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1853年－1937年），陈宝箴之子，清末进士，曾授吏部主事，淡于名利，未尝一日为官，时有“维新四公子”之称。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息影庐山，作诗赋文，成为同光体诗派领袖、清末民初诗坛泰斗。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慕其名，由徐志摩陪同至西湖相访，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32年，散原老人在庐山牯岭
1933年，散原老人寓居北平，每至周末，三代同堂，得以享受天伦之乐。
其时，慕名求书法的人甚多。于书道早有盛名的散原老人却独喜“六少奶”唐筼的书法。每有兴致，便嘱儿媳写几个大字。
陈寅恪中岁目盲后，往来书函俱由唐筼代笔，唐筼功力素厚的书法，始为亲朋好友所知。
1939年秋在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陈流求——
距今50多年前，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入西校门不远就到西院教职员宿舍，随着房屋建筑的先后，分为新旧西院两部分。在我6至8岁前后，家住在新西院36号，这是一幢中西式平房，不大的宅院，家里时有校内师生来叙谈，其中往来最密切的为吴宓伯父。
记得吴伯伯常在晚饭后和父亲在西院宅间小路散步，或在家中起居室随意交谈、争论问题，毫不拘束；在孩子眼中不象是家里来了客人，而象是我们的亲伯父一般，所以我也不再怯生；虽然听不懂大人的话语，有时也掺和进去玩耍或者问东问西。交谈的时间通常不长，吴伯伯就告辞了，父亲又回到书房。
有段时间，吴伯伯时常参加我家的晚餐，他总用很不纯正的普通话口音，慈祥地与我们姐妹说说话，因此我们都和他比较亲近。记忆最深的事是：
一次吴伯伯邀我们全家到清华园教职员食堂去吃西餐，父母亲原来不允许我和妹妹前往，经吴伯伯一再说情，才破例同意我们一同赴约，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到餐馆吃饭，为这顿晚餐，我高兴了好几天，也记了几十年。
小时的戴西
——戴西，在英文中是雏菊的意思。1909年，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是八个孩子中的老七。父亲郭标，从广东中山县出洋，靠水果生意起家，成为华人富商。父亲最喜欢这个小女儿，把她的婴儿房放在自己卧室的边上，晚上亲自照顾她。
1918年，当戴西九岁时，应孙中山的邀请，父亲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
永安公司，作为郭家的产业，给了戴西一份富有健康的生活。
平安夜全家团聚——那么多的圣诞礼物，那么多，从起居室一直堆到客厅里去了。晚餐是地道西式的，有火鸡、梅子布丁和所有餐桌装饰。那是爹爹一年里与全家一起庆祝的一天，孩子们为了圣诞节的礼物是那么高兴。看着他们得到礼物那惊喜的样子，大人们比什么都高兴。
戴西
——戴西也喜欢这张照片，这是她家现在能找得到的最好的一张家庭合影了。她曾点着照片告诉我（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作者）当时她的卧室是哪一扇窗子，那时我知道，那个有白色百叶窗的大房子让她留恋，是因为她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她也一一向我介绍照片上她家的那些气度不凡的亲人，那是她所有的家庭成员，我也明白，那些人让她留恋，是因为他们是她最亲的骨肉。她从来就珍爱照片上的这一切，那是因为她是从那里来的。
抗战时，在李庄的那段日子，困苦里却也不乏乐趣，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信里，生动地描述：“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的客厅，左侧为金岳霖、沙发上为费正清夫妇和梁思成夫妇
这种描述已经足够风趣，而金岳霖的附言更是锦上添花：“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火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原谅我，在如此长的两段引用之后，我还要放出车站的声音，这个车站比站长和乘客要严肃一点，但他的严肃中一样透着幽默感：“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1938年，（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梁再冰及梁从诫（两小孩）在昆明西山华亭寺
三个人都是妙人儿，而且必须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时才能如此有趣，如此的澄澈、明朗，就像三个未经世事的同学，依旧走在青春的光影里，而远景，是战火与硝烟。从1932年到1940年，已经过了好几年，那些烦恼的波澜似乎平息，他们从世事里沉淀出另外的一种东西叫做友谊。
晚年的金岳霖也是这样说，在《金岳霖口述回忆录》里，他提起他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友谊，特意说道：“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而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
丰一吟与父亲丰子恺
丰一吟说，对于子女的教学问题，爸爸一直挂在心上，并在书面简称之为“课儿”。那时是让我们学《古文观止》。几个大孩子由爸爸自己教，只叫我们背诵，很少讲解。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这方法好。小时候背过的诗文，到老也不会忘记。至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自会领悟其意义。我们一家念诗或古文，都学着爸爸拉调子，有点像唱歌一样----这可能是我家的一个独门绝技，唱歌是会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像《滕王阁序》，像《古诗十九首》等诗词，都是这样唱下来的。
