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言九原就是指现今忻府区这片地域 （一） 关于“九原”一词的行政建置，《辞海》中是这样注释的：一个是“古县名。本战国赵邑，秦置县。为九原郡治所。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末地入匈奴，郡、县俱废。西汉元朔初复置，为五原郡治所。东汉建武中徙废。”（《辞海》第146页）另一个注释是：“郡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取匈奴河南地后置。治所在九原（今包头市西）。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后套及其以东至包头市，黄河南岸的伊克昭盟北部地。秦末地入匈奴，郡废。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丰州为九原郡。”（《辞海》第146页）由此可见，“九原”这个行政称谓，不论是古县名，还是古郡名，也不论是赵置、秦置，还是汉置、唐置，其当年的治所都与现今忻府区无关。《辞海》是最具权威的工具书，对现今忻府区在东汉时曾称为“九原”的事何以不予注释？经过认真的考虑和分析，我认为，《辞海》有问题。 先看关于“古县名”的注释，《辞海》称：“本战国赵邑，秦置县。为九原郡治所。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末地入匈奴，郡、县俱废。”我们不禁要问：“秦置县”的“秦”是指秦国未统一中国之前的“秦”呢，还是指统一中国之后的“秦”？如为前者，那么赵邑赵为何不置县，而由秦置县？如为后者，那么此九原县是置九原郡之前所置，还是置九原郡之后所治？还是县、郡同时而置？在同一条注释下还写道：“西汉元朔初复置，为五原郡治所。东汉建武中徙废。”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五原郡（不是九原郡）。西汉元朔年间是公元前128年—前123年，距秦末已是120多年之后，汉皇在秦置的九原县的旧地域复置九原县，顺理成章也会同时复置九原郡。可是，《辞海》没有介绍复置九原郡，而是介绍说在复置九原县的同时同地新置了一个“五原郡”。《辞海》在“五原”条目下注释道：“①郡名。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治所在九原（今包头市西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后河套以东，阴山以南、包头市以西和达拉特、准格尔等旗地。东汉初匈奴南单于分部众屯此，末年废。隋大业初改丰州为五原郡。②古县名。西汉置。西汉置。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东汉末废。”（《辞海》第72页）由此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个怪事，西汉在同一块地方上既复置“九原县”，又新置“五原郡”，又新置“五原县”。关于“五原郡”，新置时间、治所都讲得十分具体，而关于“五原县”，新置时间、治所都未能讲具体，蒙混而过。关于西汉复置的“九原县”，《辞海》称“东汉建武中徙废”。东汉建武年间是公元25年—31年，距西汉元朔初年近150来年。《辞海》中的“徙废”一词也颇费解，是将居民迁徙他外，而取消了行政建置呢，还是只把行政建置称谓改到了别处？“九原县”废后，那块土地上的行政建置称为什么？还是那里就全部没有了人烟？这都令人不能不产生疑窦。关于“五原县”，《辞海》称“东汉末废”，看来它比“九原县”废得迟，“九原县”废后，那块地方属“五原县”了。看看，一会儿“九原”，一会儿“五原”，真能把读者搞昏头。 还有一点更为令人费解的地方，《辞海》在“九原”条目注释中称九原郡在秦末地入匈奴时废，“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丰州为九原郡。”而在“五原”条目注释中称五原郡东汉末年废，“隋大业初改丰州为五原郡。”隋大业年间是在公元605年—617年，唐天宝，至德时是在公元742年—757年，丰州既已在隋大业初改称五原郡，那至唐天宝，至德时则不再称丰州，要改为九原郡，也应记为“改五原郡为九原郡”，而不应该老改丰州。 为了更有助于问题的说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丰州”。《辞海》在“丰州”条目下注释道：“州名。①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升永丰镇置。治所在九原（今临河东）。辖境相当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其迤北一带。唐末地入党项。②辽置。治所在天德（今呼和浩特东白塔镇）。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以南的大黑河流域。明废。③宋开宝初置，庆历初地入西夏，不久收复。嘉佑时复置，并移治府州之萝泊川（今陕西府谷西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河套东南一部分和陕西府谷县以北。金废。”（《辞海》第63页）从这个注释中，我们看不到“隋大业初改丰州为五原郡”和“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丰州为九原郡”的丝毫信息。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辞海》有错，错把“九原”混同于“五原”。为何发生此错？因为对《史记》中所写的“九原”一词的理解发生了偏差。 （二） 综观《辞海》，很多注释都是根据儒家经典而来，《史记》亦是所本古典之一。关于“九原”一词，笔者发现《史记》中出现11次之多。将含有“九原”一词的有关篇章参照研究，发现，“发原”之地根本不是指今包头市以西的地域，而是指现今山西省的忻府区这个地域。 