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葡萄牙人曾是香港重要的族群之一。现在这个社区几乎消失了。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只有在你开始挖掘香港历史之后才会出现的问题：葡萄牙人发生了什么事？1872年的地图显示，比如格雷厄姆街附近。它将该地区的家庭按种族划分，并将华人、印度人、欧洲人和葡萄牙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地图上的大约100栋房屋中有18座被标记为葡萄牙语。
其他迹象不断出现，在口述香港的记忆中，土生土长在九龙 的吴世明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他是如何和住在九龙塘附近的葡萄牙孩子们战斗的。1910年在尖沙咀拍摄的一张照片的说明指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该地区的居民大多是葡萄牙人。”
这个神秘的葡萄牙社区的残余开始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在海亭路，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保良局的谭小林小学（地名可能翻译有误），它向16世纪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致敬，就像威廉·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一样。如果你从九龙乘过海巴士，你可能会经过加士居道的雷雷奥俱乐部。你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葡萄牙名字的街道：苏亚雷斯大道、罗扎里奥街、布拉加电路。然后，有一天，经过中环，你抬头看到卢西塔诺俱乐部明显的葡萄牙十字，俯瞰城市中最昂贵的房地产。
尽管有这些痕迹，但现在的香港似乎没有多少葡萄牙人社区。大多数想要葡萄牙文化的人乘坐渡轮前往澳门。澳门是前葡萄牙殖民地，距离澳门约60公里。弗朗西斯科·达罗扎(Francisco Da Roza)说：“我们这里的人不多了。”“两三百人最多。”
1910年尖沙咀
我在卢西塔诺俱乐部26楼的餐厅遇见了达罗扎，卢西塔诺俱乐部是该市最古老的葡萄牙社交俱乐部。达罗扎是俱乐部的前任主席，我发现他坐在一张优质的角落桌子上，旁边是俯瞰前总督府、汇丰银行大楼和长江中心的窗户。“俱乐部是封闭的-你必须是葡萄牙血统或国籍才能成为会员，”他解释道。他叫了一个服务生，点了一份三道菜的午餐，包括鳕鱼饼、腌制沙拉和塔乔。他说：“这是一种澳门菜-过了圣诞节或大餐，他们会用剩菜做。”
我环顾四周。有几十个人在吃午饭。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我们后面的一张桌子旁，用英语聊天。一对年轻夫妇坐在附近，用广东话说话。葡萄牙人的声音从房间的另一端传来。达罗扎说：“在过去，如果你来到餐厅，那里就会挤满了香港银行的员工，他们会吃顿饭，玩台球游戏，然后重返工作岗位。”“现在我们的人民遍布各地。我认识一些在边境工作的人，还有一些在九龙工作的人，我们的俱乐部没有得到很好的赞助。“
达罗扎一直提到“我们的人民”，严格地说，他不是在谈论葡萄牙人。达罗扎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可以追溯到里斯本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我在香港已经50多年了，我的家人在澳门已经有300多年了。”就像香港的大多数葡萄牙人一样，达罗扎的传统是混杂的；如果你在大街上超过他，你就不会认为他是一个中国香港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英国人坚持区分欧洲人和葡萄牙人的原因。“英国人被认定为葡萄牙人，是半种姓、种族混血的卢索亚洲人，他们自称是澳门人，因此也是澳门人。“葡萄牙和澳门研究项目主任罗伊·埃里克·泽维尔(Roy Eric Xavier)说，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的访问学者。“他们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或中国人。他们是混血儿。“
香港葡萄牙人社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也就是葡萄牙勘探和贸易的早期。16世纪，葡萄牙在果阿、马六甲、澳门和长崎设立了贸易点和宗教教会。“有一系列的移民，”泽维尔说。在此过程中，葡萄牙男性移民与当地妇女结婚，形成了印度、马来亚、中国和日本的混合人口。
尽管存在这种多样性，但出现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社区。泽维尔说：“他们与葡萄牙保持着一种联系，他们信奉宗教-天主教是一个重要的接触点。”他们开始说一种叫Patuá的克里奥尔语，把葡萄牙语和马来语、僧伽罗语和广东话混为一谈。“食物也成为了他们社区的一个标志，”在葡萄牙的基础上，亚洲香料和烹饪技术层次分明。
在日本人于1639年驱逐所有外国人并封锁自己的世界之后，荷兰人在17世纪中期征服了果阿和马六甲，澳门成为葡萄牙在亚洲的基地。当英国接管香港时，许多澳门人利用了两岸的经济机会。1853年的人口普查显示，香港的“葡萄牙人”人数为459人，而“欧洲人和美国人”为476人，“马尼拉人”为352人，中国人为37536人，其中包括内陆移民、原居民、船民和“等待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移民”等。
19世纪末，泽维尔的家人从澳门移民到香港。他说：“我的祖父是李斯贝罗·泽维尔(Lisbelo Xavier)，他在1888年创办了香港印刷出版社。”他的儿子佩德罗·达坎塔拉·泽维尔(Pedro d‘Alcantara Xavier)长大后，成为香港多家机构的职员，包括九广铁路-对许多香港葡萄牙人来说，这是一条典型的职业道路。
