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世界历史视频》 100集

　　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 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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