《史记》中第一次出现“九原”，是在《秦始皇本纪》中：“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第47页） 第二次出现“九原”，仍在《秦始皇本纪》中：“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史记》第50页） 第三次出现“九原”是在《孝武本纪》中，第四次是在《封禅书》中，文字一样：“四月，还至奉高。……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史记》第172页） 第五次出现“九原”，是在《赵世家》：“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第291页） 第六次出现“九原”，也在《赵世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史记》第291页） 第七次、第八次出现“九原”，是在《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史记》第521页） 第九次出现“九原”，是在《匈奴列传》：“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从击北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巩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要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史记》第620页） 第十次出现“九原”，仍是在《匈奴列传》中：“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史记》第628页） 第十一次出现“九原”，是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骠骑将军司马。”（《史记》第638页） 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共130篇，从黄帝以来一直写到汉武帝刘彻在位的太初年间（太初年号起于公元前104年，止于101年）。尽管所写的是数千年的历史，但写作风格是一致的。关于“九原”一词的使用，他是不会把历史上地点不同而称谓相同的地名不加区别地混用的，他在书中10次（附带说明，《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所作《今上本纪》，是后人抽梁换柱而为的。）使用的“九原”这个词，指的应该是同一个地方，而且，他使用的“九原”这个词，其概念既表示地域，又表示该地域上的行政建置。不论从地域称谓而言，还是从行政建置称谓而言，它指的都是现今山西省忻府区这个地方。 从现有资料可知，“九原”称谓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时，即九原乃晋大夫赵氏田邑与葬地之说。这种说法与《史记》中所言“九原乃赵地”的说法是一致的。但《辞海》把“九原”注成在今内蒙古的包头市西，显然与上述观点抵触。晋国赵氏的葬地怎么会是在今包头市西？《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沙丘平台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在现今井陉县的东南方向，现今的井径县正是秦置井陉县的所在地。“从井陉抵九原”怎么能是从现在河北省的井陉县抵达内蒙古包头市西？！一定是抵达现今的山西省忻府区这里。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于1986年出版发行的全十二册《二十五史》，在《秦始皇纪》中的有关“九原”的两处文字中附有一些注解文字。一处原文如下：“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集解》：案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县）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另一处原文如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集解》：徐广曰年五十，沙丘去长安二千余里，赵有沙丘宫在钜鹿，武灵王之死处。《正义》：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又云平乡县东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宫平台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正义》为于伪反），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正义》：棺者，馆，又古患反），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正义》去丘吕反）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正义》数音色具反），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集解》：徐广曰在常山）抵九原。（《正义》：抵，丁礼反，抵，至也。从沙丘至胜州三千里。）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正义》：鲍，白卯反），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羡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郦山。”