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来历
当今中国，“走西口”已经成为一个几近人所共知、众口一辞的历史概念。事实上，笔者所在的忻州市以至山西全省，当年人们到口外无论是种地放羊掏根子，还是开店经商住地方（当店员），都不叫“走西口”，而叫“走口外”或“跑口外”。忻州人有言：“有奈无奈，赤脚走到口外。”河曲山曲亦有《光景逼下个跑口外》、《跑口外跑得我心惨了》、《跑口外的亲亲回来了》等曲目。而且，随着走口外浪潮的不断高涨，“口”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仅以忻州人为例，就远达新疆和田、东北海拉尔、西南的成都、东南的福州，足迹遍及国内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以至蒙古、俄罗斯，远非“走西口”所能涵盖。
那么，“走西口”怎么就取代“走口外”和“跑口外”，成为表述这一发生于十七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中期、延续近三百年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的历史概念？窃以为，其源概出于二人台代表性剧目《走西口》。据二人台研究专家张存亮先生考证，《走西口》的原创是河曲的二人台班社五云堂玩艺班，时间是清光绪年间，也正是“走口外”和“跑口外”的高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头市的戏剧工作者将其进行了修改加工，之后便在山西、内蒙古两省区（以及陕西、河北等省）广为上演。上演的同时，各地的二人台艺人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对剧本进行了不断的精雕细刻。最终，使《走西口》成为“中国小戏剧目中的极品”（汪曾祺语）和二人台经典剧目，从而唱响全国。同时，还派生出难以数计的以《走西口》为母本的其它文艺作品。结果，且不说戏剧音乐界人士，就是普通观众和听众，也能哼两句《走西口》那委婉动人的曲调，就像相当数量的国人都能哼唱两句《茉莉花》、《浏阳河》那样。也正是通过观看或哼唱《走西口》，人们对“走口外”、“跑口外”这一移民大潮也才开始有所了解和关注。于是约定俗成，“走西口”便取代“走口外”和“跑口外”，成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远远超过其字面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历史概念，为世人所认可、接受。
文艺作品可以“改变”历史，“重塑”历史，使历史更加典型，更具魅力。这便是文艺作品的力量！
“走西口”始于何时
走西口始于何时？时下有许多说法。有的说始于明末清初，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有的说比明末清初还要早，至今已经千余年。为此笔者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认为准确地说，走西口应是始于清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年）。理由是：
“走西口”虽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但亦有其特定含义。这含义起码应该包括四层意思：一是应有其历史背景，或曰原因；二是应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志，没有这样的标志便很难作出准确的时间界定；三是绝非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应是成规模、持续性的群体行动；四是这种成规模、持续性的群体行动应产生规模效应。以此衡量，康熙三十六年之前尽管也有个别口里人到口外谋生，尽管口里、口外有边境贸易存在，但均属时断时续的个别现象，所以将其纳入“走西口”的范畴较为勉强。即便是康熙皇帝主政之后，也还于康熙二十二年下达过“禁留令”：凡内陆民人出口到蒙古地区贸易耕种，必须春出秋回，不得携家带口，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不得盖房久留。直到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西巡西安，对保德、府谷、神木等地进行了视察，考虑到口里人多地少，晋西北及陕北一带更是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而口外却有大量可供开垦的肥田沃土，加之清政府大量出征平叛和驻防内外蒙古的军队，需要供给军粮和饲草饲料，才于第二年取消“禁留令”：“有百姓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族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从此，“走西口”才名正言顺地“走”起来，并逐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最终缔造了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与辉煌。
如此说来，从康熙三十六年算起，倘若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西口”共“走”了二百五十多年；如果算到今天，正好三百年。
“西口”在哪里
说到走西口，人们往往会问：“西口在哪里？”或：“西口究竟指什么地方？”随着地方文化研究热和旅游景区开发热的兴起，这一问题又演变为或明或暗的“西口”之争。有人说西口是指山西右玉的杀虎口，也有人说西口是指山西河曲的西口古渡；有人说西口是指包头市，又有人说西口是指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下同）……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在诸多答案中，说杀虎口就是西口者占相当大比例。就笔者所知，当年确有部分走西口者（只是“部分”）称杀虎口为西口。忻州有民谣曰：“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凡是鸡叫狗咬的地方都有忻州人。”笔者曾问过一些老者：民谣中的“东口“、“西口”是指哪里？他们说：东口是指张家口，西口是指杀虎口。可见，将杀虎口认定为西口是有一定的依据和道理。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只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的“认定”，不应该无限放大、无限延伸。因为：
