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
这部古典医籍为什么叫《内经》呢?因为古人往往把具有一定法则，又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书籍，称作“经”，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进行启蒙教育的“三字经”等等。至于“内”，则是与“外”的相对之称，古时也有《黄帝外经》的记载，只是后来佚亡了。这和《韩诗外传》、《韩诗内传》、《庄子》的“内篇”、“外篇”等命名的意义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深义。《内经》加上黄帝的名字，也是崇本溯源之意，旨在说明我国的医学文化渊源甚早，并非实指是黄帝留下的著作，或黄帝时代就有的著作。事实上，《黄帝内经》是战国以后的作品，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而且既不是成于一个时代，亦不是出自某一人的手笔，而是集体的成果。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每部分都有引篇。素作质(即物质)解，问即问题，《素问》就是研究人这个物质体的生理病理问题的意思。《灵枢》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针刺法的，因此亦称为“针经”。灵是灵验，枢是机要、枢纽之意，“灵枢”的主要涵义就是必须掌握针刺法的枢机要领才能灵验。
《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医学经典著作，比较全面地构建了中医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内容博大精深，洋洋大观。但因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阅读起来很不容易抓住重点，于是后世的医家便将《黄帝内经》的原文进行了整理归类，使每一类的内容所讨论的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从而使阅读者能把握重点，骊珠在握。做这项整理工作的医家代不乏其人，其中以明·张景岳所著的《类经》一书最值得称道。他将《黄帝内经》的原文重加编辑，按不同的内容归为12类，起到了举纲张目的作用，方便了查阅。参考张景岳的分类法，《黄帝内经》所包括的内容大体有以下12类，即：摄生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证学说、诊法学说、论治学说、针法俞穴学说、五运六气学说等。
《黄帝内经》的内容除医学方面外，还涉及到了哲学、天文、物候、历法等诸多领域，并以这些方面的理论来论证中医学的医理。因此，古人称《黄帝内经》为“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意思是说：结合天地间的种种事物，来讨论人体有关生理、病理等方面的医学问题。这便是《黄帝内经》“天人合一”、“整体恒动”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黄帝内经》与世界上众多的其他医书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它不是一本单纯的医学著作。然而，就是单从医学角度而言，它的理论精华和光辉成就，不仅一直煦育着历代医家，指导着临床实践，而且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例如，它对人体表面解剖的论述，特别是有关消化道长度的测量，与西医学的数据很相近；它最早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概念，并认识到了体循环和小循环的不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尊之为“医家之宗”，成为学习中医必读的古典医籍。
《黄帝内经》的文字属于秦汉时期的古文，在文体上相当于赋的体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汉学文化亦有巨大影响，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阅读这样一部古典医籍在文字上也有不小的困难，因此历代医家都曾做过详略不同的注释。对于初学者，可先选择诸如《内经选读》之类的教材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相传黄帝常与岐伯、雷公等臣子坐而论道，探讨医学问题，对疾病的病因、诊断以及治疗等原理设问作答，予以阐明，其中的很多内容都记载于《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中。后世出于对黄帝、岐伯的尊崇，遂将岐黄之术指代中医医术，并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理论的渊源、最权威的中医经典著作。直至今天，凡从事中医工作的仍是言必称引《黄帝内经》之论。
早期
黄帝内经
巫教盛行
这一时期，巫教盛行，神秘主义的空气如迷雾般笼罩着整个社会，作为专管祈祷、祭祀的巫，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行事，通过占卜吉凶祭祀等活动影响国家大事，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社会上有着极其显要的地位。在长期的祈祷祭祀活动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吸取人民群众中的某些医药经验和知识，以能和鬼神相通的姿态，用迷信的方式为人治病，给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医巫相混的假象，这部分巫即所谓的巫医,是早期医生的先驱。在当时没有专职医生的条件下，巫医在整个社会的医疗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知识分子的作用
虽然此期巫医主要以巫而非医生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但是他们毕竟是人类社会早期的知识分子，可以凭借其社会地位，凭借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最初的医疗活动和知识集中起来，予以神秘化的思考，把一些有效的医疗经验和药物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从而为后世医学能够从巫术中脱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可能。如具有“古之巫书”之称的《山海经》，作为上古巫师从业的依据，本是巫教中的经典[1]，该书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药物学知识，准确地记述了一些药物的产地、性能、效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医学方书，书中就有不少巫祝（巫医）治病的方子；众所周知的甲骨文中更有许多关于疾病的记载。如果没有巫医对医疗和药物学知识系统整理并记载于《山海经》等有关文献中，上古的医药知识能够流传后世，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巫医这一职责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我们应该肯定巫医对医学发展积极影响的一方面，而不能对其一概加以否定。
巫医
政治生活