这两段文字均载于《二十五史?史记汉书》第三十一页，原无标点，今为笔者所加。 司马迁的《史记》行世后，有很多人根据各自的理解对它进行注解。《集解》是南朝宋人裴骃的注解，《正义》是唐朝人张守节的注解。在这里，裴骃把“九原”注为“五原郡”所属的“九原县”，他虽没有指明“五原郡”的具体地理方位，但可能就是指汉初所置的五原郡的辖地即黄河北岸现今包头市以西的那片地域。他的这个注解显然武断，没有道理。试问：即使黄河北岸现今包头市西那片地域秦朝时的确叫作九原，那么，他保证现今忻府区这个地方在秦朝时就一定不叫九原吗？司马迁所言之“道九原抵云阳”之“九原”就一定不是指现今的忻府区而一定是指现今的包头市以西吗？显然不能服人。在这里，唐人张守节的《正义》注解比裴骃的注解更为荒唐。试想，始皇重病之时，“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集解》伏俨曰主乘舆路车）行符玺事，未所授使者。”（引文出处同上）。始皇崩后，胡亥、赵高、李斯等人篡改伪造遗诏，要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那么，他们有胆量拉上始皇的尸首往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所镇守的长城地带而去吗？况且，他们还要在一路上弄虚作假，遮人耳目地奏事可事，他们就不怕露出破绽？（如果他们在历史上真的是拉上始皇尸首去往黄河以北的今包头市以西，那他们早就自趋死地了。）更何况，始皇七月死于沙丘，九月在咸阳葬于郦山，其间相隔六十天时间，诚如裴骃、张守节二注所指，那么，六十天时间走五千里路，沿途还要由“百官奏事”，还要由“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走得了吗？显然走不了。由此我们足以可知，裴骃、张守节二人的注解有错。我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从井陉抵九原”的“九原”之地，绝不是指现今的内蒙古包头市以西的地域，而是指现今的山西省忻府区这个地域。 （三） 那么，《辞海》把“九原”注成在包头市西北，不对吗？根本不对。 《蒙恬列传》中写道，秦始皇命令蒙恬修自九原抵甘泉的直道，但未就。《匈奴列传》中写道，秦始皇使蒙恬修“自九原至云阳”的直道。看来，以九原为一端，是修了两条直道，一条通云阳，一条通甘泉。要清楚九原之地究竟在何处，我们可从考察云阳与甘泉在何处入手。 《辞海》称：“云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筑直道，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至此，以加强关中与河套地区联系，并移民五万家于此。”（《辞海》第1084页）《辞海》又称：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本秦林光宫，汉武帝增筑扩建。武帝常在此避暑，接见诸侯王，郡国上计吏及外国客。”（《辞海》第3710页）《辞海》在这里未提从“九原抵甘泉”修直道之事，显然不妥，但也由此可见，《史记》中所记“云阳”与“甘泉”实际是同一个地方。《辞海》还对“直道”一词专列一条，注释道：“古道路名。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命大将蒙恬主持开筑，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是联结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由于道路较直，故名。今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上，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地区，犹有遗迹可寻。”（《辞海》第299页）这里所引用的“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两名，在《史记》中本写在《蒙恬列传》中，指的是自九原抵甘泉的通道。由此更可以看出，所谓自九原至云阳的直道与自九原至甘泉的直道，其实是一条道。也可以看出《辞海》编注者的注解错误。 从《秦始皇本纪》知，秦使蒙恬修自九原抵云阳的直道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秦始皇便崩于沙丘平台，短短二年之中，要“堑山堙谷”修成“千八百里”的直道是绝不可能的。 在《蒙恬列传》中，曾明确交待自九原抵甘泉的直道并未完成，但没有明确交待开工时间。依《秦始皇本纪》所记，可知正是三十五年。 秦始皇为什么要修自九原抵云阳的直道呢？《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明确交待，《辞海》却称是为“加强关中与河套地区的联系。”这是一种妄测。 我们知道，秦统一中国之前，各国就曾修筑长城，主要是为了防止匈奴族的南侵。秦始皇统一后，想将北方与匈奴接壤的长城连而贯之，号称万里长城，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匈奴南迁。河套地区从来都是匈奴族主要活动的地区，那里原先定然不会有长城，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之时，也未必会在那里修筑。参照明长城的走向图，我们可以推定，当年的秦长城未必真正连通，在阴山下的那一段定然不会有长城。“九原”之地域如果真如《辞海》所注在包头西北，那么，河套地区的匈奴，秦始皇连抵制都抵制不住，他怎么有善心、有能力从那里横渡黄河往关中修直道以加强联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秦置之九原绝不会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秦始皇为什么要修自九原抵甘泉的直道呢？