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宝钱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党项族原是甘南、川北地区羌系的一个分支，自迁徙甘肃、宁夏和陕西北部定居后，始从事农耕生产。据史料载：长期以来，党项族一直深受汉文化之影响，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党项族首领率部族归附于唐，受到册封，赐姓李，后成为唐之藩镇。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廷封元昊为西平夏王，赐姓赵。随后，元昊首先用武力解决了与吐蕃的矛盾，然后挥师西进，攻取回鹘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都兴庆府，元昊称帝后，建立大夏政权，改元显道、开运、广运、大庆、天授礼法延祚，后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城，史称西夏。其全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为固”。西夏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农业主要分布在河西、河外诸州及黄河东岸的西平府（今宁夏灵武）一带。这些地方大多土地肥沃，并有水利之便；“地饶五谷，尤宜稻麦”。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是以汉人为主，对西夏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并专门设立“群牧司”进行管理。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一带是当时最好的牧场，水草丰美；从事畜牧业的多为党项、吐蕃、回鹘人，畜牧产品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采矿、冶铁、陶瓷、金银器等多由官府作坊生产，所制兵器享有盛誉。
在货币流通方面，由于西夏境内因缺乏铜矿资源，主要还是行用宋钱及少数辽钱；景宗元昊称帝改元后，采纳谋臣张元“联辽制宋”建议，对宋用兵。宋、夏经过持续几年的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战役后，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五月，双方达成罢战和议，宋每年“岁赐”银、绢、茶折铜钱25万余贯，允许恢复榷场。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是个十分有政治头脑的人，对于其父李德明在世时奉行的联辽睦宋政策一直不甘情愿，认为党项族要独立自主，首先是要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自嗣位后，不再接受封号，废弃唐、宋以来赐姓；改姓嵬名氏，名曩霄，自号“兀卒”，汉语“青天子”之意。随后，开始实施秃发令、定服饰、造文字、简礼仪、立官制。尤其是亲自谋划创制党项文字，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人参照汉字，演绎编成“蕃书”十二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党项文字，即西夏文。颁布之日，举行大典庆贺，以示重视。并专门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挑选境内才华出众的党项人和汉人主持通译文书；经过多年使用及民间推广，西夏文逐级形成了固定应用文字。这无疑是对党项文化的发扬光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西夏建国后，始终存在着蕃学、蕃礼与汉学、汉礼之争，并导致宋、夏间战争不断。景宗元昊兴蕃抑汉，与宋达成和议后，用“夏国主” 名义向宋称臣，以换得宋大批“岁赐”。毅宗李谅诈兴汉抑蕃，恢复李姓；虽多次率军侵犯宋境，最终还是与宋讲和。
西夏钱币，人们从发现到认识，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钱币专著中，最早著录西夏钱币的是南宋人洪遵（公元1120—1174年）编辑的《泉志》。该书卷十一登录一品西夏王朝铸造的一枚西夏文钱币，洪称：“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赤纯，文不可辩，大抵类屋驮、吐番钱。”从文中可以看出，洪遵虽然发现了这枚西夏文钱，但并不认识它，也没有将其列入西夏王朝铸币，只是忠实的将其列为不认识的。《泉志》对研究西夏钱币的贡献，是第一个发现并记录了西夏铸币的著作。
在洪遵的《泉志》成书600多年后，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诗正等人奉敕编著的《钦定钱录》，录历代古钱500余种，沿袭《泉志》录西夏文钱一品，仍称作“梵字钱”，录西夏汉文钱“天盛元宝”钱一品。尽管史册对西夏铸造天盛钱已有记载，但在钱币专著中，明确定为西夏铸币，仍是西夏钱币研究史上具有了突破性的意义。
清代乾嘉年间，兴起了研究考据之风，金石文物的研究收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嘉庆9年（公元1804年），甘肃学者张澍在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市）发现了一座西夏石碑，石碑的两面均镌刻文字，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西夏文，把碑上的汉文和西夏文相对照，文义是相同的。西夏王朝行用的西夏文，在西夏灭亡后，到明代时已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张澍的这一发现，使西夏文又“始见天壤”。就在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金石学家刘青园也在凉州发现了西夏窖藏古钱：“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拣得千余枚”。