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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昆曲发达的时代，又是苏州造园兴盛的时代。那时的士大夫在自己的园林中，养自己的家班，演自己的昆曲。而昆曲也只有在园林中才能回归最本真的状态。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园林是凝固的昆曲。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所写，“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曲目与园林：后花园中，互诉衷肠
只听曲名，《牡丹亭》、《长生殿》、《游园惊梦》……就透露了昆曲与园林剪不断的关系。更莫提昆曲讲述的故事也大都发生于园林，杜丽娘与柳梦梅在牡丹亭畔结缘，陈妙常与潘必正在道观中盟誓，王娇娘与申纯在王家花园里殉情。园林有皇家园林、官府园林、私人园林等，不同的园林特征与不同的故事背景珠联璧合，描绘出昆曲如梦如幻的意境。
《牡丹亭》中的后花园是官府园林的典范。“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这句经典唱词描写了美妙春光与寂寞花园的强烈对比，勾起了少女杜丽娘伤春的心思。杜丽娘的父亲是南安太守，她所有的活动就在这太守府内。从她踏进后花园的那一刻开始，似乎就注定了之后的种种情感纠葛。
由春色到春心，由怀春到伤春，梦中的百般温存与现实的冰冷寂寥，杜丽娘推开后花园的门，也推开了对爱情的渴望：“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每天，守的个梅根相见。”直到梦断香陨、又梦回复生，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都在后花园里得到释放。正是在这样束缚的官府与自由的官府园林的对比环境中，才会发生这样有违礼教却又炽热浪漫的爱情故事。
《玉簪记》则发生在另一种风格的寺庙园林中。落难的官家小姐陈妙常避难道观、落发清修，偶遇途经此处的落地书生潘必正，清幽肃穆的道场于是成了情致盎然的情场。
【懒画眉】月明云淡露华浓，欹枕愁听四壁蛩。伤秋宋玉赋西风，落叶惊残梦。闲步芳尘数落红。（潘必正唱）
【懒画眉】粉墙花影自重重，帘卷残荷水殿风。抱琴弹向月明中，香袅金猊动。人在蓬莱第几宫。（陈妙常唱）
【懒画眉】步虚声度许飞琼，乍听还疑别院风。听凄凄楚楚那声中，谁家夜月琴三弄。细数离情曲未终。（潘必正唱）
这三支【懒画眉】渲染出了寺庙园林的清寂冷落，更是妙龄少女“空门中暂度年华”的内心写照。潘必正的出现扰乱了陈妙常本就柔软的心境，真切切的男女爱情就这样在空落落的寺庙园林中滋生蔓延，两人以琴传情、写诗寄情，最终盟誓定情。
自古宗教场所都是恪守清规戒律、远离尘世情感的地方，但恰恰是在寺庙中独特的寺庙园林空间，于静修中有游冶的功能，于束缚中有自由的可能，压抑的情感才能得到更纯粹的呼喊，寺庙园林中的爱情才会有掷地有声的誓言。
曲境与园林：水阁花谢，曲自天然
园与曲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曲名与园林相关、故事发生在园林之内，曲境与园林更是相辅相成。所谓曲境，就是匠心独运的江南园林适宜于昆曲的演出，而爱好天然的昆曲又为园林增色不少。已故建筑大师陈从周先生说过，昆曲的曲境与江南园林互相依存，“曲境就是园境，而园境又同曲境”。
江南造园，必先造水阁花榭，水的灵动是园林崇尚自由的象征。这些地方，恰好又是家班唱曲最好的地方。王安忆在小说《天香》中描写在苏州园林里听曲的情景，认为听昆曲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歌曲必在万籁俱寂时，如果四下里嘈嘈一团，必然腌臜得很；歌曲又必临水，方可一波三折，回声荡漾；人和则是笛、弦、板三齐，有音有节有韵。
《红楼梦》中描写大观园中的一场昆曲表演时写道：“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穿林度水”一词，写出了昆曲乐音在园林空间中有如生命的律动。
昆曲中南曲的婉转缠绵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无论从声音在空间中的传播，还是文化精神在物质实体上的表现，两者都不谋而合。园林建造讲究格局，用借景、框景、隔景、藏景等不同组景手法营造不同的园林意境。有意思的是，昆曲创作也强调结构，明末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论章法第十六》里将戏曲音乐章法比喻成建造宫室：“作曲，犹造宫室者然。工师之作室也，必先定规式……”虽以宫室作比，但与园林建筑异曲同工。