此期的医生与殷（西）周时期披着神秘外衣的巫医比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不起重要作用，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当时“学在官府”，知识主要为贵族统治阶级所垄断，从事医学的知识分子——医生的地位自然与当时的普通百姓不同，而属于“士”的阶层，在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地位，并且为社会所重视。如医生扁鹊到虢国，虢国国君迎之于宫廷中门，称其为“先生”；经过齐国，齐桓侯以贵客之礼待之。当时就连儒家创始人孔子也对医生这一职业比较看重，“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医生）”。
独立发展
医生社会地位虽难与早期巫医相比，但医学毕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摆脱了巫术的束缚，医生不必再像巫医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从事医疗活动，进行经验总结，并加以理论提高。另外由于各诸侯国为自己统治需要，积极招贤纳士，招揽各类人才，医生在当时作为士的一个阶层，也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活动是比较自由的，如扁鹊周游列国，曾到齐、赵、虢、秦、周等国行医，并根据各地群众需要而做不同专科的医生；秦国医生医缓与医和曾分别到晋国为晋景公、晋平公诊治疾病。由于这一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处于分裂的局面，文化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有着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医生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可以使各国百姓在患疾病时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治，同时因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也为到各交战国的医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领域，丰富了他们临床实践的深广度；另一方面，医生自由流动也利于医学的交流与提高，医家不拘处于一方，特别到经济文化发达的诸侯国，可以吸取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及技术并引用于医学领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与进步。中医学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等学说就是这一时期被应用于中医学理论、并以之指导临床实践的。
秦朝时
始皇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宠信方士（此时的方士包括医生），焚书坑儒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医药之书不在焚烧之列，使医学在这场文化浩劫中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医学能够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西汉前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为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统治者不得不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为稳定社稷安定，政府十分注意保婴、养老及稳定民生，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朝廷常召见民间医生咨询有关医药及疗效等有关情况。汉文帝曾召见当时名医淳于意，详细询问其学医经过以及诊治疾病和带徒弟的具体细节，淳于意一一作了回答。司马迁将这些内容记录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留下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诊籍”。
西汉中期
是封建社会巩固发展的一个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加上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空前的重农抑商限工各项经济政治政策，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序此期也已定型。自从孔子首创私学，学术文化开始下移民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此“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已完全被打破，普通百姓亦可较多获得知识，医生由于医学知识的技术性质也已完全被以“工”视之，医术被归为方技之类（《汉书·艺文志》）。医生由原来士的阶层而入“工”的阶层，地位不能不说有所下降。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诸子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打破，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大一统思想指导政治，并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典籍定为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封建士人的必读之书。官吏选拔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重视人文伦理知识而轻视科学技术。儒家思想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首要。“治国平天下”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此要“学而优则仕”，读了书后就要出来做官。对知识分子来说，出仕是唯一正途，而其他则视为旁门左道，所学的东西都统一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治人”为本，“治物”为末；“重道轻器”轻视自然科学技术，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如医学，则被认为是“小术”、“方技”，“医卜相，皆方技”。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也同其他劳动性质的职业一样，受到歧视，医生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是大大跌落了。
对行医望而却步
这样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人们羞于行医，甚至以之为可耻，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有可能从事医学时鉴于社会压力及心理影响，而对行医望而却步，这样必然会使医学在继承发展方面失去许多优秀人才；另外，也易使许多统治者歧视医学，甚至摧残医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学的正常发展。如东汉名医华佗即使在医术绝伦、名满天下时，仍为自己行医而后悔，“兼通数经”，“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其后来因不愿做曹操的侍医而得罪于这位当政者，以致被收审入狱。当荀彧以“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之语为华佗求情时，谁知这位在历史上有着“唯才是举”重视人才之名的统治者竟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最终一代名医被残忍地杀害了，致使其著作竟无一字流传于世，千古外科名方——“麻沸散”也自此失传，令后世医者深为惋惜。同时期另一名医张仲景，对中医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当时所谓正史中竟无一字记载，“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乃不为仲景立传，是故君子有遗憾焉。”[4]由此也可想象出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
