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恐吓这个话题，我首先想到，有些父母与孩子在交流过程中，特别喜欢说，“你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否则就会怎样怎样……”、还有更极端就用“遗弃”的方式威胁孩子，“你如果下次再这样，不然我就不再爱你，我要把你送给谁谁谁……”。那一刻，好像孩子并不是一个生命，而是一个可以控制的工具、随便赠送的礼物。
前不久，我看到一个热门的视频：年轻妈妈是高铁职员，平时工作繁忙，疏于管理孩子学习，孩子可能又缺乏自律，成绩不够理想，因为开年就要上小学，妈妈就回吓唬他：“如果还是记不住乘法表，就不能上小学，更见不到妈妈了。”
这样的交流方式和语言，听起来总会耳熟。偶尔，我会想，这种交流方式对教育孩子起到的作用会大吗？是否会给他们造成他们恐怖、害怕、缺乏安全感的心理？这种心理是否也会延续到成年后的生活、工作方式中？
在欧美发达国家，公民免除恐惧的权利和其自由生存发展权及人人平等权利一样，列在宪法中。 可见，免于恐惧，是现代文明社会很重要的权利和人性的基本需求。
反之，以恐惧/恐吓的方式教育和管理，都属于比较低端的下策。
可惜的是，不少中国家庭和职场文化，依然使用这种恐吓和情感绑架的交流方式：家长和孩子间，伴侣间，上司与下属，合作伙伴的甲乙双方，比比皆是。
虽然有可能这样的形式，对方最终也能接受。但我想，一定是被迫的、无奈、有隔阂、不那么心甘情愿的。这样的方式，简单点说就是暴力、粗糙、低质量的交流；再往深一点说，就关系到心智成熟与否的问题了。
在国内，我母亲让我回家，虽然不至于威胁，但是会以一种增加孩子负疚感的方式：“妈妈为了等你回来已经盼了很多天了，从昨天就开始买菜做饭，今天已经烧了一桌你爱吃的菜，不回来吃就辜负妈妈的心意了，而且也浪费食物。”
我曾经以为家人间的相邀就是如此，直到我在荷兰生活经历体会了我的荷兰婆婆完全不同的亲子交流。
首先，在荷兰，没有老人会觉得儿女来访是孝顺的义务，他们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及幸福都该自己去规划和经营，不是建立在孩子和伴侣身上的。
如果父母希望成年的儿女多回家看看，最好的方式是发现成人后彼此的共同爱好点。
我婆婆和我都很喜欢玫瑰花。在我嫁入这个家庭之前，婆婆对玫瑰的爱好无人捧场，她就将对玫瑰花的喜好搁置了下来。后来知道我也喜欢，并且她正好要重新弄花园，婆婆就提议：咱俩一起建一座玫瑰园吧。
于是，我俩常约在一起，去选花种，去参观园艺展，听园艺课，咨询园艺师。婆婆的时间比我多，还查了很多资料，我们有空就一起讨论。种玫瑰的时候，我们让我先生和先生的哥哥帮忙，一家人其乐融融。
台湾蔡颖卿女士写的。她说：“在争执中，只要一方可以透过语言释放出真诚的善意，解决的方法自然有可以依附的传输管道。”
遗憾的是，很多人在发生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因为涵养问题，缺乏解决事情的耐心与善意，让关系与交流也容易趋向紧张与崩塌。
其次，你谈到妈妈和婆婆之间的亲子关系，在我看来，交流意识的背后，是中西方文化背景、教育方式、生活形态、相处模式的差异。国内父母对子女的“爱”很多时候就是有压力和负担、甚至是有依赖性的。
这样也反应了，成人世界里，那个极其脆弱，缺乏安全感的“小我”：习惯将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建立在子女间比较小范围的情感关系上。相反，你的婆婆认为人的生活与幸福，要自己规划和经营。孩子和伴侣只是景上添花而已。多好的想法啊！
这样的婆婆，这样的成年人，属于属于精神和人格意识比较独立、明确的人，而且她又知道自己的爱好点是什么。这样的人，内心本质上就是丰盈、充实的，她们面对外界和亲人的交流也一定是开放式、随意式、自由式。所以就不容易给人以压力感。
解决问题的态度、谈话的方式、言行漂亮与否……这一系列特征的背后，是一个人心智成熟与否、能否懂得换位思考、及人与人之间边界意识、能否相互尊重、有心力给予对方自由空间的问题。
简单点说，就是你能否以积极的态度、具备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持平衡的心态，去以行动让事情圆满。而不是破罐子破摔、自以为是的强势：“我就这样，看你能把我怎样……你若再不怎样怎样，否则就如何如何……”的无奈、对问题与矛盾没有缓和与商量的余地。
在我看来，所以极端方式背后的恐吓交流，不仅反射出自我意识的匮乏；也反馈出人的心智培养与边界感的教育，在幼年时期就是断裂的、被忽略的。所以导致了成年后依旧延续了以情绪化的方式，而非客观、理性地去解决问题。
幼年时期，父母给予孩子表里如一的爱与持之以恒的照顾，才可能让其安全感、边界意识具足，至使他们在成年人后走入社会，知分寸、懂进退。在人世的漩涡中，即便遇到挫折，也不会轻易惧怕和自暴自弃，始终有自信、勇气、战胜困难的决心。这应该才是父母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