苏州拙政园的原主人张履谦先生酷爱昆曲，园子西部有一座“三十六鸳鸯馆”花厅。花厅的屋顶是“卷棚顶”，不仅能够遮挡上面的屋架美化建筑外观，而且音响效果极好，也许建造之初就设计成适用于昆曲演出。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童年与父亲客居于此，亦为花厅昆曲演出的座上客。
俞振飞任上海戏曲学校校长时，曾邀请著名的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给学生讲中国园林。昆曲演员学习园林，似无必要。但是，演绎发生在园林中的昆曲故事，演员如果理解了园林之美，心中有了中国园林或隐逸闲适或方寸天地的境界，那他的身段念白便有了文化支撑。俞振飞能成为一代昆曲大师，专业水准固然极妙，但成就其一代宗师的功力，也大量来源于这些戏剧之外的文化修养。
曲意与园林：文人情怀，退守心灵
拍摄纪录片《苏州园林》和美国来华拍摄有关苏州的电影时，陈从周先生都建议配以昆曲音乐，大获成功。昆曲水磨调与园林的互相依存，根源在于两者艺术气质的契合。园林不同于正厅的公开端庄，而是私人情感的寄托，昆曲的“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在精神上与园林的诉求是一致的。
北地的皇宫禁苑是皇族的起居室，更是帝国权力的象征，于是讲究大尺度、高规格；相比之下，苏州园林是一个家庭的闲居之处，尺度以宜居为标准，品位细致、方寸大观；而且江南人口繁庶、寸土寸金，于是造园追求精致而非一味扩地。反观昆曲，也有着与苏州园林相似的追求，重以婉约含蓄移人。《牡丹亭·游园》中唱道：“观之不足由他遣”。所谓“观之不足”，就是含蓄。
传统昆曲在园林中演出时，舞台道具往往只有一桌二椅，是写意而非工笔。马鞭一挥就是千山万水，折扇一开就是万紫千红。舞台上从未有过多的装饰和道具摆设，这种戏曲独有的“留白”，给观众留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同样的，“留白”也大量存在于园林之中。堆叠山石就是崇山峻岭，开凿溪渠就是清流急湍。以象征性的实物营造出自然山水，所以规模精巧的园林，总能呈现出“千山万壑”的气势和意境，令园中人在城市之中坐享世外桃源。
陈从周先生说：“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这说的是昆曲的文化。书卷气是文人的特质，在中国文化结构里，戏曲艺术本属民间文化，在民间文化摇篮里诞生的昆曲艺术却成为极富文人内涵的文人文化。到了明末，昆曲更成为文人眼里的时尚。
受文人文化浸润，昆曲也就有了不同于地方俚俗小戏的雅致。一唱三叹，曲终而意未尽，人散而情始凝。它不是击节高歌的煽动，也不是秾丽侧艳的靡靡，昆曲有自己的气节操守，是文人的游戏，也是文人的寄托，陶醉在闲云野鹤的自由空间里。
江南园林始建之初就不单单是单纯的物理建筑，是文人对于自身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的综合展演。明末一代园林大师张南垣设计的“石巢园”，园内有名人王铎的手迹，有专门供家班训练和演出的咏怀堂。名家设计、名家题笔、专用的昆曲训练场所，这是是文人私家园林的必备元素，缺一不可，否则似乎就体现不出园林的文人特质。
文人情怀的园林背后，实际上暗含着无奈与矜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归隐是千百年来文人一种宿命般的追求。官场失意，昆曲和园林就成了他们退守的最后一方天地，于是营造园林、蓄养家班、填词作曲、编演传奇，文人士大夫在自成一格的私家园林里，清茶闲坐，看着舞台上的才子佳人，暂时忘却心中的庙堂之君。这喜忧参半的归隐情结，在咿咿呀呀的水磨调中纠缠了明清两代士人，园林越来越精致，昆曲越来越盛行，只是不知文人是否能真的忘记功名，忘记将满腹圣贤书卖于帝王家。
现代人不爱昆曲，也许是因为文化代沟，昆曲已经失去了归隐的社会氛围，文人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也逐渐淡去。园林成为游客喧嚣的旅游消费地，昆曲失去了与之命脉相关的表演场所。而这一切，不到园林，无法体会；昆曲与园林的故事沉沦良久，今日在课植园中，佳人依稀逐水而来，试问将去何处？
作者：周劼人 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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