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烈焰——评《日瓦戈医生》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鉴于出版《日瓦戈医生》的风波终于成为往事，鉴于这部使得帕斯捷尔纳克身披耻辱、也受到赞美、甚至用诺贝尔奖金给予褒奖的长篇小说在改革、开放下的苏联已经出版，因此人们可以比在30年前这本书在流亡状态下刚刚出现的时候更为平静地阅读了。

尽管在这部小说里，如同在任何小说、特别是在那些有包罗一切的雄心的小说里一样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引出一种看法，事实上，《日瓦戈医生》虽然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书中人物生死体验的精华、最根本的东西，更与人类精神、个人自主权、艺术创作和个人命运的神秘地域有关系，而不是社会现状和政治事件。

帕斯捷尔纳克对托尔斯泰的敬佩——据他在自传中说，小时候在父母家里就认识了托翁——以及赋予《日瓦戈医生》和《战争与和平》生命力的宏伟计划，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这两本书加以比较。确实，这两部小说之间有着表面上的父子关系；篇幅和勇气上的相似要多于结构和内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俄国社会一幅巨大的壁画，是对拿破仑战争史诗般的再创造——绝妙地诓骗，以便阐明像编造小说那样富有想象力的历史理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作品是抒情诗般的创作，它不断地离开外部世界去用诗一般轻柔的态度描写社会力量对某些敏感的心灵所造成的破坏，这些人的正直和善良在特定的历史事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因此也就注定要被毁灭。与托尔斯泰关于人类乐观而壮丽的看法截然相反，《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反英雄、沉思而悲观的作品。书中的英雄是普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品质，基本上是正派，有着健康的本能，缺乏干大事业的本领和才能，对于这种人，具有改造和破坏力量的革命会毫不留情地镇压（比如，对拉琳莎、托尼娅和尤拉就是如此），或者强迫他们接受一种道德、一种心理甚至一种专门的语言，将他们粗暴地压制成型（比如，对悲惨的革命者安迪波夫——斯特雷尼科夫，或者戈尔顿和图多洛夫）。

50年代末，这本书在西方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评论家，甚至最热情的评论家，都对这部作品陈旧的结构、缓慢发展的节奏、为了按照自己的看法发表意见和提出见解而不顾及现代小说的常规引进了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等做法表示了某种困惑。这本书仿佛是在一个与当代叙事文学伟大试验——福克纳、多斯?帕索斯、萨特、海明威——隔绝的世界里写成的，甚至是先于亨利?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福楼拜之前的美学观念的产物。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仅是苏联作家对于域外文化生活的隔绝，而且在于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个人的一种选择。《日瓦戈医生》松散的故事令人想起19世纪旧小说上那粗糙的木匠活，想起那些旧小说中感悟虚假、追求轰动效果的次要情节，想起那些小说中种种不寻常的意外巧合，想起那些不时地把对话变成演说的大段大段浪漫主义的长谈。但是，不管这部作品的技巧多么不熟练，也不管书中人物的外观是多么模糊，它仍然是现代伟大创作之一，是我们时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如同塞利纳的《长夜漫漫的旅程》、奥威尔的《1984》或者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位诗人的小说，是对自然界之美精致的再创造，他对俄国地狱、对春天里复苏的深沉的森林、对大草原上饥饿使之变成食人野兽的狗群的亲切描写，应该说是真正的文学壮举；尽管在外文译本中我们猜出与原文相比可能有些枯萎，这些描写依然像完美的诗歌那样让我们感动。仍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以如此犀利、敏锐加以观察并且用具有如此感染力的歌声赞美的俄国大地的人，竟然被他祖国的作家协会开除了，其罪名是：“伪君子、人民的敌人、不爱国分子。”

《日瓦戈医生》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03——1929年间（1929年中心人物去世了），尾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拉青年时期的伙伴是尾声的主角。这部小说中的主要角色被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前后的动荡、大战、革命本身、布尔什维克与白俄之间的内战——时而揪到这里时而抛到那里，但是这些事件常常不直接叙述。它们发生的地方远离主要情节，后者受到混乱的意外打击，接受那些可怕的后果。例外的情况是游击战争，尤拉.日瓦戈被交战的一方所裹胁。但就是这个次要情节在小说中也不是作为一种自主的、客观的现实出现，而是被这位英雄的感觉和回忆冲淡了。书中的故事是用小写字母写出来的，是那种与芸芸众生一致的故事，那一个个的普通人不会用大写的字母创造故事，只能为故事受苦。正如发生在中间公民身上的情况那样，命运为这种公民提供了体验巨大历史动乱的难以让人相信的特权，《日瓦戈医生》的人物们——还有读者——对于发生的事情往往迷惑不解和头脑发昏。因为只有远距离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历史学家们理智和笔墨的筛选，历史方能获得秩序和意义。当历史还活着的时候，如同发生在拉琳莎、托尼娅和日瓦戈身上那样，甚至发生在比他们更重要或更好战的人身上，比如安迪波夫或者柯马洛夫斯基，历史仅仅是莎士比亚诗句中的“愤怒与喧闹”。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抚摩他们、使他们震惊、最后毁灭了他们的历史，那些主人公的生活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正是小说的主旋律，它作为中心思想反复出现于混乱的突变中：个人面对历史所表现出的无自卫能力，个人被卷入“大事”漩涡时所表现的脆弱和无能。与托尔斯泰、雨果、马尔罗这些描写英雄的大作家不同，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可以让个人冲破种种界限达到崇高的境界，可以获得一种使个人凌驾于大事件之上、使个人根据自己的激情或者理想指挥和驾驭大事的超人力量和勇气。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崇高是悄悄获得的，他顶住新的社会规定，极力维护革命风暴威胁着要席卷而去的宁静和对某些价值观和信念的眷恋，极力维护爱情、对真理的追求、创造精神、某些行为规则、高尚的情操、信仰等等。

