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部名为《人世间》的纪录片横扫各大评论，一向挑剔的豆瓣网友给出了9.6的分数，这部纪录片“以医院为拍摄原点，聚焦医患双方面临病痛、生死考验时的重大选择、通过全景化的纪实拍摄，抓取一般观众无法看到的真实场景，还原真实的医患生态，人性化展现医患关系、全民参与、全民讨论的电视新闻纪录片。“
第二部一出来便被封神，直接得到9.5分，80%看过本片的人都说好。好在哪里呢？
真实。每一个和医院深入接触的人，都在里面看到了自己。这部医疗纪录片通过蹲点跟拍，真实记录了发生在医院的故事，人世间的生死大事就这样丝毫不加滤镜地展现出来，对于不习惯直面命运拷问的观众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冲击。
年轻小伙子邹磊，24岁生日那天和朋友吃海鲜庆祝，海鲜其实有点不新鲜，但他怕浪费，多吃了一些，过敏引发消化道大出血，多个脏器衰竭。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
父母拼命祈求医生：“救救他吧，他才24岁啊。” 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面对命运打击下，人的绝望。
医生们想尽办法，四处借血，奋战五个小时，没能救回来。
这是《人世间》讲述的第一个故事，真实残忍，稍纵即逝的希望，以为人生和电影一样，必须要配一个happy ending，然而命运转身的时候是不会和你打招呼的。
年轻的病人，患脑肿瘤经医治后无效，被确诊为脑死亡。家人几经挣扎，决定捐献出所有他能用的器官。对于父母来说，这一步太艰难了。
他的母亲哭着说：”死了，火化了就是一把灰，捐出去可以救更多的人“。因为自己承受过痛苦，不愿其他家庭也承受同样的痛苦。
遗体告别时，爸爸流着泪说：“儿子，爸爸妈妈跟你告别了。本来这次来上海，也是给你做手术，但你自己的手术没有做成，没有把你的病治好，但反过来把你的有用的器官都要捐献给我们的病友。这也是爸爸妈妈做出的选择，就没有征求儿子你的意见了。请原谅爸爸妈妈。你没有为我们养老送终，反而是爸爸送你了。”
最后轻轻拍了拍儿子的额头，一生缘分，就此作别。
家属和医生向逝者鞠躬致敬。
一篇推文根本写不下这些生死大事，《人世间》用客观，克制，冷静的镜头记录了人生最艰难的部分。
在没有镜头的故事里，也有值得和我们分享的感受。
陈子衿，21岁被确诊为“淋巴癌”四期，从此人生只转直下，母亲的沉默，父亲的泪水以及来来回回往返医院的路，组成了他新的生活。陈子衿把以医院为家的日子用笔记录下来，取名为《我的抗癌日记》，他说，“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现在我把这一年的喜悲放置在这里，如果你能看到，希望你热爱现有的生活，虽然它有时候看起来无所事事。”
在此摘取部分，希望阅读之后，可以带给你更多思考。
哦对了，还希望你紧紧拥抱一会所爱之人，时日难测，人间值得。
我被确诊为癌症的那一天，是 2016 年的四月。究竟是四月的几号，我忘了。我应该记得的，可是我忘了。
只记得穿着高跟鞋的女医生走了进来。每次隔老远我都能听见她的鞋跟叩击走廊地板的声音，铿锵有力。这时候，我要是在玩手机，就会立马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发呆的话，也会马上回过神来看着她，像小学生敬畏老师一般。没有什么匪夷所思的原因，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尊重她，以及她的工作。
她走了进来，例行公事地看了我一眼，依旧神情严肃。医生一旦严肃起来我就紧张，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因为她的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亦步亦趋的实习医生，她很有必要在他们面前做出为人师表的派头来。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小伙子今天可以出院了。”她语气轻松到与神情不搭。
旁边的实习医生递给她一份病历报告，她捧在手里，头一次语气凝重 ：“这……转科吧。”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的心往下一沉，突然对她有点抱歉。
在此之前，活检的结果我爸已经告诉我了。 “恶性肿瘤，要做化疗。”我爸说完便呜咽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彼时我们站在走廊的尽头，透过玻璃窗子可以看见阳光自由自在，行人小得像蚂蚁。只是生命里即将过去的最平凡的一天罢了。我看着我爸，开始手忙脚乱地安慰他。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我哭。上一次是不久前他听说我要做手术， 电话里的他平静得像是在聊别人家的事，嘱托我向老师请好假， 说他马上就回来。
这是我爸外出打工的第十七个年头，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 他便和我妈离开了家。从此每年我见他们的时间便少之又少，他只有过年的几天年假，其中两三天都耗费在路途上，真正一家人阖家欢乐的日子实打实地算下来，一年里只有七八天左右。小时候我最爱过年，过年才能见到爸爸和妈妈。
后来我上了高中，父母也从原先的工厂离了职，辗转去河北开了间早餐店，卖小笼包。说是早餐店，其实是从早卖到晚，他们四点不到便起床，晚上八点街上人迹罕至才舍得关门休息。
