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欣赏一句话：把你的身体照顾好，把你想做的事做好，你想要的东西，就在你出发的路上等着你！
我这是第一次来唐山。来唐山是一个意外，因为有事从沈阳去天津，制定行程的朋友说今天没有航班了，明天的航班也赶不上下午的约定，就今天先飞唐山，今晚住在唐山，第二天再乘坐高铁去天津。
这就是唐山飞机场。
住进酒店，拉开窗帘，从窗户远远望去——这是一座比较平的城市，没有突出的高楼，几十座大楼高度差不多，这是一座新的城市。
这样的意外和安排是我喜欢的，因为是去唐山，而且要在唐山住上一夜，唐山是一座我既熟悉又陌生还向往的城市。
虽然是第一次来唐山，但我对唐山是熟悉的。知道唐山是因为那次让人震惊的大地震，大地震，让我记住了唐山这座城市。
1976年7月28日凌晨那场大地震发生时，我在山东滕县。我是随着大姨家我大表姐到我家做客时跟她来滕县的。地震那天在睡梦中被大姨夫喊醒跑下楼，随着大人跑到空旷的场地上躲避。随后就是余震，因为距离唐山很远，所以，有些余震并感觉不到，只是看到放在饭桌上倒立的啤酒瓶晃到才意识到——地震了。因为不知道地震还会不会再次发生，大姨、四姨害怕我爸妈担心我，就托出差的司机将我带回我的家。在滕县这一段生活是我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
回到肥城自己家里后还是继续防震。父亲母亲用单位分发的木条、油毡等材料搭设防震棚。在单位划定的空场地，父亲先将一张木床放好，在四个床腿下垫上几块砖，将床垫高，然后搭建防护棚；父母睡在床下，我和姐姐哥哥谁在床上；父亲是电工，通过家里窗户用一根电线将电扯上，防震棚里很是亮堂，后来拆防震棚还很是不舍。
2020年初疫情的时候，我还根据住在防震棚的经历，向海外的项目部提出模仿当年防震棚搭设简易防护棚，将项目工地的会议挪到防护棚中，避免与外放人员近距离接触，是很好的隔离防护措施。
对唐山大地震的详细了解，是我在八十年代末购买的钱钢编写的《唐山大地震》之后。那是一本截止到今天对地震和地震后人们生活和心理最为详实的书，我认为。
对这本书记忆比较深的第一个章节就是惊心动魄的——报警！
唐山——广岛 红色救护车
抄录原文简略：
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一辆红色救护车吼叫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它碾过瓦片砖块，驶入起伏不平的新华路，在茫茫灰雾中颠簸、摇摆，拼尽全力奔驰向西。这是自地震之后，唐山市第一辆苏醒的车。车上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仅仅3个多小时之后，红色救护车会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门前。他们中的三个，跨进了国务院副总理们的会议室。
历史应当记下车上那四个人的姓名：
唐山矿前工会副主任李玉林；
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
唐山矿矿山救护队司机崔志亮；
唐山矿机电科绞车司机袁庆武。
一切都是在瞬间决定的。
当李玉林和曹国成从增盛里宿舍区的废墟中钻出来时，他们的第一个闪念是：到矿党委去报告！十多分钟后，他们见到了矿党委办公楼的瓦砾堆。站在这片瓦砾堆上，他们这才注意到开滦矿务局党委和唐山市委也已是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在风井口上夜班的崔志亮以为风井出事，驾车回矿告急。
三个人到了一起，完全没有时间商量和考虑。恐惧、焦急、震惊的混乱情绪，在那时只浓缩成了李玉林嘴里短促的几个字：“上车！找电话……”
这时又跑来了袁庆武：
“我也去！”
四个普普通通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就从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已经成了危难中最先点燃烽火的报警者。
废墟中已隐约传来一阵阵呼救声，有人挥手拦车，要求运送伤员。
“别停！”李玉林狠狠心，“赶快走！打电话要紧！”
一块块大砖头向救护车飞来。路边的人在破口大骂。
救护车在唐山市郊又一次被拦住了。人群。伤员。横在路中央的尸体和水泥电杆……
“送唐山！快把伤员送唐山！”
“嗨，唐山全平啦！”曹国成探出头去，“房倒屋塌呀，哪儿还有什么医院？你们赶快组织自救吧！”
“这是送信的车！”李玉林跳下车喊，“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上级早一分钟知道，就可以多活不少人！”
人群活动了。人们挪开尸首，搬开石头，移开横在路上的电杆。汽车从染血的路上通过。
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们还是知道孰轻孰重，这时候送伤员远不如送信重要，信送到了，意味着更多的人得救！
50迈！60迈！70迈……一堵堵断墙在窗外飞速闪过，一个个村落的废墟扑面而来。李玉林，这个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摩托车赛选手，是个身材魁伟、胆大过人的汉子；放高产时，他在井下连轴转地干过八班，矿井出事，他常常出现在抢救现场。此时，他赤裸着上身，只穿游泳裤，紧盯着前方有着条条裂纹的道路。身着汗衫的曹国成，不时把他那顶矿工帽伸出窗外摇晃，示意路人躲避。年轻的司机崔志亮，紧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颤。前方是玉田。
县委大院。背着手枪的县委书记正在废墟上团团打转。
电话！
哪里还有什么电话？
一位县委领导拦住曹国成等人，盘问不休。先问单位、身份、政治面貌，然后又仔细询问地委大院的情况。（人们后来才知道，他的家在地委院内。）
红色救护车又在公路上奔驰。电话，一路上没有地方可以打通电话。前面呢？前面的蓟县能有希望么？
当曹国成在蓟县县委被一连串烦躁的“不行”挡住的时候，他的脑袋都快急炸了：“走，赶快走！”
可是屋里跑出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在寻找震中，刚刚赶到蓟县。
“你们是唐山的？快！快说说那边的情况……啊，……啊！……你们派一个人跟我们上唐山，我们派一个人跟你们走！”
车又开动了。袁庆武跟地震地质大队的车返回唐山，地震地质大队一位姓卞的人跳上了红色救护车。快，快走！快去找电话！直到开至北京郊区的通县，李玉林和曹国成还想试图从一个工厂往北京挂长途。只听工厂的看门老头儿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电话的工夫，车就到了！”
对！开到北京去！
又是一个在瞬间作出的决定。从3点42分起神经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李玉林等人忽然发现，在寻找电话的路上，救护车竟然已经开到了北京的城门口。
