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华文化的法、道、儒三大基石

中华人文始祖 伏羲

中华文化的三大基石是法家、道家、儒家的经典思想和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星光璀璨、中华人才数不胜数。本人才疏学浅、生性愚钝，不具彻悟智慧，斗胆聊以此文、浅论中华文化基石。

一、基础概念表述。要论述这一观点，首先要把文化和基石的概念界定清楚，然后再去分析论述，否则容易乱。因为对文化的定义，至今没有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不把文化这一概念界定清楚，则没有办法讨论这一话题。

1、所谓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文化的特点是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力，就可以被人群广泛接受和传承。

2、所谓基石好理解，就是事物最为基础的部分。抽离了基石，大厦将倾，事物就不能存在了。

明确了上述两点，我们开始探讨中华文化的源头、主干和基石问题。

二、两点逻辑论证。

1、文化是精神基因，有传承才可以称为文化。根据文化的传承性特点，我们发现华夏自有文明以来，几千年来不论怎样变迁，几乎一直不变的只有汉字、和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思维。其中，语言文字属于人类交流和记录的工具，本身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主流。今天，世界各地的华夏后裔，只要具有一副东亚黄种人的皮囊，具备天人合一的中庸思维的人，可以说就是具备中华文化的人。

2、存在即合理。人类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合理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有可能，中华文化的基础核心部分揭示的应该是科学的客观运动规律，否则不可能有这么顽强持久的生命力。

三、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易经》。有了上述两点逻辑论证，我们回望一下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就能脉络清晰地找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基石。这个源头就是群经之始的《易经》。相传，《易经》为伏羲所创。他用归纳法做“易”，用演绎法创“八卦”，《易经》为上古蛮荒愚昧时代的粗浅的“科学理论”，用以指导没有文字、部落生活的简单预测。易的本义是互换。它的理论基础是阴、阳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易位、物极必反。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中华最古老的哲学和数学源头。没想到却揭示了宇宙的奥妙和本质。

四、中华文化的基石是道、儒、法三家经典。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古时期，经历漫长的夏、商、周阶级社会后，周文王姫昌，将《易经》八卦演绎至《周易》六十四卦，用以指导民智未开状态下，人们日趋复杂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并创制《礼》、《乐》等典章制度，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民智渐开，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开始。百家争鸣虽然众说纷纭，但核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是什么、怎样做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天下向何处去。

道家文化代表人物 老子

1、道家文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立场居中。《老子》一书，后人命名为《道德经》，揭示了自然的“道”与有“德”的人之间的终极关系，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份子，今天已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所认可，被称为万经之王。其核心原因就是《道德经》是现代公民社会民主、法制意识的理论源头。其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揭示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终极真理。同时，老子是周朝的藏史官、体制内人，大智慧之人。他看到了真理，但又谦虚、实际地说，真理可以无限逼近、但不能被彻底认知，准确地预测到了后世人类以科学的方式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时，他又深知，当时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争夺家天下的王权社会上升期，离他想到的理想社会，即民主、法制的公民社会还相距遥远、条件根本还不具备；一人明白、没有群众基础的理论根本推广不开，因此自身选择出世无为；这在常人看来态度消极。但是《道德经》朴素的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思维，从根源上来说，还是来自《易经》。可以说，道家的思想和学说和，是对《易经》的正宗继承和发展。理论虽高，但当时没有实践条件。因此，老子后世几千年，《道德经》基本上只以科学理论而存在，没有经世之用，并不太受待见。此为中华文化第一基石。