方才他口中的“回来”，便是从河北启程。
我站在武汉同济医院的门口，隔老远就看到有人招手，接着我爸便走了过来。他穿着我高中时弃置的一件旧毛衣，看起来十分滑稽。我们话不多，拖着箱子挂了门诊。我的脾脏上面长了一颗肿瘤，这是前一段时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医生说要做手术，我才联系了千里之外的父母。
那时候似乎谁都没有当回事，直到他听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小手术。当医生说只能把脾脏全部切除时，我爸抗拒地摆了摆手， 径直推门走了出去。走出诊室的那一刻他便哭了，边推着箱子边哭，医院里人潮涌动，下手扶梯的时候，有不少人好奇地打量着他。
“别哭了，不就是做个手术吗。”我安慰他，心里其实颇为不满。在我接受的教育里，父亲永远是山一样的形象，是足以信赖的依靠。这十几年来，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虽寥寥无几，可我心里早就擅自将他塑造成那样的存在。
“不是……我就是……就是……觉得你还那么年轻……”他几乎话不成句，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悲伤到不能自已。
我也沉默着，在一棵说不出品种的树下停了下来。三个人中只有我妈最正常，这里面有个特殊的原因—她的耳朵不好。我 始终不愿意说她耳背。大概从初中开始，她每年回家独自一人出门我就会很紧张，一般人交谈的音量对她而言过小，我就待在她身边充当她的翻译，等别人说完她要是没听见，我就再转述一遍。这时候，对方要是露出狐疑的神情，我便率先开口，“她耳朵不太好”，将那句有可能出现的“你妈耳背”扼杀在摇篮里。
这种日子时常令我提心吊胆，可没办法，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不礼貌的人。我妈却不介意，她总是笑笑 ：“年纪大了，耳背。”就好比这时，她虽然一起进了诊室，可医生的话仿佛断断续续的电波，她听清了几个字，却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医生怎么说？”她关切地问。
我一字一顿地跟她解释清楚，确保她能够听见每一个字，如果她听明白了，便会认真地点头，这时她就点了。“没事的，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她笃定地安慰我。
我潦草地敷衍着她，心里想着别的事情。这时我爸又开口了， 他抹了一把眼泪，骂道 ：“你放你妈的臭屁，整个切掉啊，还没事？你个猪脑子。”他的声音还带着哭腔，语气里是一如既往的咆哮。
他们两人的婚姻并不美满，这几年矛盾更甚。过年回家寥寥数日，总得挪几天出来留给争吵。以前我每次都是帮着我妈的， 在我看来，她温柔、勤劳、漂亮，嫁给我爸实在是委屈她了。可这会儿我小性子上来，不想管了，一个人径直向前走去。他们这才停止争吵，追了上来。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小馆子吃了顿饭，肚子饱了，我爸的理智也回来了。
“手术就手术吧。”他像是认命了一般，随即又看向我，“你不要怕，这可是华中地区最好的医院。”说完眼泪又漫了上来。我夹着菜也不看他 ：“我不怕，就怕你怕。”
说实话，这些年，我有点受够了他的眼泪。“我这人吧，”他接着说，“你别看我脾气暴躁，又冲动，可只要是你有事，我就没办法，我也不想哭，可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默默地听着他说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这些年来，我们没什么交流，电话里基本上是他对我肆无忌惮的干涉。不准干这，不准干那 ；这个危险，那个危险。我在他远距离的庇护里长大，对他的感情充满矛盾，我最爱的就是他，却从来不想让他知道。他也无条件地包容我突如其来的冷漠，十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吃完饭，我们便办理了入院，在毫无人情味儿的雪白的房子里住了下来。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武汉一所再普通不过的高校里念大二。那时候我还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生病，一个月之后，我的人生天翻地覆。
我这人运气一向不好，那一段时日又将这点“不好”贯彻得淋漓尽致。入院的时候正好碰上双休，双休过后清明节接踵而至， 辗转好几日才得以见到教授的身影。他带着手下的十来个实习医生查房，浩浩荡荡的队伍让人莫名地紧张。
里头有个胖胖的医生看样子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接下来的几天，教授不在，那支队伍便跟在他身后鱼贯而入，出门的时候也需由站在病房最深处的他领头，等级森严。
此刻，他正拿起手上的 iPad，把我先前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向教授汇报，教授看了我一眼，又嘱咐了一旁的我爸几句，便退出了病房。我悄悄地问队伍后面的一位年轻医生 ：“我里面是确定长了颗肿瘤吗？”有个过于缥缈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嗯。是确定长了颗肿瘤。”他推推鼻梁上的眼镜，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
