官期间，曾反对宰执无故迁官，反对皇帝上元游幸，反对朝廷增修宫观，反对宫中宴饮过多，动不动就上书给领导提意见。
司马光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他平素为人温良谦恭，品行端正，一生没有纳妾，也从无绯闻，日常生活十分简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对皇帝赏赐的钱物，要么拒绝领受，要么上缴充公，堪称廉政标兵，道德楷模，后世曾一度将其与孔子、孟子并列，奉为“儒家三圣”，足见司马光的人品与操守。
从仁宗到英宗再到神宗，司马光一直主张以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认为现行制度没有错，错在用人不当，只要着力提高官员素质，加强队伍管理就可以了，“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房子漏雨了，找个手艺好的工匠，维修一下就是了，没必要大动干戈瞎折腾。
司马光的观点在一些人眼里或许更为务实，但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看来，太保守了，根本无济于事，改革就要大刀阔斧，就要伤筋动骨，就要干脆彻底，大宋朝的陈年老宅已经摇摇欲坠，仅靠修修补补怎么行？必须推倒重建！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新政，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涉及法令包罗万象，比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
新法颁布后，在朝野上下引发强烈反响。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在神宗主持的晨会上，两派一言不合，说吵就吵起来了。
王安石说：变法的关键在于“变风俗，立法度”。
司马光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王安石说：改革就要勇于突破创新，“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司马光说：你这是背离祖训，“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
王安石说：国家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开源。
司马光说：节流才是根本，省着点花比啥都强。
王安石说：“国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国家之所以财政紧张，是因为没有一个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什么善于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罢了。
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的人，可以在不加重百姓税赋的前提下，提高国家财政收入。
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哪有这个道理？天下资产就这么多，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朝廷手里，你通过变法从老百姓手里巧取豪夺，比单纯增加赋税更坏。
双方唇枪舌战，争锋相对，经常吵得面红耳赤，神宗皇帝不得不站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先讨论到这儿，下一个议题，那个谁，说说西夏那边儿有什么动静。”
面对面吵也吵不赢，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又不能动手，司马光回家越想越生气，气呼呼给王安石一连写了三封信，反复陈述变法之弊端，强烈要求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并指责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固执己见，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迟早要摔跟头的。
王安石收到信后，一一回复，再次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坚如磐石，绝不更改。其中有一封回信写得太好了，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文采斐然，以至于900多年后，被教育部列入中学语文课本，要求全文翻译并阅读分析，对，就是那篇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
历史上任何变法革新都会有阻力，王安石变法由于过于激进，许多政策不切合实际，一经推出，反对声一片，不仅仅是司马光，还包括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富弼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名臣联合反对。
但王安石背后有神宗皇帝的支持，所以，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王安石丝毫不落下风，倒是那些反对变法的大臣，有的被免去了职务，有的被迫辞职，有的被贬出了京城，有的则自请外放为地方官。
公元1070年，司马光再次上书神宗皇帝，要求废止新法，再次被驳回后，一时心灰意冷。
他深知，自己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自己再怎么反对也无济于事，保守派大臣们的结局有目共睹，算了，避其锋芒，让他们折腾去吧。
一番权衡之后，司马光决定退出变法之争，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为此，他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要求去洛阳挂个闲职，理由是，腾出时间和精力，完成从英宗时期就已开始的《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
当然，这也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神宗皇帝礼貌性挽留了一下，便应允了。
阳春四月，草长莺飞，牡丹飘香，正是洛阳最美的季节，退居二线的司马光在洛阳万安山脚下伊水之滨买下20亩地，修建了一处园林，取名“独乐园”，从此远离政治漩涡，隐居山野田园，不问政事，专心著书。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写累了，就在园子里散散步，浇浇花，钓钓鱼，偶尔与长居洛阳的老朋友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富弼、吕公著、文彦博等人见个面，约个饭，喝喝茶，聊聊天，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这期间，赋闲在洛阳的前任宰相富弼还效仿当年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会”，建了个“洛阳离退休老干部群”，给群取了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叫“洛阳耆（qí）英会”。
耆英会共有会员13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是群主富弼，78岁，司马光年龄最小，当时是63岁，大家以年龄为序，轮流坐庄，定期聚会。
为此，众人还请司马光执笔，草拟了耆英会聚餐《会约》，一共八条：
一、序齿不序官；
二、为具务简素；
三、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二十器；
四、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
五、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
六、召客共用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
七、会日早赴，不待速；
八、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我简单翻译一下：
一、聚餐只论年龄长幼，不论职务高低；
二、要勤俭节约，不得讲排场；
三、主菜不得超过5种，佐酒的小菜不得超过20碟；
四、座次按年龄排，酒壶按顺序递，喝多喝少自便，不得强行劝酒；
五、如果酒还没喝完，菜没了，可适当加菜；
六、为节约用纸，请帖只写一份，逐家传递，能否出席，签注即可；
七、聚餐之日，客人按时出席，不等不催；
八、上述规定，违反一条，即罚酒一大杯。
不得不说，北宋离退休老干部的“八项规定”，时至今日，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老干部们聚在一起，都聊点儿啥？
其实跟咱普通人没啥两样，东家长西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先国际后国内最后联系本单位，特别是喝完酒以后，永恒的四大主题：点评时局、回忆过去、发牢骚、吹牛逼：
王安石算个球，别看现在人五人六的，想当年老子在台上的时候，见了我跟孙子似的。你先听我说，这兄弟其实人不坏，就是有点儿倔，不撞南墙不回头，今儿我把话搁到这儿，变法必败，不信咱走着瞧。说实话啊兄弟，不是我喝多了跟你吹，别看老子现在下来了，我一个电话洛阳府尹立马过来结账你信不信？哎，人这一辈子啊......哎，我打火机呢？
大家开怀畅饮，畅所欲言，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司马光在洛阳一住就是15年。
烟悉雨啸黍华生，宫阙簪裳旧帝京。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公元1084年，65岁的司马光终于完成了大型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
该书前后历时19年，共计294卷300多万字，涵盖十六朝1362年历史，可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进献给皇帝后，宋神宗十分重视，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
同时，重赏司马光金银财物，并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就这样，司马光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京城，回到了权利的中心。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他没有想到，在他离京著书的这15年里，朝廷内部发生了许多大事，变法阻力重重，弊端不断显现，几乎难以为继，而亦敌亦友王安石的个人命运，更是几经沉浮。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司马光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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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小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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