儒家文化代表人物 孔子

2、儒家文化。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仁德”、“中庸“”不过，立场偏右。与道家超自然、超社会的终极科学理论不同，儒家属技术实践派，立足解决现实问题。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占据社会意识主流地位的原因，因为它经世致用。儒家的理论根基是“人性本善”，据此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后天教化达到“仁者爱人”的。统治者应该通过“德政”治理天下、被统治者应该“克己复礼”。这样，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以“仁德”为操守，通过克己而恢复周礼，使天下重归原来的秩序。具体实施步骤是“有教无类”、普及教育、讲授“仁德”。孔子出身末落的贵族家庭，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率先垂范，建立私学，向公众传授知识和礼教，目的是使野蛮人、愚昧人、小人变成君子。同时周游列国，向天下各自为政的中高级管理干部、也就是各自为政的诸候王兜售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结果并不受待见。虽然也亲自做官推广实施，终因没有成效，落魄而归，由一代思想家沦为教育界开山鼻祖。但是，孔子在哲学上为《易经》、《周易》做文字注解，成《易传》，他及后人提出并倡导“中庸之道”，追求行事“不过”，“和而不同”，却是继承和发展了《易》的精髓，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科学和积极的意义的。物极必反，势必造成阴阳逆转、势位互换。后世的多重事例：秦因过分用法、实施暴政，二世而亡；朝代更替三百年周期率；人类因掌握科学肆意妄为而招致自然报复、环境恶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招致无谓的战争灾难等等，无不验证着儒家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合理性。但儒家偏右的“性本善”理论根基、仁德教化的软措施又使中庸之道，在对付天下无礼、无序时，失去了实用性。而在长达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封建王权社会，儒家的复古保守、安于现状、少思进取的中庸文化，却成了帝王家天下愚民治国的有效工具。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儒家文化属于实用型的、技术型的显学，中华深受影响。此为中华文化第二基石。

法家文化代表人物 韩非子

3、法家文化。以韩非子、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主张变革、创新，立场偏左。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逐渐瓦解，为重构天下秩序，儒家的思想中看不中用、周天子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道家的思想虽是真理，但老子等大彻大悟之人，知道条件不成熟，理想不能实现，所以顺其自然而无为。本来法家源于道家，老子的弟子们摒弃了老子的出世思想，发展出入世的学说，积极用“道”，主张破旧立新。百家争鸣中，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和利益。以权、术、势为要，让王以法治国、求新图变、以争统天下。法家的世界观与儒家相对，认为“人性本恶”，不可教化，只能通过法度来激励和惩罚，以驱使人性，并且“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以“法制”代替“礼制”，变法革新，鼓励“耕战”，力求富国强兵。这些为秦、汉建立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手段。法家同儒家一样，都属入世学说，强调致用。与儒家学说的命运不同，法家文化在落后秦国的实践大获成功，至秦始皇终于灭六国统一天下。此为中华文化第三基石。

除三大基石外，其余的墨家、兵家、纵横家、医家、农家、杂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和文化，都属应用技术型的分科之学，不具有全局性的基石意义。至此，中华文化以《易经》为源头，演化为以法、道、儒三家为骨干分支的对人类社会运动规律左、中、右的认识和思维，中华文化至此基本奠基成型。其中，天人合一的易经思想，得到了道家的继承和阐释，态度遵“道”居中、主张“道法自然”。其两翼分别为：主张积极用“道”的左派法家，以及主张消极守“道”的右派儒家。

五、秦汉以后的中华文化是法、道、儒三大基石文化之上的再建筑。纵观秦汉之后两千年封建史，无论焚书坑儒、无为而治、还是独尊儒术，都是依势取学的文化取舍或杂糅。偶有发展、登峰造极，结果都是物极必反、日月轮回，逃不出三大基石文化的合理范畴。正是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全面的基石体系，才使中华文明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上古文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是“道”，由天“道”演化出人“德”。“德”之分在“用”、在“尊”、在“守”。世界上三大宗教，即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传入中国，都能与本土准宗教，即道教、儒教共存共生、并行不悖，见证了中华文化的真理性和包容性。当今世界，王权社会已经遂渐垮塌，民权社会、民主时代已经来临。老子的道家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也变成了依法治国；儒家的“有教无类”也已实现。但是，这些基石性的文化基因已深刻地印在中国人的骨子灵魂里。当下，解放、科学、民主、自由正在成为时代主题和潮流趋势，易、道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而儒、法则提供了方法论。 如何提取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六、结语。道，天道，人道，道理，道德，道路，永远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