《辞海》中没有讲，《蒙恬列传》中交待得非常明确，“始皇欲游天下”，所以，“道九原，直抵甘泉”，太史公的这段记述是可信的。 甘泉，即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那里当时是秦的林光宫，是一个旅游胜地。秦始皇欲游天下，定会游观甘泉。而“九原”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的事，更有赵文子在九原修建美轮美奂的宫室的事，这表明“九原”乃是一个值得游观的胜地。自九原至甘泉修一道直道，才便于秦始皇游观九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这个“九原”诚如《辞海》所注是在河套地区，那么，就表明秦始皇想去匈奴盘距的地方游观，显然是不合情理。由此我们更可以推断，秦之九原绝对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重复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出，“九原抵云阳”、“九原抵甘泉”这两条直道实际上是一条直道，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动工，但未完成。修的是一条旅游道，“云阳”、“甘泉”所指是同一地方，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一带。“九原”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它绝不可能是在秦与匈奴接壤交错的今包头市西北，而应该是今山西省忻府区这个地方。 （四） 我们继续来论证这个问题。 《辞海》在“新兴”的条目下注释道：“郡名。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置。治所九原（今忻县）。”（《辞海》第3395页）。这条注释很明白，今忻府区这个地域称新兴郡最早是在东汉建安二十年，这点毫无疑义。但既称“治所在九原”，就说明是先有“九原”的建置后才有“新兴郡”建置的，今忻府区此地被称之为“九原”一定是在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以前很早。笔者认为，不论是西汉元朔复置的“九原”县，还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始置的“九原县”或“九原郡”，都是指此地。战国、春秋时的赵邑“九原”更是指此地。 《匈奴列传》中写道：“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这写的是西汉的事，这里的“九原”当是指汉复置的九原县。那么，这个“九原县”是在现今的山西忻府区，还是在现今内蒙古包头西呢？我以为定是在前者。 关于“故太仆贺”这个人，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专门介绍： “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其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坐法失侯。贺，武帝为太子时舍人。武帝立八岁，以太仆为轻骑将军，军马邑。后四岁，以轻骑将军出云中。后五岁，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南 侯。后一岁，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无功。后四岁，以坐酎金失侯。后八岁，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无功。后八岁，以太仆为丞相，封葛绎侯。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为丞相。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后。”（《史记》第636-637页） 比照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发现一点蹊跷，前者说“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而后者说“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无功”这两者显然指的是同一件事，为什么前者称出“九原”，后者称出“五原”？史家或印家之错也，将“九”错为了“五”！联系公孙贺随卫青屡同匈奴作战的诸多地点，如龙城、马邑、代郡、云中、雁门、定襄等的记载来分析，这两段话中的“九原”应当是指今山西省的忻府区地域。由此可以推断，汉元朔初所复置的“九原县”正是在这里，而不会在今包头市以西。 对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写的“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这句话，笔者认为其中的“故”是衍字。“故”与“奴”相近，后世印书者给衍出了此字。比照同一文中有关同类人的介绍可知，太史公原先所写肯定是“将军赵破奴，九原人。”赵破奴与公孙贺相类，都是卫青部下将军。如果他的生地是在包头西面而不在忻府区此地，他的名字定然不会叫成“破奴”。所以赵破奴的家乡九原定是指今忻府区无疑。 （五） 那么，《辞海》注释“九原”条目时为何不注成在今之山西忻府区，而要注成内蒙古的包头西呢？这是因为编注者对《赵世家》与《匈奴列传》《蒙恬列传》中有关文字的理解发生错误所致。先看《赵世家》。《赵世家》中写道：“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还写道：“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这里写的是赵国武灵王的事。 