两晋南北朝
时期曾有许多士大夫精通医学并出现了一些门阀医学世家，但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只是把医学知识作为自己保生立命的一种工具，大多不愿用之施治于广大普通患者。如东晋士大夫殷浩，是当时清谈领袖，精内典、善经方。但他却不肯为下级人员看病，某次有一下级职员之母有病，请他医疗，至叩头流血以求乃为之。当医好病人后，就将自己的经方烧掉，恐怕人再以医家视之。这说明那时士大夫的学医，尽有为己而不肯为人之目的，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医家地位并不怎么高。
科举制度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一方面唐王朝完善隋代的科举制度，广开仕进之门，使知识分子趋之若骛，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以求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唐代最高统治者大多喜欢诗文，并进而影响到儒生、士大夫阶层，唐代文学艺术的极度繁荣与此不无关系。然而他们大多对医学不以为然，甚至蔑视，“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当时文学大家韩愈则说的更坦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原以文名世，很有才学，学医后史书就把他归列为“方技”类，而不入儒林，朱熹对此非常惋惜，唏嘘不已，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仅此医生入“另册”一条，就足以使许多本来愿意从医的儒士却步。难怪宋代医学家高保衡感叹道：“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坤先生罕言之”[8]。正是由于统治阶级这一歧视态度，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以致当时社会风气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由此也导致了这一时期医学人才无论在数量上、学术造诣上和对后世影响诸方面上，均不能与同时代科学文化中其他领域内的空前盛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重要变化
宋代政治的重要变化是发展了文官统治，重视文士的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历代大为提高。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医学颇感兴趣，十分重视。如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5个熟悉医学。宋太祖本人学习医学，曾亲自为其弟赵光义艾灸治背；宋太宗赵光义未登基前即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及称帝后即发动医官编成方书100卷，赐名《太平圣惠方》，并御制序。宋真宗、宋徽宗等亦曾亲自为医书作序，并且宋徽宗还以个人名义（实为医官代庖）编写颁行《圣济经》一书。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上，竟有10次大规模的中央官刻医书，每次皆有一种或数种重要的医药专著行世，并成为医籍之精品。宋代在实行科举取士选拔官吏的同时，也重视医官的选拔聘用，曾致使一个时期医官职支俸冗滥。后世对医生“大夫”、“郎中”的称呼即起源于这一时期。现代医史学家谢观说：“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
重视与提倡
由于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与提倡，文人知医通医成为风尚，“儒医”之名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不以知医行医为下贱可耻，反而认为医为仁术，儒者之事。“医国医人，其理一也”，“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批儒士渗入医学领域，一代又一代儒医的涌现，使医学队伍的素质明显得到提高，促进了从医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医学研究效率，无论对医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统治需要
蒙元统治者为统治需要，对医学也相当重视。宪宗（蒙哥）即位，智耀入见，帝竟然问儒学何如医学[1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医学的地位。“其他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14]在统一全国过程中，蒙古兵攻城，屠杀极惨，但独不杀工匠而俘作奴隶，医生也视同匠艺，得以免死。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二月，平定江南，诏书中曾下令搜求“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15]，以为统治阶级服务，医生也在被利用之列。元统一全国后，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居于后两个等级；在社会上又把人们按职业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匠、九儒、十丐。医生处于第五位，在儒士之上，“然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医学”，医生亦可以随时被选拔为官吏，由此亦可见当时医生之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元代地位一落千丈。元代前期科举制度一度废弛，长达近八十年，广大士人仕进无门，并且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便转而投身于具有“仁术”之称的医学之中去。专事从医的知识分子增多，使儒医更为发展与巩固，并影响及后世。
科举制度完备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腐朽的统治地位，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空前加强并达到极端化。为加强思想控制，在文化、学术上采取一系列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言行。这一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备，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读书人亦以此为依据而攻读经书。这种僵化的学术传统把当时无数最优秀的学者吸附于自身，浪费他们的才华和精力；而“离经叛道”，思想稍微“有乖于圣学经义”，统治者即给予其个人甚至家族以轻则及身、重则灭族的严惩。“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明史》），如医学等科学知识技术，则一律被视为“奇技淫巧”、“小道”而加以限制与打击。
