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老的名词与概念，“中国”、“中华”等概念自出现之后，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内容差距非常大，其内涵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追溯古代文献，“中国”作为一个词语出现在周成王（武王姬发之子）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可见历史的悠久。考察其中的文本环境，其中说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音义）民……”。根据上下文的语义，这里的“中国”指的是西周的京师洛邑，可以引申为王权所在天下的核心。
作为王畿之地的意义的“中国”，这并不是孤例，之后涉及到上古的文献诸如《尚书》、《诗经》等传统文献当中，“中国”一次都有类似的含义。
由此可见，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它的意思一般就是遵从字面的意思，位于中心的城市，处在中央的国家。由于当时西周分封制度，中央之臣一般就是周天子的封地，同时“中国”变有象征着权力核心的意义。可以称作中原王朝，当时与“中国”意义相接近的词语还有“中土”、“中州”等词语，与之对立的则是“四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一词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了文化中心的内涵。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
两汉是“中国”一词成为历史上各个朝代通称的用法的重要时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为此做出了非常大贡献。在司马迁的笔下，“中国”不仅是当时与匈奴相对立的大汉的国家名称，而且他把古代的王朝都称作中国，这在当时可谓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司马迁的眼中，只要生活在华夏大地之上不管其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厮杀与斗争，他们唯一不变的一个身份都是炎黄子孙。因此，之前存在的尧、舜、禹、夏、商、周到当下的秦、汉都是一系列相连续的王朝国家，因此需要一个能够贯穿各个具体朝代名称的通称，“中国”成为了司马迁的首选，而现在我们常说的“中国人”也是从司马迁的笔下产生的。
司马迁把“中国”作为历代的通用国名，这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样就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导致文化的断裂。同时司马迁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世界观中，汉王朝周边的西域、匈奴等政权虽然不是“中国”的范围，但是从民族的角度，他们仍然是黄帝的后裔，这对于后来各个民族对于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至于“中华”一词，就起源而言，比起“中国”的起源就晚的很多了，大致是在魏晋时期。其最初的含义于现在民族文化等意义毫无关联，而与天文星象息息相关。梳理文献，在《晋书·天文志》中有言曰：“东番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它将这里天空中的星星与宫城当中的宫门相对应，以“中华”来命名宫城中间的大门，两边则是以太阴、太阳命名。这在传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用法，古人常用阴阳来表示天和地，而天地之间，中国为大。但是问题是“中国”毕竟是国家的名称，用于城门名字的命名显得还是很不正式，就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的词当中分别取出一个字，复合而成中华，配合太阳、太阴的命名习惯。
自“中华”这个词语产生之后，它在应用当中同“中国”的用法一样，不断延伸出新的内涵与意义。从对于门楼的称呼，发展出中原文化、汉族、文明等丰富的内涵。“中华”一词在古代的应用主要有两种：一般的用法更加偏向于文明文化的意义，但是当他从文化当中跳出来，再织带历朝历代的国家通称之时，则与“中国”所扮演的国名一意是相同的。
自秦汉大一统之后，国家版图以及施政方式的统一，使得广大版图的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也产生了新的角度，不仅仅只是对九五之尊的皇帝的认同，而且表现为超越朝代局限，对于其整体的历史文化延续都有着特殊的认识。“中国”、“中华”等词语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渐演变出如此丰富的内涵。
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上述的国家、文化的认同过程当中，不仅仅只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众多少数民族也往往有着同样的认可行为。比如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的契丹人、后来建立金的女真、建立元的蒙古和建立大清的满人都是同样的。他们的这种政权不仅只是国家政权以及文明文化的认同，甚至还有血缘上的认同（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往往宣称自己的黄帝血统，来取得民众对于这一政权的认可。）
“中国”、“中华”等词语语义的演变，并不仅仅只是语言文字的变化，他背后更蕴含着传统政权治理模式长期继承与发展、大一统王朝思想核心的延续、文明文化的传承并不因为疆域的变化，政权的变更而发生断裂或者变异。这种延续数千年独具特色的传统王朝国家认同，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传统“中国”、“中华”的认同，对于现在我们所继承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近代中西交冲，面对欧风美雨的强劲冲击，传统文化的内涵仍然有相当的内容至今仍然影响着现在的世界观、价值观。
因此梳理这些常见的字词来源与演变，或许能够更好帮助当下人们的文化以及国家的认同，和对自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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