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女儿钱瑗
杨绛——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锤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锺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锺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锺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锺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钱锺书与父亲钱基博
——一九四八年夏，锺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
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锺书有同样的习性，在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 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她曾对锺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唯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青年时代的赵瑞云
清华大学图书馆“活字典”唐贯方在三校联合后，曾负责搬运清华大学珍贵古籍南迁。在昆明时，他们一家疏散到离城二十里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梨园村）。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相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过的是陈家营，是另一个清华家属疏散地。在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潘光旦一家疏散到大河埂。
唐贯方经潘光旦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在唐贯方之子唐绍明的记忆中，清华大学的家属非常团结，谁家有好吃的，送给同事分享，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场面非常温馨：“母亲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怪怪的，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到梨烟村来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1940年夏，赵瑞云（右）、潘光旦全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
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请清华大学家属和孩子们聚会，给唐绍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做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
随着时光流逝，这段记忆愈加清晰。唐绍明晚年回首昆明艰难岁月，感慨万千：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左起：1949年夏，沈从文、巴金、张兆和、靳以、李健吾在沈宅门前
沈从文曾告诉他的学生——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此时，想起数年前，读巴金的《随想录》，印象最深的——当沈从文偶然得到巴金的地址，毅然写信。久病的萧珊看到五张纸的信，含着眼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巴金感谢老友给妻子最后的日子带来的温暖，这对萧珊而言，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萧珊
程怡——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小舅舅就到上海来了，我们家那时极为拥挤，我晚上就在爸爸妈妈房里打地铺，我的小屋就让小舅舅住。不久，“逃难”到苏州亲戚家的沈公公（沈从文）也到上海来看爸爸，我家小小的两间房当时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巴金、王辛笛、许杰先生都来看过沈公公，小舅舅还给许杰先生画像，记得也给沈公公画了一张铅笔画像。舅舅一直住到十月“四人帮”垮台之后。
沈从文
沈公公来的时候应该是夏天，因为有一天他让我陪他去武康路巴金先生的寓所，两位老人谈天的时候，巴老伯请我吃当时四毛钱一块的冰砖，对角切的一半儿，放在一个玻璃小碟子里。那一天，巴老伯还送了我几本俄国小说。《别尔金小说集》、《父与子》、《当代英雄》，我珍藏至今。当时他和沈公公坐在楼下走廊里聊天，完全不象是历尽劫难的文人在一起诉苦，而是彼此间莫逆于心的亲切。我回家和爸爸谈起我的感受，爸爸说：“君子不忧不惧。”我第一次知道这话是孔子说的，说得真好！我喜欢。后来我写过一篇回忆沈公公的文章，就以这句话作为题目。
巴金
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纸笔，但买不到文思；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钱可以买到献媚，但买不到尊敬；钱可以买到伙伴，但买不到朋友；钱可以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钱可以买到权势，但买不到实学；钱可以买到武器，但买不到和平；钱可以买到小人的心，但买不到君子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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