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1714—1780），字重常，号叔子、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1737）状元。遗憾的是，他的文名大，官位显，但贪声亦著。有人说：乾隆朝的主要大臣。每人的性格、作风不同，但品行操守均有严重问题，“讷亲横，于敏中贪，傅桓奢，和珅兼而有之。余皆旋进旋逼，缄默取容而已。”
于敏中得中状元之后，按旧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职务，因其文才出类拔萃，公文写得简洁漂亮而引起乾隆帝的注意。皇帝曾说：“此人洋洋洒洒，狂放而守矩遵规，可先去懋勤殿为朕抄写华严、楞严两部佛教经书，修心养性，以待后用。”于是，于敏中跻身于懋勤殿，为日后受皇帝重用铺平了道路。几经升迁。于敏中由侍讲升为内阁学士，并提拔为兵部侍郎，成为正二品的高官。
朝隆上台伊始，一时尚无自己的夹袋中人物，孤身陷在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中．操纵驾驭，煞费心机，逐步对上层权力圈进行改组调整。他在屏斥宗室、削除鄂尔泰、张廷玉二党的同时，又提拔新进，擢用青年，以取代雍正遗留的老臣，形成自己的班底。这一过程，历十余年方才完成。他最先重用的是讷亲，继之为傅恒。此后，博学多识的吏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汪由敦受到皇帝的格外信用。汪珍惜人才，善待饱学之士。主持军机处，提拔出身寒门但有真才实学的下层官员。于敏中凭其横溢才华及对汪由敦清正廉洁的熟知，常到汪府中谈诗论文，说古数今，被汪引为莫逆。汪由敦名声甚佳，于敏中与其交好，既可传其名，以利早日受皇帝的宠爱，又可得其利，受汪重用。果然，乾隆二十五年，在汪由敦病逝两年后，乾隆帝任命于敏中在军机处行走，继承汪的衣钵；二十七年，命紫禁城骑马；三十年，被擢升为户部尚书；三十六年升任协办大学士；三十八年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
此后，于敏中位高权重，国事常常问计于他。起初，于敏中行事检点，禀旨办事，周密稳妥，受到皇帝重用与赏识。于敏中自认已站稳脚跟，开始结交宫内外的官吏，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由于当时干练的老臣，如傅文忠、刘文正等已相继去世，能使军机处正常运转的只有于一人，因此他这种谋私利的行为使朝中风气为之一变，一片乌烟瘴气。当时清朝廷允许捐官。于敏中所任职务与此相关，再加上他有权威，消息灵通。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送礼。于敏中一概来者不拒，但真正能在捐官时见其面者，必须送足红包，否则，官价高于天。而且于敏中还常与其他官员串通一气，玩弄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他们先以较低官价诱惑，再于办理过程中索要好处，这些好处一官高过一官，甚至有变尽家产尚无法捐得个一官半职。
虽然如此，于敏中还是长期得到皇帝的宠信，因此在军机处主事近二十年，却无一人敢在皇帝面前弹劾他。由于受皇帝器重，于敏中的儿子于齐贤尚未中举便被皇帝施恩按照尚书品级出来做官。因为其元配夫人已死，其妾张氏被封为“淑人”。于敏中更被一再加封为“太子太保”，成了当朝第一宰辅。
乾隆三十九年，宫内太监高云从泄露了皇帝在首府记载上亲笔批示的机密。皇帝下令刑部对高云从仔细讯问严加查办。高云从供说是于敏中向他询问批示首府记载的事，因为高云从家强买土地时曾引起了一场官司，求于敏中找府尹蒋赐启疏通。帮助高家打赢了官司，因此于敏中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皇帝召于责问，于敏中诚惶诚恐，自责认罪。皇帝命下诏书严词谴责道：“于敏中每日承蒙朕召，诸事应付，朕什么话不能对他讲？为什么他却转向宫内太监去探听询问有关的消息呢？”部议决定革除于敏中所任职务，皇帝却亲下诏书对他从宽处理，使其继续留任，但高云从却因泄密被砍了头。
乾隆四十一年，于敏中因平定金川之乱有功，被赏予“一等轻骑都尉”爵位。子孙世袭不变。在乾隆朝，于敏中作为汉族官员在军机处的首席大臣执政最久，深得皇帝的垂爱思典。
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患了严重的哮喘病，皇帝亲派御医探视诊病，并赐人参，享年65岁而病逝。乾隆下诏对于的家属好言抚慰，厚加赏赐，令隆重办理葬礼和祭祀仪式，并将于敏中列入“贤良祠”享受祭祀。上谥号“文襄”。
按理说，于敏中的一生至此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可惜的是，在他死后刚刚几年的时间里，劣迹便败露了：苏松督粮道章攀私自动用公款为于家造花园；浙江巡抚王望贪污一事败露，并供说是贿赂于敏中而得到的官职。此外，强取豪夺贪污腐败……一桩桩、一件件都与于敏中有关。终于使皇帝下定决心将其撤出贤良祠，并剥夺其子孙的世袭。
然而据野史记载，促使乾隆帝下决心将其撤出贤良祠，并剥夺其子孙世袭却另有原因：乾隆四十四年，也就是在于敏中患病致死的前几个月，于敏中在皇宫内邂逅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女子被于敏中敏捷才思、聪明机灵以及儒雅之风倾倒。而于敏中也对此女子一见钟情，二人倾心交谈。于敏中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写诗以诉相思，此女子是乾隆一爱妃。不料，几年后，在一次皇帝的临幸时，于敏中情思绵绵、深情款款的书信被乾隆发现，乾隆震怒，时于敏中生前种种劣迹也昭然于世。乾隆帝便借此将于敏中逐出贤良柯，夺其世袭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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