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的概念在一开始被缔造的时候，所构想的从来不是一个脱离社会性的人。用自然人这个概念，哲学家和法学家只是设想了一种人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已经形成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从而每个个人可以被认为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获自由选择其行动。哲学家和法学家们认为，从这样的行动中我们就能推演出政治或社会制度的本源。但是，这种学说还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并不假定一种人性的历史变化，那么自然人和社会人或政治人其实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人，而这样一种学说内在地倾向于最终为现行制度辩护；一种是更为彻底，用自然人的概念打破一切社会性，先描绘作为原子的人，然后再考虑制度——这时候，制度就成为一种游移的、浮动的存在了。
卢梭描绘了一种奇怪的人，这种人事实上不是与社会公共参与者相对的私人，像一些较为肤浅的社会性批判所说的一样，而是一种比动物还要纯粹的“自然个体”。它没有时间的感觉，因而就不会与他人产生纠葛，也不会为遥远的目标而有所预见。其实，但凡一个人类似“理性人”，他势必要对未来有一定预见的能力和意愿，观察人社会行动的基本架构“目的-手段”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卢梭笔下的自然人则不然，他永远“活在当下”——这也是卢梭伦理学考虑的结果，很显然的道理，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能尽最大可能地避免痛苦，而且他不会成为阴谋家和野心家——因而他无需也无法与他人产生“社会”的联结。【对不起，这个句子写得有些笨重而“欧化”了】此外，自然人还不具备语言的能力，也就是将任何事情普遍化或塑造一个客观的“自我”形象的能力。说卢梭笔下的自然人只是需求很少的人是不准确的，它其实也缺乏能力。需要激发能力，能力带来新的需要，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自然人是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能力和需要都无法诱引彼此。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才是安静的、祥和的、永远幸福的。否则，霍布斯说的幸福就是不断满足欲望、因而人总是得其一思其二的论断又将难以排除。
卢梭对社会学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他不认为人性是永恒不变的，他也不认为我们利用霍布斯式的“扪心自问”就能理解自然人的生存状态，相反，他更多的时候指出：我们不可能退回到自然状态，甚至也不能通过有关自然状态的学说来解决实际的任何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彻底被社会的染缸所染黑。对于我们——现实中的“社会人”，社会先于我们而存在了，因而，如果着眼于现实，那就要着眼于社会条件；霍布斯所描绘的人性则是误导性的——不只在它不够“自然”，也在它排除了历史。如此看来，卢梭比霍布斯更应该被视为“社会学的先驱”：涂尔干的思路显然更多受到卢梭而不是霍布斯的影响。但是，卢梭的文字很容易给人一种与涂尔干的保守大相径庭的激进的印象。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卢梭总是将伦理学的考虑放在它一切思考的优先位置。自然人是虚构的，至少是未经实证的，但这并未妨碍卢梭将其作为一切未来变革的参照点。卢梭总是认为，如果我们要变得更加幸福，我们就要变得更加“自然”：科学与艺术应该不超越“自然”，儿童的教育应该着眼于“自然”——这里的自然是剔除了社会可能的恶、回复到一种相对接近于自然人的幸福状态。就这样，卢梭造成了一种世纪末的感伤情怀，他让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人，社会总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不是在它阻碍进步的意义上，而是在于它造成了我们生命激情的某种缺失。卢梭没有赞颂浪漫爱情——他说自然人有的只是片刻发挥作用的生物本能，但是一想到卢梭，我们会想到逃离尘网、会想到在虚伪的世界寻觅那予人慰藉的温柔。卢梭总是强调巴黎的罪恶，它的文笔已为《美丽新世界》、《1984》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打开先河，在后两者中，主人公都希望通过找到一场野性的、不被社会监视的爱情，消除庞大的、冷漠的、精致的社会带来的创痛。但是，在愈发进步的人类文明之下，我们只能想象一种永远“在逃”的社会人，他是一个人群中的个别存在，随时忐忑于被社会抓捕。作为孤独的私人小心翼翼得反抗规训，这已经成为“浪漫”在现代的基本意义——而卢梭，孤独的卢梭，本意却是想要人自由地活在社会里，却不至于真的感到孤独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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