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哲学史仅仅是一门历史知识，其作用仅仅在于提高人的文化修养，那么哲学史学科就会萎缩甚至于消亡。事实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哲学理论的进步，哲学史学科也同步繁荣，这说明，哲学史研究对于哲学理论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研究哲学需要研究哲学史，二是哲学理论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我们首先讨论研究哲学史的必要性。
最先论述哲学研究与哲学史关系的大师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在探索关于原因的知识时，“让我们唤起曾经攻研‘真理’而论证‘实是’的诸先哲，为我们学习的一助。他们也谈到某些原理与原因；懂得他们的观点，这于我们今日的探索自身有益，而由那些旧说而求取新解，或可借以辨明我们所持的理论确当无误。”[1]亚里士多德这段话至少说出了两层含义，第一，研究先哲的思想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帮助，可以使我们发现新的认识；第二，可以对于我们所主张的新理论提供支持，以确认我们所持的理论是否确当无误。
黑格尔是深刻论述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大哲学家。黑格尔阐述了个体意识的发展过程重复人类意识进化史的观点，《精神现象学》论述的阶段“既是个人也是整个人类按照一定次序所必须经过的阶段。”[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历史与逻辑一致性的著名思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和脱离历史。“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3]
高清海先生也杰出地论述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思想：“逻辑与历史在根本内容上是一致的。没有处在发展过程以外的哲学理论。每一种哲学理论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哲学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哲学的历史是哲学理论的基础，哲学理论是哲学认识历史发展的总结和概括。逻辑与历史处于相互渗透的统一联系之中。逻辑中包含着历史的内容，历史中贯穿着逻辑的联系。”[4]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和哲学的本性。现代人类的生活同两三千年前的人类生活发生了天壤之别，正是这种差别使自然科学家们抛开了历史，现代物理学家没有必要去研究和重复阿基米德的理论与实验，现代天文学家也不必考虑托勒密的天文体系。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不在历史，科学史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历史学科。但是，哲学却离不开历史，而且，许多哲学家都主张哲学是历史的学科。
虽然现代哲学家在各方面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苏格拉底和孔子，“但是，依然有恒久的动力推动我们研究他们的理论。这种动力是由这些思想家的概念产生出来的，而这些概念也不只是作为古典世界的古玩在发挥作用，而是以某种方式继续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哲学事业提供信息，并且不断地塑造着这一事业。”[5]古代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对现代科学家的影响极其微小，以至可以视而不见，但古代哲学家的概念、思想却对现代哲学家发挥着恒久而重要的作用，“不断地塑造着”今天的哲学。
古代的大哲学家不是过去了的历史陈迹，而是对现代生活发生影响的不朽的思想家。今天的哲学研究从他们出发，是从事哲学事业的基本条件之一。恰如雅斯贝尔斯对大哲学家的评价：“他们的著作直至今日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这些著作读起来就像当代作品一样。”[6]古代的哲学著作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而古代的物理学著作在今天都不具有现实性，这种差别根源于哲学的本性。物理学研究自然现象，古代人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极其简单，对现代物理学已经没有借鉴作用。
哲学是人类生存的智慧，包含对人类生活的全面的理解，需要面对人类生存的各种大问题，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人类认识的可能性与范围，社会苦难与终极关怀，等等。即使在人类生活条件同古代有极大差别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现代人类总要面对一些同古代哲学家一样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是人性所决定的，是不受具体物质条件限制的千古不变的人生问题。
既然面对的问题具有一致性，那么古代先哲的智慧就是有益的，他们的思想成果就是我们的前提与出发点。人类社会生活自古至今的统一性，对人类生活总体反思的哲学本性，是哲学与哲学史统一的根源，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现实基础，是哲学理论依赖于历史成果的原因，是哲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实践依据。
还应该从学术的角度注意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哲学研究是一门学问，是具有学术规范性的理论活动，是专业性很强的精神创造过程。对于从事哲学学科事业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学习阶段还是研究阶段，都不是个人情绪与好恶的表达，不是某个想法的重复，而是在掌握哲学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遵循学理的逻辑，一步一步地严谨的推进过程。
每个人从自身的生活实践出发，对人生、世界与社会产生某种自以为深刻的理解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哲学成为这种个人理解的堆积与重复，那么这些就不再成为理论与学术。苗力田先生说，离开了哲学史深厚根基的哲学只能是浅薄的，或者是专业化的思辨。[7]哲学是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现实人类生活实践的创新理解与学理延伸，是遵循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思想进步。要做到这一点，哲学史研究是必经的途径。