在殖民统治的最初几十年里，一些社区成员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贾努里奥·安东尼奥·德·卡瓦略(Januario Antonio De Carvalho)，他于1842年抵达香港，后来成为殖民地司库的首席出纳员；何塞·佩德罗·布拉加(JoséPedro Braga)于1872年出生于香港，在1934年被任命为中华电力公司(简称中电)董事长之前，他是“香港电讯报”和路透社的记者)。
Januario Antonio de Carvalho
何塞·佩德罗·布拉加
泽维尔说：“他们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他们实际上是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政治和社会缓冲。”“许多葡萄牙人讲中文和英语的几种方言。政府部门有首席文员，他们总是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他们管理着几百名葡萄牙籍的职员，并直接向英国经理汇报。
较低级别的葡萄牙办事员管理买办，“处理劳工和警察的中国监督员，处理金钱的人。”香港的私人贸易公司，包括怡和(Jardine Matheson)和巴特菲尔德太古(Butterfield太古)，也反映了这种政府等级制度，后者的中层管理人员大多是葡萄牙人。
“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是中产阶级，”达罗扎说。在早期，大多数葡萄牙家庭住在现在称为SOHO的地区；卢西塔诺俱乐部的第一个家位于雪莱和埃尔金街的拐角处。随着葡萄牙社区的扩大，许多家庭越过港口前往九龙。九龙最早的地产开发商中有许多是葡萄牙人，包括弗朗西斯科·“弗兰克”保罗·瓦斯康塞洛斯·苏亚雷斯(Francisco“Frank”Paulo Vascontelos Soares)。上世纪20年代，他在旺角以东开发了一块土地，以家人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以女儿朱莉娅(Julia)和艾玛(Emma)的名字命名了两条街道，还有三条是为了纪念一战-和平大道、胜利大道和自由大道。
虽然葡萄牙人处于香港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中间，但他们大多保持沉默。“教会是不同的，社会俱乐部是不同的，”泽维尔说。但社区确实在进化。年轻一代的英语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上海在20世纪初是一个繁荣的国际中心城市。达罗扎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从澳门搬到上海，但在日本入侵后回到了家乡。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香港。达罗扎说：“当时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澳门社区-上海、香港和澳门。”
泽维尔的家人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我自己的祖父是一个13或14口之家的第11个儿子，”他说。“他和他的哥哥被送到上海是因为我的曾祖父希望他们学习不同的语言，而不仅仅是葡萄牙语和英语。”他最后在那里上了一所天主教学校，最后回到了香港的中学。这样做是很平常的。“
卢西塔诺俱乐部位于雪莱街19世纪的原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许多葡萄牙人逃到了澳门，澳门是一个中立的港口，避免了日本人对香港的血腥占领。其他人则留在香港，与同盟国并肩作战。无论是哪种情况，这场战争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战后数十万难民从内陆涌入香港，这使战争变得更加复杂。葡萄牙语社区继续繁荣-196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在香港讲葡萄牙语的9，388人-但下降的趋势即将到来。
泽维尔的父母是1948年认识的。他的母亲来自上海，他的父亲来自香港。“我出生后，他们决定我们应该移民，”他说。他们最终搬到了美国，其他人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巴西和其他国家。(达罗扎的大部分家人搬到了委内瑞拉，他们至今仍住在那里。)泽维尔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感觉，香港确实没有西方那么多的机会。”
剩下的许多人已经融入了更广泛的广东话社区。许多当地名人都有葡萄牙血统。达罗扎嫁给了一个当地的香港人，尽管他们的孩子有“非常传统的葡萄牙名字”，但他们去了国际学校，说的英语和粤语比葡萄牙语更多。“我儿子当然会用葡萄牙语起誓，”达罗扎开玩笑说。“他是葡萄牙足球队的坚定支持者。”
泽维尔一直试图记录澳门侨民的全部情况。此前的估计数字仅为3万，但泽维尔的研究表明，全球社会的人数可能高达150万，分布在35个国家。“他说：“澳门是文化的故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门政府帮助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澳门社区团体，帮助他们与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保持联系。
但是，曾经著名的香港葡萄牙人社区却变得默默无闻。尽管如此，痕迹依然存在。回到卢西塔诺俱乐部，达·罗扎把他的一盘塔乔-一盘卷心菜、中国香肠、猪蹄和三文治-一起端上鱼露。这是一种家常便饭，它的味道同样熟悉和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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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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