刘青园将梵字钱上的钱文和张澍发现的西夏碑上的碑文相对照，才明白了梵字，钱上的“梵字”，就是西夏文。他断定了南宋洪遵在编著《泉志》时，也不认识这种文字，因此说“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公元1809年，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记述了刘青园的这次重大发现，并将刘发现的西夏诸钱，逐一著录。对西夏文钱，虽然知道了是西夏王朝铸造的西夏文钱，但具体读音和文意是什么，仍然不知，只好在以前“梵字钱”上，加了西夏二字，成为“西夏梵字钱”。使经历了六百多年无主的“梵字钱”，终于找到了铸主”，它的铸主就是西夏王朝。刘青园的发现和初尚龄的记述，是西夏钱币研究史上取得重大成果的里程碑。此后的一些重要钱币著作，如《钱志新编》、《古今钱略》、《古钱汇》、《言钱别录》、《泉史》等，西夏钱币部分，都沿袭了《吉金所见录》的著述。
随着国内对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视和对西夏文研究的深入开展，我国学者罗振玉、罗福苌父子首释读了西夏文，1914年罗福苌著的《西夏国书略说》，分别附载了西夏文钱四品，汉文直译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并声称“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兹悉抚印四泉于册，以告世之治古朱学者”。至此，“西夏梵字钱”才有了具体名称，人们也能顺利的辩识西夏文钱了。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把西夏钱币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研究西夏钱币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币是社会的产物，它携有大量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信息。“以钱证史，以钱补史”，就是通过钱币来了解历史。1937年，钱币学家赵权之发现并释译出了西夏文贞观宝钱，1940年撰文在《泉币》第三期作了介绍。张叔训在《泉币》创刊号介绍其藏品西夏铸造的汉文钱大德通宝一品，王荫嘉介绍天盛元宝背西铁钱一品，程伯逊在同刊第23期介绍天盛元宝背西铜母一品。西夏铸造的钱币，汉文钱达到了8个品种，西夏文钱达到了5个品种，这13个品种，均是西夏年号钱。
新中国成立后，西夏窖藏钱币不断的发现和出土，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了一批西夏窖藏钱币，发现一枚大安通宝，经内蒙古自治区吴忠信考证，为西夏惠宗大安年间铸造的汉文钱。198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滚钟口西夏窖藏钱币，发现了一枚篆书光定元宝，虽然和楷书光定元宝属同一品种，但篆书钱文在西夏铸造的钱币中，仅此一种，也确实是一个大版式。199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钱币爱好者易凯峰在本区灵武市磁窑堡收到一批钱币，从中发现一枚折二型西夏文正德宝钱，2005年10月在央视鉴宝节目亮相。现在，经对200多年来出土的西夏王朝铸造的钱币搜集整理，已有二十多万枚，认同的有11个年号钱十五个种类，一百多个大小版别以及一些待考证的品种。
西夏王朝相传十帝，使用了32个年号，在历史上历时190年。企盼在今后的考古和出土的钱币中，再能发现新的品种和版式，使西夏钱币的种类和版别不断的增加，不断的丰富。
西夏社会流通的主要是北宋钱币，是当时历史的产物。西夏行用的钱币主要以铜钱为主，兼用铁钱，少量使用白银。自铸钱少，多用宋钱。边远地区始终以物物交换为主。在西夏境内，近二百年间考古和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西夏王朝铸币很少，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北宋铸币最多，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有的窖藏还高达百分之九十七，其它王朝铸币（汉、唐、五代诸国、金、辽及南宋等）占百分之十二、三。从出土的钱币可以看出，西夏王朝建国前后直到被蒙古族灭亡的二百多年间，西夏社会上使用的主要是北宋钱币。对于上述奇特现象，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西夏铸币少的原因，是西夏缺少铜材，是西夏和宋关系友好的证明。真正的原因是不是这样呢？
西夏王朝在北宋灭亡前，靠宋王朝岁赐、以武力掳掠和通过榷埸贸易所得的钱币，已满足了社会钱币流通的需要，所以不需要再费工费材大量铸造钱币了，只是铸造少量的钱币做为王朝的象征，做为赏赐臣僚、祭祀和对周国礼送之用。而在北宋灭亡后，没有了北宋王朝的岁赐，臣金后所得钱币又极少（西夏窖藏钱币有金钱正隆元宝、大定通宝，但数量不多），社会上流通的钱币出现了不足，为了满足社会流通钱币需要，西夏才于天盛十年设通济监铸钱。因此现在出土的西夏钱中，天盛钱是最多的一种。皇建年号在西夏仅行用了一年，光定年间又受蒙古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但皇建年间铸造的皇建元宝和光定年间铸造的光定元宝，是西夏钱币中仅少于天盛元宝而数量较多的两种。说西夏铸钱少是缺少铜材，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西夏社会使用的主要是北宋钱币，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以此来证明宋夏关系就是友好的。
西夏铸币仿唐、宋钱制，同时也融进了独特的本民族文化。我国唐代和宋代金属钱币，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极大的实用性，一直影响了我国金属货币近两千年。西夏社会流通的主要是北宋钱币，为了统一和方便，西夏铸币必然也要仿照唐宋钱制。如形制园形方孔，币值小平、折二、折三，材质银、铜、铁并划分铁钱流通区域，钱文采用帝王年号和元宝、通宝、重宝等，都是仿照了唐宋钱制。同时，西夏在铸造钱币时，也融进了独特的本民族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钱币上铸入本民族文字，使西夏文通过钱币，在国内得到传播推广和应用。也为我国钱币史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钱币。