在专门用于社会的词义上，日瓦戈不是一位英雄。尽管他也写了一些流布于知识分子圈内并且给他带来意外威信的诗歌和文章，这些作品却没有给他所处的时代印下什么痕迹。面对种种社会动乱，特别是一开始这位医生的被动态度，让读者感到很不耐烦。无论从这样或者那样的意义来说，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他为什么不能够用那种几乎是神秘的安静态度接受了他周围、他的家庭里发生的一切呢？后来，渐渐地，似乎是忍耐、冷漠、宿命论获得了另一种价值，这位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一种道德、象征意义，从而拯救了他。实际上，在革命和内战、饥饿和政治谵妄的地震中，日瓦戈还是在斗争。他不仅为生存、为自己的亲人能够活下来而斗争；还特别在周围的一切表明某些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某些感情、某种爱好，甚至维护某些限制的权利（比如，不跟着集体的热情随波逐流）都已经被破坏或者必须退出舞台的时候，他还坚持要活下去。日瓦戈医生意识到了旧社会的残酷性，可是他不能用人们要求的简单而直线的信仰去拥抱新社会、在血与火中诞生的新社会。反革命也不能得到他作为社会建议的拥护，尽管在反革命的队伍里有人使他由于家庭和教育的原因感到相近。当大家不得不投奔某一方时，他沉着、果断地决定不投奔任何一方。他选择了最为冒失的一方：交战双方都不接受的中立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中立不是走向边缘或者不实际，正如萨特在责备拒绝“选择”的人时所说的那样。这是把个人作为一种意义加以选择、作为一种自主意识的源泉加以选择，集体或者社会未经建立实践上否定了导师们关于社会围绕与正义宣言的岐视和镇压的制度是不能破坏这一自主意识的。

谨慎的日瓦戈，在他动荡的人物中，坚持不懈地捍卫的东西是他存在的权利，即：一个软弱的、热爱真理、科学、自然、诗歌的人，一个被俩女人的爱情扯碎的人，面对历史感到困惑，不相信种种教条，不会为任何抹杀具体个人、把个人抽象地化作群众、人民的改革感到欢欣鼓舞。尤拉?日瓦戈不会为自己相信个人的信仰去拉支持者，但是他吃了苦头而且死了，因为尽管他在表现上对历史疾风是妥协的，却在有关个人自主权的范围内、在那个人尊严和特征所在的、任何革命总是冲击的私人天地里，没有作半点让步。

日瓦戈说：“时代不会考虑我是什么，它把它的愿望强加在我头上。”的确，时代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头上，可是没有办到。不管日瓦戈经历了多少波折，他终生不败，永远忠实于自己不置可否的态度。因此，读者尽管有时会为这个人物缺乏主动和不作出反应而感到生气，却不能不发现在这种被动态度后面有个坚强的内心堡垒。不单单巨人们才是值得尊敬的。在英雄的时代里，不为英雄主义所动可能需要特殊的勇气。真正人性的东西似乎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因为就是在这个陈旧的内容上，《日瓦戈医生》也是一部有寓意的小说——真正人性的东西不在那些精彩的英雄事迹中，不在于向自身的地位挑战，而是从道德上使得人类自然属性中的弱点和缺点具有尊严。对于日瓦戈来说，在任何一位革命导师或者救星身上，都隐藏着一种狂热，也就是说，要经受精神减少之苦：“没有人创造历史，历史不被人们看到，如同看着野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国王，罗伯斯庇尔，是他们器官刺激的结果，是他们引进激动的因素；干革命的人是积极肯干的、有强烈宗教狂热的人们，是自我约束的天才。在短短几个小时或者短短几天之内，他们能够改变旧秩序。然后，在几十年、几百年中间，人们就把这一导致混乱的约束精神奉为圣物。”