赵国最早的都城是在晋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城南的晋源镇一带。那时是在公元前475年前后，到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国都迁往邯郸。赵武灵王在位是在公元前325年—299年，共27年。《赵世家》称：“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从现有资料看，武灵王时的榆中指的是现今的何处，我们不能肯定，但我们可以肯定，武灵王时的中山国乃是指现今河北省平山县东北以灵寿为中心的那片地域，面积也并不大。与邯郸相应是在邯郸北部。文中所称的“宁葭”定属中山之地，不可能指现今内蒙古河套与陕西、宁夏那一带。武灵王三年（公元前323年）中山国称王，其时武灵王尚幼，成年后从二十年（公元前306年）开始攻中山，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二十三年（公元前303年）、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又多次攻中山，终于“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这里的“北”与“西”的方位，乃是以中山国为中心而视的方位，不是以赵国为中心而视的方位。“西至云中、九原”的攘地，显然是指他攻击中山国所取得的原先属中山国的土地，它绝不可能是指现今的包头市以西，它恰恰是指当时的中山国西部，而且是西与当时属赵国管辖的九原，即现今山西省的忻府区接壤的地区。由此我们可以肯定武灵王攘地“西至云中、九原”中的“九原”正是现今的忻府区地域。而且“云中”是指今山西原平市西南的云中山一带的区域，云中与九原相毗邻，文中将“云中、九原”并列而用，从文法上讲自然而贴切，从地理上看合情而合理。所以，《赵世家》中的这个“九原”定指今忻府区无疑。 赵国并不是在武灵王去世后才由惠文王继位，而是武灵王在世时主动传位给公子何（后称惠文王）的。武灵王非常迷醉胡人服装，他不顾举朝反对而身穿胡服，还要求士大夫们也穿胡服。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五月戊申日，武灵王主持，赵国举行朝礼，传国位，立王子何为国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当起了太上皇。 就在同年，辞去王位、自号主父的武灵王干了一件令秦人大为吃惊的事，他穿着胡服，带着士大夫们，经过中山国西北方，到了属赵国领地的云中、九原（即今之忻府区），然后一直南下，到了秦国，诈称自己是赵国派往秦国的使者，秦昭王认不出他是武灵王，但从他的形象气度看，不像是个使者。他走后，秦派人去追赶捉拿，但他已出关而去。武灵王之所以要化装使者入秦，一是想考察秦国的地形，二是想了解秦昭王的为人。武灵王真可谓浪漫。 然而，《辞海》的有关编注者们并没有较好地理解和把握《赵世家》中的这个章节。他们以为，《赵世家》中写的“西北略胡地”的“西北”二字不是指中山国的西北方（即今山西省东部与河北省西部之交界处），而是指整个赵国的西北方，而且以为当时赵国已固定地拥有今山西北部全境，所以便把“西北略胡地”中的“西北”理解成指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一带。这是编注者们将晋赵之“九原”（还连累了“云中”）之地错注成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的第一个原因。 再来看《匈奴列传》和《蒙恬列传》。 《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仔细研讨这段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解：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命蒙恬率十万兵阻击匈奴。蒙恬概括起来做了四件事：（一）全部收复了黄河之南的地域，并因河为塞，在河南岸修筑了四十四座县城，派人把守。（二）负责修通自九原抵云阳的直道。（三）根据地形条件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四）又带兵北渡黄河，占据了阴山北段中。原文中的“阳山北假中”可能是“阴山北段中”之讹误。 与此相照应，《蒙恬列传》这样写道：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阴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史记》第521页） 这一段话与上一段话相比，只讲了蒙恬负责的三件事，没有写那个修“自九原抵云阳”的直道的事。还有，上段话中说是“将十万之众”，这段话中却成了“将三十万众”，这可能是太史公之疏忽，也可能是印书者之讹误。这段话中不提修“九原抵云阳”直道的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条“九原抵云阳”的直道并不属于修长城的范围，它的作用也不是用于防御匈奴。它与防匈奴的事并不沾边。联系前面的分析，它只是为供秦始皇旅游所修的一条道路，绝不会发端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这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在《蒙恬列传》最后，“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第52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曾到过“北边”，回去时走过“直道”。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件事呢？ 