西夏钱币铸制精美，是西夏经济技术较高的反映。西夏铸造的钱币，总的说铜质精良，铸工高超，边廓坚挺，形制规整，字体端庄秀丽，书法高雅优美。在我国历代数千种钱币中，也应算是上品了。它充分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文化较高，制造业技术比较先进。
西夏铸钱，早于史载。史册记载西夏铸钱，《宋史.夏国传》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西夏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天盛十年距西夏建国已有120年，如按史册所载，西夏在天盛十年前的120年间，是没有铸钱的。但出土的实物证明，西夏在天盛十年前就铸造了六种年号钱，有八个种类，近三十个大的版式，但铸造的数量很少。正是因为铸量少，所以就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而到了西夏天盛十年，北宋灭亡已十多年了，缺少了北宋十多年每年七万多两的岁赐，加上西夏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流通钱币出现了不足，影晌了经济运转。为了解决流通钱币不足的问题，西夏才批量铸钱，因为铸钱量大，就需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这才设立了专管铸钱的部门通济监。宋史的记载和西夏铸钱的事实，并不矛盾，而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西夏钱币研究工作方兴未艾，还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探索，侍考证的品种中那些还是真品，西夏钱币与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枝术方面的联系等，还有待人们加强研究，积极探索。传世和出土的西夏钱币，到目前为止，形制上分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种，材质上分有银质、铜质和铁质，文字上分有汉文和西夏文。共有15个种类，100多个版别。这15个品种是：毅宗嵬名谅祚福圣承道年间（公元1053—1056年）铸造的西夏文钱“福圣宝钱”，惠宗嵬名秉常大安年间（公元1075—1085年）铸造的西夏文钱“大安宝钱”和汉文钱“大安通宝”，崇宗嵬名乾顺贞观年间（公元1101—1114年）铸造的西夏文钱“贞观宝钱”，元德年间（公元1119—1126年）铸造的汉文钱“元德通宝”和“元德重宝”，正德年间 (1127—1134年) 铸造的西夏文钱“正德宝钱”，大德年间（公元1135—1139年）铸造的汉文钱“大德通宝”，仁宗嵬名仁孝天盛年间（公元1149—1170年）铸造的汉文钱“天盛元宝”，有铜铁两种。乾祐年间（公元1171—1193年）铸造的西夏文“乾祐宝钱”和汉文钱“乾祐元宝”，汉文乾祐元宝有铜铁两种。桓宗嵬名纯祐天庆年间（公元1194—1206年）铸造的西夏文钱“天庆宝钱”和汉文钱“天庆元宝”，襄宗嵬名安全皇建年间（公元1210年）铸造的汉文钱“皇建元宝”，神宗嵬名遵顼光定年间铸造的汉文钱“光定元宝”。
观币读史
西夏惠宗名曰李秉常，党项族，西夏第三位皇帝（1067年—1086年在位）。西夏毅宗子。1067年，毅宗突然病死，英年早逝，享年二十一岁，惠宗以七岁稚龄继位，其母梁太后及其家族专权，执政期间没有任何治国良策，西夏国势积弱，北宋乘机入侵。十六岁时本能亲政，但梁氏势力很大，不能轻易翦灭，因此他仍然不能亲政。后来因长期不能亲政，忧愤而死，享年仅26岁，谥号康靖皇帝。葬献陵（贺兰山西北）。
奲都五年（1061）四月，没藏讹庞与其子谋杀谅祚，事败被诛，没藏后被废，立梁氏为后。拱化五年（1067）十二月，谅祚死，秉常继立，时年7岁，由皇太后梁氏摄政，梁氏之弟梁乙埋擢为国相。新主年幼，秉性软弱，成为梁氏姐弟操纵的傀儡。梁太后把朝政大权全部委之于梁乙埋，乙埋又安排他的子弟和亲信担任要职。他与其亲信、掌握兵权的都罗马尾、梁太后的侍卫罔萌讹等三人，组成新的母党集团，牢牢控制最高统治权。同时排斥异己，如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谅祚时曾主持朝政，担任都统军，精通兵法，熟谙边事，因不附梁氏兄妹，被梁乙埋罢官流放。梁氏母党集团为了争取党项贵族的支持，一改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恢复蕃礼，以此笼络。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假借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恢复夏的蕃仪，得到宋朝的允许。
从乾道元年到大安二年（1068—1076）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和梁乙埋姐弟擅权，连年向宋朝发动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赐。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八月，梁太后亲自点集30万兵马，倾巢出动“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后军屯榆林，距宋庆州（今甘肃庆阳）40余里，夏军游骑直逼庆州城下，造成了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后因吐蕃首领董毡，乘虚率兵攻入夏西境，迫使梁乙埋匆忙撤军。次年，宋夏争夺罗兀城之战后，夏虽然取胜，也是依靠乞求辽出兵助战才取得的。其时夏甚感财政拮据，兵力疲困，政治也不稳定，才与宋朝议和。
