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用摄影表现中国东方传统建筑之美，是近代外国摄影师的一大喜好。在这种喜好之外的一层寓意就是，他们会将儒家看成宗教，而将儒家祭祀、宗庙等建筑看成宗教建筑。这种表面化的认知伴随着从明末到民国的漫长时期，并在中国人的争论与否定中得到终结。“儒教”建筑，也由此成为近代建筑摄影中的一朵“奇葩”。
儒家是不是宗教？中国人无所谓，但传教士觉得很重要。中国古代对儒家是否为宗教，并没有太大的争议，或者说，古人并不太在乎这种概念性的区分。隋唐之前，虽然有“儒教”这个词汇，但那是“教化”的意思，如西晋葛洪《抱朴子·塞难》中的“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隋唐以后，“儒释道”并称的说法广见于一些史料与士大夫的口中，将儒家与佛、道并称，这本身反映了三者的交融与合流，以及士大夫们对儒家教化地位的推崇。
北京孔庙的入口
北京孔庙与南京夫子庙、吉林文庙和曲阜孔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
拍摄时间：1870年代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在现代研究者看来，隋唐以后的儒家，成为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后世被强化的国家信仰。儒学被推崇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国学，长期占有百家之首的位置，成为朝廷开科取士授官的御用思想和统治工具。孔子被尊为圣师，俨然成神，立文庙四时祭祀，在一个宗教氛围并不十分浓厚的国度，此时儒家具有某种“准宗教”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广州寺庙里的观音像
由于孔庙里的孔子像与佛寺、道观里的神像地位十分相似，外国人会把他们视为“同类”
摄影师：弥尔顿·米勒
拍摄时间：1860年代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正在展出）
也正是这种“准宗教”的地位，尤其是其表现形式，给了来华欧洲人极其强烈的印象乃至误解，如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就在给教皇的报告中称：儒者们“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儒者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
南京夫子庙与秦淮河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1880年代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也正是因为发现了中国人敬奉孔子、供祖宗牌位等习俗，传教士们觉得有必要对其加以重视，因为在信仰虔诚的传教士心中，他们收的中国教徒是不是足够虔诚、有没有“异教”信仰，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导致了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传教士内部发生了多次争论并采取过截然不同的措施，利玛窦就以一种“圆滑”而务实的态度，一方面承认中国人的儒家信仰，另一方面又说这种信仰仅仅具有纪念意义，并不具有宗教意义。他采取的措施就是允许中国教徒信奉天主的同时，也拜孔子、拜祖宗。这种措施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在当时吸引了著名的官员徐光启等入教，在后期甚至出现了南明小朝廷的皇帝皇后集体入教的“奇观”。
传教士也对自身进行了适应中国的本土化改良，甚至有耶稣会教士最早自称“西僧”，当发现儒家最被中国人尊敬，就自称“西儒”。
广州，番禺学宫
摄影师：阿芳
拍摄时间：1880年代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受传教士影响，此后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觉得无论如何儒家都是一个类似宗教的信仰——不管他们是否承认。鸦片战争后的来华传教士，再次允许中国教徒保留儒家信仰，而在不明就里的摄影师眼里，儒家就如同佛道一样，有着自己完备的（甚至更为完备）宗教信仰体系，他们眼中的儒家祭祀建筑，就具有了宗教建筑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广州的学宫
摄影师：菲利斯·比托
拍摄时间：1860年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首先，遍布中国的学宫、孔庙，就类似于中国的佛教寺庙、道观，也好比西方的教堂。对于宗教氛围不浓厚但又似乎遍布各种信仰的中国人来说，包括佛、道、儒以及民间各种土地、山神，各种历史人物如关公、马援等等，都可以立庙，但对于欧洲人来说，神庙这种事物就有着神圣的宗教意味了。因此，孔庙、学宫，在近代欧洲人的著述中，往往就称为“神庙”或“寺庙”，稍微熟悉中国文化的，会加上一句，这是“祭祀孔夫子的神庙”。
如果孔庙是官方层面的神庙，那么中国人的祠堂就是家族寺庙。所以，祠堂这一建筑也会被有些摄影师、建筑师认为是“神庙”，只不过它祭祀的是家神。
广州，孔夫子雕塑
摄影师：菲利斯·比托
拍摄时间：1860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孔庙等寺庙里的圣人牌位，就是这种“儒教建筑”视角下的第二个特征。孔子当然不是神，是活生生的人，但把孔子圣人化乃至神化确实是中国人自己不断“加码”的。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孔子的旧宅立庙，即曲阜孔庙，历代岁时祭祀，这是诸侯祭孔的开始。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祭孔一度成为和天帝、和国家的宗庙同等级别的“大祀”。孔子的这种形象与地位，以及那在孔庙里的牌位和香火，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神”。即使他当初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他后来也至少有了神的地位，好比耶稣——对于一个欧洲人，不难做出这样的联想。
天坛
摄影师：菲利斯·比托
拍摄时间：1860年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藏
除了孔子，中国人也祭天，天帝其实是比孔子地位更高的“神”。儒家学说认为是昊天上帝创世化育万民，在它之下各种祭祀的“对象”（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祭天源于上古时期的万物崇拜，天地四时、草木万物，都有其神灵。在儒家信仰成为统治地位后，祭天是一种比祭孔更庄严、更神圣的祭祀。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当然也有天神，而且也当然不是后来基督教的上帝，但中国人的天神，在近代外国人的类比中，也只有上帝可以等同。所以，天坛这种中国人祭天的建筑，也就成了祭祀神灵的建筑。
在儒家本系统的“神灵”之外，由于国家对于民间神祇祭祀的“招安”，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祭祀对象，最为显著的是城隍、关帝、文昌和妈祖。在外国人眼中，这构成了“儒教”庞杂的神灵体系，这种本出于民间的信仰，就更有宗教的形式与意味。
澳门妈祖庙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1870年代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各种祭祀人员以及庙里的祭祀场面，强化了外国人对“儒教”和“儒教建筑”的认知，成为这一视角的第三个特征。中国没有出现类似西方那种典型的祭司阶层，但持“儒家是宗教”观点的外国人（包括后来宣传“儒教”的中国人）会认为，儒家虽然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自己的组织，但政权组织本身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高居于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到了家族里，则是族长成了祭司。天坛、孔庙以及各种祠堂里盛大而浓重的祭祀场面，在没有浓厚宗教思维的人眼里，可能是一种社会活动，但在具有浓厚宗教氛围的人那里，那就是某种宗教仪式。
外国人只看到了儒家与宗教的外在行为方面的相似性，而忽略了一个本质上的事实：孔子、孟子是学者，他们的门徒也只是把他们看作是“圣贤”。“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天堂、地狱。
外国人包括摄影师的这种“儒教”观念一开始并没有受到中国士大夫的特别留意，中国人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片面的误读，一笑置之。倒是在民国开始后，中国人自己也对“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进行了大讨论。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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