《日瓦戈医生》还是一部爱情小说，尤拉在莫斯科的青年时期里偶然地看到了拉琳莎，从那时起，一种神秘的、无法中断的联系就在他和这位姑娘之间编织起来。后来，革命和战争忽而把他和她聚在一起，忽而把他俩分开，再聚，再分，直到最后永远分手为止。这本书中有许多动人的情节，其中一处是，当尤拉和拉琳莎在人迹罕至的瓦雷金一起亲密而热烈地生活了几天的时候，一天夜里，日瓦戈医生似乎忘记了自己生活中的危险，似乎是个幸福的人了。上午的时光过去了，下午他同拉琳莎和她的女儿做游戏；然后开始写诗，心里怀着很长时间以来没有感到的兴奋和急不可耐。于是，他走出茅屋的门，隐约看到的情景突然之间把他推回了现实：一群恶狼等在那里，月亮照在雪地上把它们描绘了出来。这个美丽的画面是有寓意的。尤拉和拉琳莎的爱情就是这样度过的：在廉价而残暴的敌人包围下，最后终于被这些敌人吞食。但是，不仅外部力量、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呼声与他对立：而且主要人物的思想感情也是与他悖逆的。尤拉.日瓦戈爱着拉琳莎，却又不放弃对托尼娅的爱情，后来又爱上了马琳娜；与此同时，拉琳莎尽管竭尽全力爱着日瓦戈，却始终以模糊不清但是不可改变的方式忠于自己的丈夫、那个名字和人格都飘忽不定的人：安迪波夫，斯特雷尔尼科夫，巴维尔?巴符洛维奇，巴契卡、巴钦卡，等等。如同历史和轮到这个男人头上的一切，爱情除去丰富了这对男女的生活和神化了他俩之外，还是某种浑浊和被污染的东西，不把痛苦和欢乐、宽宏和残暴混合起来爱情就不能发芽。

对尤拉.日瓦戈和拉琳莎不幸爱情的描写，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这一爱情，读者通过颤抖的影射在主人公明白自己已经成为爱情的俘虏之前就渐渐预感到了，听到了它的发芽，猜到了它在生长。接着，当爱情关系已经确立的时候，讲述者在与爱情有关的方面却依然少言寡语。在一部描写如此热情洋溢、丰富多彩的小说里，拉琳莎和尤拉的热恋却通过意味深长的缄默节俭地叙述出来。特别是在这对恋人处于分离的时期——主要是日瓦戈跟着游击队走了，而拉琳莎还留在尤里亚丁——小说仅仅揭示出什么是主人公明显的最大酷刑：与心爱的女人离别，对自己命运的不能肯定。这个隐蔽的材料通过星星点点的影射智慧地使用出来，这些影射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读者能够理解日瓦戈医生承受酷刑时的坚强精神。

的确，拉琳莎同托尼娅以及小说中的多数人物一样——日瓦戈是个例外——是个形象模糊的人物，没有明晰的轮廓。她吃过苦，从小生活就把她变得坚强起来，17岁那年被家里一个朋友给诱奸了——书中唯一一个完全受到蔑视的人物，道德败坏、政治上投机成性的律师维克多.柯马洛夫斯基——这种轮廓模糊的描写法我们觉得是叙述中的瑕疵。因为与尤拉不同，她是一种斗争精神，是一个有勇气、有办法的人，是一个我们感到因叙述处理而变得干瘪的人物。拉琳莎身上叛逆和果敢的性格，毫无疑问加速了她那可怕的结局，同其他许多无辜者一道消失在30年代的大清洗里。

但是，《日瓦戈医生》当代的读者们在掩卷之后，脑海里那蜂房般杂乱的人物会一一分散在俄国那无边无尽的原野上，演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戏剧性的历险之一——它那图像改变了20世纪——于是读者明白了小说传播印象派观点的道理。从尤拉?日内瓦戈的角度看（可能也是晚年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看法），小说是描绘人、历史、生活之本质上模糊不清的形式化身、艺术外形。真正的人是这样的吗？那平静的不坚固性，那永远的犹疑不定，那永远的模糊不清，是这样的吗？肯定不是的。或许这就是艺术家和非常敏感者的性格，他们被自己清醒的神智和精神的内聚力判处与一切对立、生活在怀疑中，不能像直觉的人、狂热的人、注重实际的人常常轻易而尽力地投奔某一方。但是，艺术没有道理非得是客观的。虚构小说天秤就是主观的；艺术唯一的责任是劝说读者相信它本身的真理，而不管这一真理同每个时代的科学或者信仰是否一致或者有分歧。《日瓦戈医生》是美丽的创作，它诞生于一部历史启示录的恐怖和壮丽之中，如果没这一启示录，作品就无法解释；但是，同时作品又摆脱和排斥启示录，把某种不同的东西、一个创造物置于启示录之上，而这个创造物的全部存在都归功于一位艺术家的想象、他的苦难和他修辞的杂技。

1989年2月10日于伦敦

摘自略萨《谎言中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