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年16岁，开始亲理朝政，但实权仍操在太后与梁乙埋手中。秉常也是一个十分喜好汉族儒家文化的君主。在与宋朝作战中西夏俘虏了不少汉人文士，秉常向他们请教和学习宋朝礼仪制度，准备在夏“复行汉礼”，废除“蕃仪”。大安六年（1080）正月，正式下令付诸实施。这一举动受到梁太后和梁乙埋及母党势力的劝阻和竭力反对，秉常不予理会。七年，为了寻求支持和依靠以削弱梁氏母党集团势力，秉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之地划归宋朝，用结好的办法，借助宋朝的势力对付梁氏母党势力。李清正准备出使宋朝时，被梁太后得知，她召集幸臣罔萌讹等密谋，诱来李清饮酒，即捕而杀之，又立即将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宫五里之地的木砦。同时下令命梁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兵马，控制河梁要道，断绝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秉常被囚禁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一时朝廷上下震惊。秉常的皇族亲党、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纷纷拥兵固守所属城池堡寨，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梁乙埋多次派亲信持银牌招谕，晓以利害，但也无人听命，一时夏国处于混乱之中。
夏保泰监军司统军吐蕃族禹藏花麻，一向对诸梁的专权不满。当他听到秉常被囚禁的消息后，于大安七年（1081）五月，以夏国主失位，国内变乱为由，向宋发文照会宋朝，照会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宋神宗据此诏熙州知州苗授，派人认真核实后上报朝廷。六月，宋保安军以经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夏通牒称：“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时与岁赐。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职贡，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现今何人主领。请速具报，以须闻达。”梁太后见牒后无法作出答复。
这时在对待夏国的内乱上，宋朝有主战与反战两派。主战派以鄜延路总管种谔为代表，他在上疏中称：“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他在神宗召见时更夸口：“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反战派如知枢密院孙固、知谏院滕元发等人，所持理由是“举兵易，解祸难”。主张对夏采取从政治上“分裂其地”的策略，反战派的主张遭到宋神宗的拒绝。宋朝最终部署了近50万大军，兵分五路，以熙河经略使宦官李宪为统帅，从东、南、西南三个方面发起对夏的全面攻击。宋军五路攻夏，开始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向梁太后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终于击退优势的宋军，败宋军于灵州城下。大安八年（1082）七月，宋朝在夏、银、宥三州界修建永乐城，形成了对夏的威胁。九月，梁太后命令夏统军叶悖麻、咩讹埋领六监军司所辖30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宋将徐禧出动7万大军迎战于永乐城下，初战失利，宋军败退入城中，又被夏军断绝水源与粮运，城遂被攻破，宋将自徐禧以下将校死亡数百人，士卒役夫伤亡数万。宋神宗听到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临朝失声痛哭。战后夏宋再度议和。
梁太后囚禁秉常以来，因与宋朝连年的战争，宋朝给夏的岁赐和两国和市都已断绝，财政困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朝中对梁氏母党专权的不满情绪日趋激烈，要求秉常复位的呼声也不可遏止。大安九年（1083）闰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等在众议纷纷中，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秉常复位后，朝政大权仍然紧握在梁太后与梁乙埋手中，他们以秉常的名义遣使到宋朝上表请称臣纳贡，以求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另一方面又以索回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境进行骚扰、攻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国相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一手操纵下，立梁乙埋之子梁乙逋为国相，梁氏姑侄继续把持朝政，秉常仍然摆脱不掉梁太后的控制。这年十月间，专横一世的梁太后也寿终正寝，梁乙逋失去了靠山，地位开始动摇。其时分掌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乙逋抗衡，夏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后族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起来。软弱无能的秉常在这场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自感无所作为，终日忧愤，难以自拔，于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十日死去。秉常殂，时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礼定一年。谥曰康靖皇帝，庙号惠宗，墓号献陵。子乾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