第一，地处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等县及陕北、冀北的走西口者，走西口既不从杀虎口走，更不认为杀虎口就是西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诞生于河曲的二人台经典剧目《走西口》（见清光绪十一年手抄本）及有关山曲，所提及的地名均在晋、陕、蒙交界的三角地带，与杀虎口毫无关系。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口”也在北移，移到口外的内蒙古地面，山西和内蒙古的不少学者都持这一观点，而且有官方的文字记载可考，结果也才出现西口究竟是指归化还是指包头的分歧。
第三，如笔者前面所述，由于“走口外”、“跑口外”统统被“走西口”所取代，所以即便是经“东口”张家口去口外，如今也冠以走西口。倘若西口就是指杀虎口，从张家口出去的人算不算走西口？
所以，笔者觉得对于西口的界定还是《辞海》的解释较为公允。依照《辞海》的解释，西口是指“山西省长城诸口，以别于北口”，北口则是指“河北省长城诸口，以别于西口”。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西口并非实指某个具体的“口”，而是“山西长城诸口”的统称。也因此，居于“山西长城诸口”的人们都有资格称自己所在的“口”为“西口”。更为重要的是，笔者以为，正像“走西口” 一样，“西口”已经成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远远超过其字面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历史概念。因此，有关“西口在哪里”的争论，对于各地研究地域文化、开发旅游资源来说，自然是件值得一“争”的事情，尽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但宏观来看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研究者将精力放在梳理走西口的来龙去脉、挖掘走西口的精神遗产、探讨走西口的现代意义上或许更为值得。
晋商与“走西口”
另一个应该提及的问题，是有意无意将晋商经商与走西口等同起来，致使读者和观众（特别是年轻读者和年轻观众）产生一种误解：一说走西口，首先想到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晋商，好像晋商经商和走西口是一回事。
事实上，晋商经商和走西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站在走西口的角度看，晋商到口外经商只是走西口的一部分，而走西口的先驱和主力是广大的贫苦农民；站在晋商的角度看，走西口只是晋商创业的一个时段、驰骋的一块疆场，很难涵盖其全部历史和全部领域。因此，两者就像是几何学上的两个大圆，既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是绝不完全重合。
首先，从人数规模看，走西口的贫苦农民要远远多于、大于走西口的晋商。仅就河曲、保德、偏关三县而言，几乎每一户贫苦农民都有过走西口的历史。虽然这三个县也不乏经商者，但比例很低。而且，走西口的贫苦农民不仅来自山西，还来自陕北、冀北以及甘肃。我曾作过一个粗略的估算，晋北、陕北、冀北三地走西口的贫苦农民，总数少说也在百万以上。我们说走西口是中国近代三大移民运动之一，主要依据也在这里。如果是单纯的商人出外经商，便很难形成移民潮，安徽的徽商便是例证——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反正至今尚未听说过徽商由于足迹遍布全国而形成移民大潮。
其次，从因果关系看，如果没有广大贫苦农民走西口，便不会有晋商的口外辉煌。我们忻州市走西口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文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牧民逐水草而居，农民逐土地而居，商人逐人群而居，先有农后有村有城再后才会有商”。他所在的河曲县的丁氏家族，开始走西口至今已经整整十代，先后在口外定居创建了丁家营子、丁家窑子、丁家圪钵、丁家圪蛋、丁家河头等村庄，共三千余户，一万多口人。而这种口里人在口外定居建村的情况，在内蒙古中西部随处可见。很显然，如果没有一批批贫苦农民的走西口，没有一个个村庄的出现，又哪来得包头、呼和浩特等城镇的繁盛？哪有商人的用武之地？
再次，从创业情况看，某种程度上广大贫苦农民的业绩比晋商更为辉煌，更值得颂扬。笔者曾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一个叫繁峙营子的村庄采访过，该村原为繁峙县姚、孙、任三户贫苦农民创建，后来，忻府区合索村的范正远在此落脚，租地耕种，经过七、八代人愚公移山般的“挖山不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范氏已成为全村最大的家族，八家姓范的共拥有耕地一万六千多亩，因而土改时全部被定为地主成分。想想吧，将一万多亩荒漠草滩开垦改造为良田，需要付出多少艰辛？其业绩绝不逊于单纯的商人。自然，有了钱之后，范氏子孙也顺理成章走上了“庄稼搅买卖”的路子，开过粮店等商号，并盖过戏楼，还经常开仓赈灾。相当数量的口外晋商，也正是这样起家的。
总之，晋商和走西口绝不是一回事。我们在宣传晋商、颂扬晋商的时候，绝不应将走西口的主体和主力即广大贫苦农民遗忘！“走西口”文化新解读
近年来，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运动的“走西口”，已经成为文化领域的一大亮点。新闻媒体和文艺创作竞相大做走西口的文章，有关行业也竞相树起“走西口”的旗号，各地的文人学者亦开始关注“走西口”这一珍贵的文化资源和它所留下的精神遗产。那么，“走西口”有何来历？始于何时？“西口”在哪里？晋商与走西口有何关系？本文与读者共同探讨。
（田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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