红色救护车拉响警报器，风驰电掣般驶入北京建国门，沿着雨水浇湿的宽阔的大街疾速奔驰，不管路口是绿灯还是红灯。
“上我们地震局吧。”老卞说。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费事！”李玉林几乎要吼起来，“上国务院！”
红色救护车向新华门飞驰而去。
在访问唐山矿病休干部李玉林和服务公司负责人曹国成时，我发现他们对当年的情景都记得那样真切。是的，这是烙在他们心上的一段特殊经历。时光如流，中国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匆匆过客已无可挽回地被人淡忘。但非凡的历史事件将被留下。对于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在那一天见过谁，而是他们本身的存在，是他们为几十万濒死的唐山人所做的这一件事。
我们被领到中南海紫光阁。当时在会议室里有几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桌上摊着一幅大地图，他们拿着红笔在那儿指指点点，气氛很紧张。不一会儿，吴德到了，好几个人一齐问：“老吴！北京郊区怎么样？”
吴德说：“一会儿报数！一会儿就报数！通县大概是倒了400户！”
李玉林：
看到我们进去，他们站了起来。我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陈永贵、纪登奎过来把我抱住了。记不清是谁说：“别急，别急，坐下来，喝口水，慢慢说……”
所有人都问：“怎么样？”
我说着就哭了起来：“首长啊！唐山100万人，至少有80万还被压着呐！”
在座的人都哭了。
李先念问我：“井下有多少人？”
我说：“一万！”
他说：“这上万人，危险了……”
他又问：“唐山楼房多还是平房多？”
我说：“路北楼房多，路南平房多，一半对一半吧。”
“得赶快想办法救人！”
陈锡联递过一张纸，叫我画一幅唐山草图。吴德走过来问：“开滦总管理处那座英国人盖的大楼在哪个位置？”
我指着图说：“在这儿。已经塌了……”
吴德叹了口气。他当过唐山市委书记，知道那座英国人盖的老楼——那楼十分坚固，墙有一米厚。吴德说：“……唐山不存在了，唐山不存在了……”
通过吴德的叹气，我们知道地震成了建筑质量的检验员，也是地震烈度的标尺，所以，我们干工程的应当牢记——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忘了这个建筑在今后几十年里可能要经历老天爷的检验，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实干，经得起这个检验！
大自然警告过(1)
1976年7月中旬，唐山街头卖鲜鱼的突然增多。他们只是奇怪，多少日子里难得买到新鲜鱼，为什么今天特别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这是哪儿的鱼？”“陡河水库的。”卖鱼人告诉他们，这几天怪了，鱼特别好打。”这一对夫妇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灾难已经临头。几天后，他们于地震中失去一儿一女。据蔡家堡、北戴河一带的打鱼人说：鱼儿像是疯了。7月20日前后，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歧门河闸附近，光着身子的孩子们用小网兜鱼，鱼儿简直是往网中跳，数小时就兜到几十斤鱼。）
还有家里的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把跳出来的鱼又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
还有养鱼场，鱼塘中一片哗哗水响，草鱼成群跳跃，有的跳离水面一尺多高。成群的小鱼急促地游来游去。放下钓钩，片刻就能钓上一百多条。有一位船员用一根钓丝，拴上四只鱼钩，竟可以同时钓四条鱼。鱼儿好像在争先恐后地咬鱼钩。喜欢钓鱼的朋友注意了，如果在钓鱼的时候发现鱼儿表现和平常不一样，要注意了！
还有狗，唐山市殷各庄公社大安各庄李孝生：他养的那条狼狗，那一夜死活不让人睡觉。李孝生睡觉时敞着门，狗叫不起他，便在他腿上猛咬了一口，疼得他跳起来，追打这条忠实的狼狗。丰南县毕武庄公社李极庄大队刘文亮：7月27日夜里，他是被狗叫吵醒的。当时，他家的狗在院内使劲挠着他的房门。他打开门放狗进来，狗却要把他拖出屋去。
也许由于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身体直接对大地的感应能力，进化了一些能力，也必然会退化一些能力，已经消失了许多老天爷赋予我们的一些感应能力，有得有失；而敏感的飞虫、鸟类及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地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
1976年9月28日，距唐山地震过后整整两个月的那一天，一辆特别列车驶离唐山车站。当列车在修复不久的京山线上缓慢行驶的时候，天津、北京、保定等地政府已从电话中得到如下消息：“唐山孤儿将经过你市。”
这是震后送往外地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孤儿。
华北大地震动了。
“七二八”大地震把三千多个孩子[1]的家庭彻底摧毁，却留下了他们这些稚嫩的幼苗。这种震动，完全不亚于“七二八”地震的震级强度，它是直接冲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的，尤其是千千万万个母亲。
这些不幸而又万幸的孩子啊……
把一部分唐山孤儿送往外地，是省委决定的。唐山乱啊，教育系统损失很大，没有力量管这么多孩子，又有瘟疫的危险。
及时地把孩子们送出唐山是太重要了。让救灾单位收养孩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们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再有三长两短、再吃苦，更不能让他们被那些没良心的人欺负……
唐山火车站。我亲眼目睹的情景——
清晨，天有点儿阴。清除废墟的起重机，已经在火车站广场的两侧轰轰隆隆地工作，不时吊起一块块形状狰狞的楼板。广场上人很密，那么多孩子忽然聚集到一起，四处是尖细的叽喳声。送往外地的孤儿在等待出发。
一片蓝色。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胸前挂着写上了姓名、年龄、籍贯的白布条。
六岁的小哥哥搀着四岁的小妹妹……
五岁的小姐姐吃力地抱着一个小弟弟……
不少孩子细细的手腕上有两只手表，显然那是父母的遗物。有的孩子坐在破行李卷上，守护着家里仅存的财产。还有许多孩子，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那重物压弯了他们的腰。