在讨论了哲学研究对哲学史的依赖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哲学史对哲学理论的依赖，即哲学理论对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根据上面所述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历史是时空中展开的逻辑，逻辑是凝集为理论的历史。历史与逻辑是同一个东西，哲学与哲学史是同一个东西。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研究历史中的逻辑，从而推进理论，研究哲学史是为了研究哲学。反过来，研究哲学史也必然趋向于一个理论目标，这个理论目标是哲学史研究的指向与指导，是贯穿哲学史发展过程之中的线索，是哲学史的精神与灵魂。高海清先生常说，要贯彻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要从哲学史的发展规律中引申、推进理论，另一方面，要运用哲学理论去指导哲学史的研究。所以只有体现了鲜明的统一的理论思维的哲学史才是好的哲学史，否则，哲学史就成了纷繁复杂的史料的堆积，失去了哲学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参加高海清先生主编的《欧洲哲学史纲新编》的撰写工作时，我负责撰写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部分。先生对我的书稿亲笔题写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有一段先生写道：“如果把前进的逻辑必然性讲清了，这将使这本哲学史的特点更突出。应该认识到，写清这点是主要的，某些细节材料多点，并不能写出我们的特点，只要有最必要的就够了。我们必须以此取胜。”[8]
先生所说的“我们的特点”和“以此取胜”之点，就是先生所强调的哲学史“前进的逻辑必然性”，而这种逻辑必然性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理论。这种作为逻辑必然性的理论是我们面对哲学史材料时的指导，是我们理解哲学史上每个哲学家生平和思想的理论原则。
我的案边有许多部哲学史，其中有几部很著名，这几部著名的哲学史都是著名的哲学家的作品，由此也可以证明，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应该是一致的，尤其是好的哲学史，必定是出于哲学家之手。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关于绝对精神、绝对真理的学说，因此，哲学史就是绝对精神作为思想和概念在历史中展开的过程。因为历史中哲学家的每一个概念，都是绝对理念的一个环节和历史形式，所以，哲学史也是绝对精神作为真理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最初期的哲学是最贫乏最抽象的哲学。在这些哲学里面，理念得着最少的规定，它们只停滞在一般的看法上，没有充实起来。”
“既然发展的推进即是更进一步的规定，而更进一步的规定即是深入理念本身，所以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9]很显然，哲学只有到了黑格尔这里，才表达了对绝对理念的最具体的、最丰富的认识，才达到了绝对真理，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哲学体系，都不过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一种理论准备。黑格尔是贯彻史论结合、以论带史的典范。
文德尔班是位新康德主义者，他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观点来看待哲学史，他说：“哲学史告诉我们，概念和形式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各特殊科学中，都用这些概念和形式去思维、去判断我们的经验世界。”[10]在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史是思维概念产生和运用的过程，人们运用概念表达他们对宇宙与人生的判断。
罗素的哲学史的副标题标明“与其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认为哲学史不是卓越的哲学家个人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哲学体系是社会的产物。哲学家的历史地位不是由他本人的优秀与否决定的，而是由他对社会的影响决定的。罗素认为就个人来说，斯宾诺莎比洛克优秀，但斯宾诺莎比洛克影响小得多，所以他谈斯宾诺莎就简略的多。
有些人比如卢梭，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他们的影响深远，忽略了他们就不能解释哲学的发展，因而罗素就给予必要的重视。罗素这种对哲学史的理解使他的哲学史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把哲学史同政治社会情况联系起来的指导思想。
以上三部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和罗素的著作，对史料的取舍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把哲学史写成自己所理解的那个样子，充分地体现了哲学理论与哲学史的统一性。
当然，这也不排除有的哲学史为了给人们提供既系统又详实的资料，尽量避免用自己的观点去剪裁历史，力求提供一个思想进程的原本状态，以利于人们的研究之用。梯利在《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开宗明义的写道：“哲学史旨在有联系地阐述那些为解决存在问题或使人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而作的各种尝试。”这种“有联系的阐述”使梯利为我们提供了其他哲学史不具备的丰富史料，他把每位哲学家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都分门别类地叙述出来，亚里士多德分为十节，康德分为十三节，详尽地论述了哲学家的思想体系。
这是一种专家的态度，一种严谨的哲学史工作者的态度。梯利主张：“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应当采取不偏不倚和客观的态度，并且尽可能避免在探讨中渗入自己的哲学理论。”[11]这也是一种态度，但这种态度只是一种史家、专家的态度，不可能成为普遍的哲学家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研究哲学史是为了阐释、论证自己的哲学，而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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