匠户制度
明代承袭元朝的匠户制度。元代医户颇受统治者优待，可以全免杂役，仅每年交纳包银三两供太医用度[18]；而明代医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又如太医院医职，元代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代太医院最高职级在建国始降为正三品，以后又降为正五品。清朝基本沿袭明的太医院制度，对医学的歧视态度某方面更甚于明代，如曾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使针灸疗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清江西巡抚裴率度曾上疏：“…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而当时的雍正皇帝竟“深嘉之”，对医学医生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被迫医学
湿热条辨
役医如吏
当时社会上一些达官贵人“肆其骄慢之气，役医如吏，藐医如工，家有病人，遂促其调治，并以生死之权责成之”，使业医者社会地位得不到尊重，进而使医者本人及其家属深以行医自卑，甚至自身讳医如深。如清代著名医学家薛雪，擅长治湿热病，撰有《湿热条辨》等医书，对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然而当其去世后，其孙为其写墓志铭，概述乃祖生平，竟“无一字及医”，反而将他置于理学之流。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读后大为愤慨，认为这是“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予以批驳。试想在这样钻经学走仕途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为人所轻视的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主动去从事医学？即使从事了医学，人们也大都把它作为养家糊口、自身生存的一种技能，很少能将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看。所有这些，对医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消极的影响。
刘华为教授是陕西岐山人。在岐山这块文化积淀丰富的土地上，相传 上古时代 黄帝和 岐伯就曾在这里探讨医术，使华夏医术发扬光大。 刘华为就是在这块 沃土上，继承和发掘祖国医学遗产，成为岐黄之术的优秀传人。
刘华为教授的先辈大多是耕读传家的读书人。少年刘华为敏而好学，他目睹了农村人过早走上黄泉之路的凄凉情景，农家院里的哀伤，亲人们的呻吟，求医的艰难，这一切都象织成一副图画，时刻挂在了他的眼前。在那副令人伤心的图画前，他立志学医，读小学时就把家里藏有的医、卜、星、相的书籍囫囵吞枣地读了起来；在中学时代，他在学好各门文化课并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一头扎进浩瀚的医学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精华。如《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千金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凡是前辈医学大师们的精辟著作，他都认真地研读，做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清晨，校园还在沉睡之中，他就悄悄起来背几个'汤头'再开始早读；晚上，他躺在床上默念一遍诊脉口诀才入睡。星期天或放学后，他到城关卫生院去给县城很有名气的中医专家抄处方，从中揣摸他们处理病案的经验。同学中有个头疼脑热或腹痛肚子胀的，找他扎上几针，便手到病除。他决心毕业后报考医学院校，做一名医疗专业人才，为群众解除病痛。
然而，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将千百万年轻人的美梦击碎了。刘华为因为家庭出身被列入'黑五类'子女行列，被打入'另册'，剥夺了上医科大学的权力。幸运的是，他的一位好心的老师，时任岐山县高级中学图书馆馆长，将他偷偷地关进了学校的图书馆，让这位好学的年轻人一头扎进书海之中汲取营养。图书馆里所有的医学、哲学、文学书籍都被他通读了一遍。可以说，他的理论功底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扎下了深根。
为了得到更多名医的指点，数九寒天，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跑到六七十里以外的眉县城里，'偷看'当地有名的医生开处方，一边看，一边在心中背诵，然后，把'偷'来的方子记在小本子上，边看边琢磨。为了学医，他把父母亲给的钱一角一角地攒起来，到书店去买书；为了学医，他给老医生、老师傅打扫房间，提开水；为了学医，他奔走于农村老家和县城之间，跑了塬上跑塬下。
1968年，'老三届'的学生离校了，刘华为治病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经县文教卫生局的举荐，来到县医院正式学习。通过一段临床实践之后，他报名到缺医少药的农村创办合作医疗站。医疗站创办后，他热情地接待每一个病人，认真地为乡亲们治病。半夜三更，有人叫他出诊，他爬起来就走；饭碗刚端在手中，来了急诊病人，他饿着肚子先治病。方圆几十里的村庄、田间小路上印满了他的足迹。许多农家小院子里留下了他背药箱的身影，他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治好的病人一个又一个。他还敢于向疑难杂症挑战，收治'小儿麻痹症'、'肝硬化腹水'、'哮喘'、'中风偏瘫'、'食道癌'等重危病人。有一次，邻村一个小孩子患支气管肺炎发高烧，痰液堵塞了呼吸道，发生了窒息，当时没有吸痰器，他就口对口地吸痰，使这个小孩子得救。为了发掘祖国医学宝库，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他同乡亲们在秦岭山中一起采药，在荒山野岭上种植药材，自制膏、丹、丸、散等中药制剂给乡亲们治病。有一次他为了采集一种叫'祖师麻'的草药而中毒。为了采用传统'割痞'法治疗消化不良症，他先在自己身上开刀实验。经过努力，他所创建的医疗站名气越来越大，被岐山县授予'农村先进合作医疗站'称号，他本人也被岐山县树立为'赤脚医生标兵'。
磨难，对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则是意志和精神的砥砺。磨难也是财富。命运没有亏待为此而付出代价的刘华为。1972年，他终于走进了大学，圆了他上医学院校的梦。在陕西中医学院，他既是学生又是医生，他不仅给学生看病，还给校外的工人农民看病。在学校，他是优秀的学生，走出校门，他是优秀的医生。假期，学校组织学生去农村实习，他一到农村就热情地接待病人，给农民治病。好多急重病和那些长年不愈的慢性病都被他治好了。
回到学校，群众还不断地给他来信要求治病，他收到了武功县杨凌公社一位患者的来信。这位患者是一位农村妇女，她在手术后，腰酸腿困，脘腹胀满，不思饮食，倦怠无力，丧失了劳动能力。她来信向刘华为求治，接到信后，他全面分析了病情，健脾补肾、活血化瘀，七付中药以后，这位患者基本恢复了劳动能力，她对刘华为感激不尽。刘华为给群众治病的消息到处传颂，《陕西日报》曾对他的医术医德在报纸上进行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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