我费力地钻进人群，来到孩子们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新书包，里面装着各个收养单位送的水果、点心、日用品。一些孩子把这些东西反反复复地掏出来，又装进去。有个男孩拉住我，让我看他那白色搪瓷杯底部的红印章。
“叔叔，这是一等品！”
许许多多唐山人来到广场为孩子们送行。我看见一个戴矿工帽的小伙子，蹲在地上，正为一个小姑娘梳辫子。他的手十分笨拙，总在颤抖，有时手重了，拽了头发，那头发黄黄的小姑娘就会咧嘴。我猜想，这小姑娘一定是这位青年矿工的已故师傅的孩子。
火车汽笛在响。广场上传出一阵阵哨音。孩子们就要出发了。有一位被秋风吹起银发的婆婆，深情地望着这些孩子，喃喃自语：“出远门喽，出远门喽……”
读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是有感觉的，因为在当年，有许多唐山的伤员送到我们矿务局医院治疗，也有一些孤儿送到我们矿务局学校上学。记得那些孤儿来学校的时候，学校还组织表演节目欢迎。当时，我是下面观众中的一员，所以，记忆深刻！
我们做事曾经非常的认真过——
《解放军报》1976年8月21日一版，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通讯，题为“一分不差——北京部队某部一排清理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纪事”。
金库被强烈地震震塌了，里面埋着现金九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元零九分。
人民财产遭受损失，战士们十分心疼。……中午时分，他们清出了全部纸币和七千多元硬币。经过银行工作人员清点对账，只差五元三角九分了。唐山分行领导看到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满面灰尘，关切地说：“五块多钱，数目不大，不用再找啦。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不，我们的任务还差得很远。”战士们坚决表示，“别说五元，就是五厘也得扒出来！”
……
又经过三个多钟头的过细搜索，只差五分钱了。银行部门规定，允许金银数目有百万分之一的误差。按理，九十多万元中，五分钱早在误差标准之内了。然而，战士们脑里的标准却定得更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完全”、“彻底”的尺子衡量自己。排长于春萌说：“财经工作上允许百万分之一的误差，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银行工作人员为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再次清点数目。又查到三分钱。最后只下两分钱没找着。他们说：“两分钱不用找啦。”
但是战士们劲头更足，他们在渐浓的夜色里，拧亮手电寻找。
新战士张志良爬在内间的小洞里摸索。他扒开已经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搬开在墙根的乱砖头，手指探进砖缝去，触到了一个硬子儿。他一阵兴奋，抠出来用手电一照，正是一枚两分的硬币，已经和泥土同样颜色了。他拾起来擦了又擦，兴奋地喊道：“找着了，在这儿！”
因为相信这种认真，特别是对财务人员工作人怎的相信，在工资打入银行卡需要签字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不看数字就签名的，因为，我相信如果钱数对不起来，财务人员是必须要找到多出来的钱或缺少的钱原因的，至今，我还是这样认为！
认真很重要，认真就是讲原则，就是守规则！
唐山被无理性的喧嚣声浪推入8月。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
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
粮食670400余斤
衣服67695件
布匹145915尺
手表1149块
干贝5180斤
现金16600元
……
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丑恶的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和那数不胜数的无私的援助、崇高的克己、诚挚的友情相比，这些数字无疑是一种玷污。但人们又无法忘掉它，因为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
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
“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
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
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
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捡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
“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
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
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
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
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
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这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当灾害来临时，有两件事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即：救援和秩序。立即开启有序有效及时的救援，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生命！立即启动维持秩序的行动，将罪恶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地震工作者曾经成功的预测到过地震的发生——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级强烈地震后，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一大批从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赶赴灾区。在前所未见的惨不忍睹的废墟、尸体、鲜血面前，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次未能预报的地震是怎样危及千千万万人，甚至摇撼了一个国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乘坐直升飞机赶到邢台。当他站在一个木箱上，向灾民们发表讲话，勉励他们重建家园、战胜灾害之后，神情严峻地来到科学工作者中间。