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注意‘游’字—笔者）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注意‘征’字—笔者）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史记》第741页）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未仕之时曾“南游”，他的足迹没有到达“北边”；在“仕为郎中”之后是“西征”，他的足迹也没有过到“北边”。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适北边”的呢？在他的《封禅书》一篇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端倪，他写道：“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史记》第174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适北边”、“自直道归”，是他跟从汉武帝刘彻封禅时的事。那么，汉武帝封禅之事是在那年那月“适北边”、“自直道归”的呢？从《封禅书》可知，是在公元前110年（辛未、汉元封元年）的三月至五月间。当时，司马迁35岁。 那年三月，汉武帝“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东上太山……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四月，还至奉高。……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太山，亦有封。……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注意‘甘泉’——笔者）。”（《史记》第171页—172页） 在这段话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这段文字的理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于1986年出版发行的全十二册《二十五史》的《孝武纪》篇中，在这段话的“甘泉”二字后附有一个注，云：“《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曰周万八千里也。”这样的注解难以理解。从三月至五月，共九十天，每到一处都要封禅，一天能走二百里吗？根本不能。有些学者（包括《集解》的作者南朝宋人裴骃）以为，汉武帝的行踪“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就是从辽西开始一直往正西，走到如今的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即所谓他们所理解认定的“九原”，然后再从包头市西北拐向正南返回甘泉。其实这种理解是根本错误的。 首先，从辽西至包头市西再至甘泉，行程定在四千里之上，汉武帝四月还在太山，后来北上辽西，再西行，再南行，五月一定返不回甘泉。 其次，汉武帝刘彻即位之际，包头市以西地域（即所谓裴骃们所理解和认定的“九原”）早被匈奴占据。之后以卫青大将的击奴战争，战场都在上郡、马邑、雁门、朔方、代郡等地，这些战场之地都属今陕西、山西两省的北部地区。直到卫青去世后，李陵战败降匈奴之时，汉朝的政权仍然未能管辖到今内蒙古包头市西那个地方。所以，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封禅归来“历北边至九原”，绝不会走到今内蒙古的包头市西那个地方。 根据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司马迁于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三月到五月间，跟从汉武帝刘彻封禅时“适北边”、“自直道归”所走的路线，定然是从今山西省的灵丘、繁峙、代县、宁武、原平一线走至“忻府区”这个“九原”，又从“忻府区”这个“九原”回到陕西省的淳化县西北的那个“甘泉”宫。司马迁沿途看见的“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定然是在今山西省灵丘、繁峙、代县、宁武一带所筑的长城亭障。由此我们绝对可以认定，司马迁笔下之“九原”绝对不会是指秦置在今包头市以西的那个“九原县”，肯定是指赵文子当年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这个忻府区地域。 但是，《辞海》的有关编注者可能不是这我样来理解问题，他们认为，太史公所适的“北边”，就一定是与匈奴接壤的河套地区即今包头以西的地区，太史公行观的长城亭障，就一定是修在阴山南段（即今内蒙古），太史公走过的“直道”，就一定是从今包头市西直抵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所以，在他们看来，太史公笔下的那个“九原”（还连累了“云中”）就一定在今包头以西。这就是他们把“九原”错注成在今包头市西的又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现今山西省的忻府区这片地域，从春秋开始至东汉就一直叫九原，秦以前，只是一个地域称谓，从秦开始便成了行政建置称谓，直到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改称新兴郡之时。 （李谦和，忻州地方文史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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