那天之后，我感觉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残存的侥幸也胎死腹中，才老老实实地接受了需要手术这一事实。说真的，在我没有亲自向那位医生确认之前，一切都仿佛不真实，我笃定，在最后一刻，他们会告诉我些类似于“误诊”这样的话。
好不容易我做好了准备，医院却迟迟定不下手术日期。我在那座熙熙攘攘的外科大楼里一待就是十多天，也不用药，每天吃完早餐，我便穿着病号服下楼溜达，可医院又有什么新鲜的呢？ 后来，我干脆坐在病房里看起了书。知道要住院时，我从宿舍带了一本史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如果不是在医院，我有可能这辈子都看不完这本书。
一旦医生过来查房，我就会把书藏起来。阅读从来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可我除了图书馆和自己的房间，基本不会在其他的地方看书。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不周到，见到有人哭便会暗自揣测他的八卦，我受不了那种“哼，装腔作势”的眼神，索性将此变成隐私。
高中毕业那年，我头一次去和我爸妈过暑假，那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乘坐火车，这么多个“第一次”一块儿在人生清单里被划去，不亏了。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我在包里塞了本简媜的《水问》，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隔着一条过道，旁边是一位阿姨带着她刚刚结束高考的儿子， 一脸自豪地讲述着儿子考六百多分的传奇。想想我的分数，她是有理由自豪的。对面起初还认真听着的大叔，渐渐也有点意兴阑珊，想要把话题引向别处。“好像要下雨了。”大叔看了眼窗外说道。 “高考时要是也能下点雨就好了，孩子们热得啊，遭罪……”她头也不撇，继续嗑瓜子，接着说道，“你说像我家孩子这种有好成绩的，热一次也就算了，那些热了又没考上好大学的，哈哈， 白热了。”这次大叔连附和都懒得了，直接噤声去玩手机。恰好她儿子开口了 ：“妈，把我手机给我，我要玩手机。”唉，我叹了口气。六百分果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考的。
我窝在座位里看书。车厢里喧哗嘈杂，书很难读进去，我无意识地往旁边一瞥，发现那位阿姨正在看我，眼神满是不屑与轻蔑。等我堂而皇之地扭过头去跟她对上眼，她丝毫不慌乱，也不收拾自己的不礼貌，过了一会儿，才转过脸去。
我在心里默默地给她贴上“没素质”的标签，虽然知道是她不对，我还是把书收了起来。那之后，坐再远的火车我都没有带过书，而简媜的《水问》，我到今天也没有看完。倒不是因为素不相识的阿姨，就是没看完。
我爸不反对我看书，我小婶比较反对。这十几年我都住她家， 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次过年，我爸妈回家，她总是指着书柜里一排排的书说 ：“这都是钱啊。”我妈只是笑笑，也不知道她听见没。那几天我在病床上看书，我爸就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我生病后他晚上总是睡不着，夜里，他习惯戴着老花镜玩手机，再迷迷糊糊地眯过去。
手术的时间不定，他便开始收集起旁人相同的病例来鼓励我。“你奶奶一个堂兄弟，你舅爹……你可能不认识，二十多岁切除了脾脏，现在七十多了还种二亩地，身体好得很，他们那时候医学技术多差啊……”“你姑父邻居的表兄，前几年出了车祸脾脏破裂，也做了切除，现在照样好好的……”他表面上是在宽慰我，可那几天，他自己的精神头倒是好了不少，哭丧着的脸也逐渐平复下来。那时候的他肯定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暴风骤雨需要面对。
我在医院无所事事的那几日，我哥来看过我一次。他工作忙， 付出得多了，自然就有回报。他比我大三岁，已经在武汉自食其力买了房和车，算是我们那一片年轻人里的翘楚。
“你想吃车厘子吗？”他问我。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他清楚我除了吃没有其他的爱好。我瞥了一眼小婶，也就是他母亲，她面无表情，不知道在想什么。“不用了不用了。”我连忙拒绝。
他走后没几天，我姐姐和姐夫也回来了，后来是姑姑和姑父， 一群人快要塞满整间病房了。他们吃住都在医院，晚上就睡在走廊的地上。一时间，亲人环绕身侧，我们家过年都没这么热闹过。
我姐姐是我亲姐，她读完小学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是跟着爸妈长大的孩子，可她一点也不幸福。有天晚上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到了她的电话，没说几句她就开始抽泣，嚷嚷着要回来，我安慰她让她好好工作，没隔两天， 她就出现在了病房里。
手术后来排在了周四，现在看来，那仿佛是一出悲剧电影的倒计时，起初还不知道，到最后，大幕拉上，大家都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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