周恩来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做出贡献。”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
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7.2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3月26日，奇迹出现了。仿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了。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8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可当时他们连通过什么渠道发布都不知道：是要写报告呢？还是拍电报？他们中的朱传镇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话没说完，23时19分，6级余震发生了！
不管怎样说，这是中国地震工作者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18天之后！复杂的科学问题在一瞬间变得那样简单，人们的自信心成百倍地增长。他们觉得邢台的经验太宝贵了，那些“方法”太灵验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仿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真正的辉煌还在九年后的海城。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1975年2月4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100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7.3级强烈地震击中。在6个市、10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508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86.7万间，却仅有1328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1.6。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联邦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怎么不“奇”呢？邢台的“方法”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海城。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里坐着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营口县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仿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6个多小时了。7点震，就是7级，8点震，就是8级。”
7点36分，7.3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
海城，这是中国地震界的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地震工作者来到海城地震现场，老百姓把他们奉若神明，视为救星。被这次成功的预报保存了生命的成千上万幸运的人们，欢呼着，夹道欢迎这些能够征服自然的英雄。彩旗、鼓乐、美酒……，科学家们醉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一一握着地震工作者的手说：“今后能不能争取在24小时前预报5级以上地震？”
那时地震工作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从海城辉煌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唐山的黑洞洞的深渊里去。
书中对唐山大地震地震工作者也是预测的，但是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所以，地震发生了。
（简录用钱钢老师文中未曾报备，如有不妥，请告知删除）
当年唐山火车站。
今天的唐山火车站。
乘坐出租车行驶在唐山街道，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还向往的城市。
晚上坐在一家烧烤地摊，喝着唐山啤酒，品尝着唐山烧烤，感受着唐山的夜生活，唐山是一座新的城市。
钱钢编写的《唐山大地震》是一本很好科普书籍，建议大家可以看看，通过看这本书可以知道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最好的防护措施是什么？怎么求援等等，重要的是它一定会给你震撼的！
《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1976年8月1日就作为一名记者争取到参加第一批进入唐山采访的记者，实地参加救援，实地进行采访；他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也由于亲身参与才写出这样有血有肉有真感受的作品，并经过文字将这种感受传递给大众。这也说明经历多么的重要！人生即经历，经历可总结经验，经验可萃取精华，精华可涵养人生，人生即经历！
小时候经历过那次大地震，又见过转运医院治疗的伤员和孤儿，总想着去看看唐山，唐山——我来过了！
经常出去走走，会遇见一些有意思的事，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会使人开朗，会使人舒展，会使人思考，会使人通透，外出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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