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贵州

您现在的位置：人文贵州 >>天下贵州人 >>熊宗仁 >> 正文

替夜郎研究开道为贵州文化呐喊——读王鸿儒《纵横夜郎文化》感言

2011-9-7 21:55:03    贵州日报   熊宗仁   我要评论（ 0 ）

鸿儒最近出版了《纵横夜郎文化》。这部洋洋洒洒50万字的新著，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夜郎文化，突破传统研究方法，在大文化视野之下，通过多视角、跨学科、全方位的研究渠道，修复、还原夜郎文化的学术专著。读了这本书，感慨良多，兹将读后感言写下，与关注贵州文化的人们分享作者为我们献出的这一台夜郎文化的精神盛宴。

夜郎，战国秦汉时期一个确实而辉煌的历史存在，虽然活跃了数百年后便遭“灭国”，但自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首次记述夜郎史事后，夜郎便开始为世人所关注，时至今日也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解答的“中国历史之谜”。夜郎作为历史上以今贵州地域为中心的由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政权实体，早已消失了，但夜郎民族创造的文化，却历经两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传承下来，像遗传基因般浸透进贵州文化的形神之中；由于事出有因却是张冠李戴的“夜郎自大”典故的流播，更是家喻户晓。这一方面提高了夜郎文化的知名度，同时也带给人们以更多的警示和遐思。夜郎文化的研究，自晚清以来，吸引了省内外不少专家和学者。

鸿儒对夜郎文化的研究独辟蹊径。这归因于他对文化的理解，他的知识结构的多面性，治学态度的严谨、执著，以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创新。

自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掀起以来，人们在感悟、享受并创造文化的同时，又在滥用“文化”。关于“文化”的定义，也许不下数十百种。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一时难以完全领会《纵横夜郎文化》一书中的要义与精髓。但看得出作者采用了“文化”解读中最通俗、最常用，但却有自己独特注释的定义：“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亦即与自然界相对应的人所创造的人文世界。”对夜郎“人文世界”的复原与诠释，我理解应是纵横于全书的经纬。由此，我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它的影响了东西方史学界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所赞成的P·巴格比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即文化是“一个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行为的规则，但那些原本是遗传下来的规则不算文化。”因为文化是“在历史中业已成型或重复出现的成份”，“文化是历史可被认知的一面”。汤因比还在书中附加了A·L·克罗伯文化定义中与巴比格上述三点相同之外的另一点，即“文化含有价值”。这些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文化所作的定义，在《纵横夜郎文化》一书中得到了印证。尽管鸿儒认为“文化学的视角与考古学、历史学的视角是有区别的”，但他在书中对夜郎文化源流面貌的修复以及由此推导出的结论，却又是历史文化研究中为我所认可的。原因正在于书中是采用了大文化视野对夜郎文化进行跨学科审视的结果；特别是作者引入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过去的，甚至已经消失的夜郎文化现象，“凭借并非完整的文本资料、口述史及文化遗物等”，“相对地修复已经在历史上消失的”夜郎文化的面貌。鸿儒正是把各种有助于“修复”夜郎文化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整合起来，巧妙地运用到研究夜郎文化之中去，才为我们寻找回来那曾经失落的夜郎文明。

贵州及周边省份(区、市)对夜郎的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掀起了高潮，先后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了《夜郎考》讨论文集1—3集，《夜郎史探》和专著《夜郎史稿》等。但一度由于考古资料支撑的不足，文献资料的匮乏而陷入僵局。不少学者都把自己的视野盯住在《史记》、《汉书》、《汉纪》、《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中极为有限的有关夜郎的史料上，从中辗转抄录，大同小异，甚至相互牴牾，以致在夜郎的时空定位、族属、政治中心、社会性质、生产生活习俗、与中央王朝及周边的关系等方面争论不休，甚至把夜郎国史的研究寄托在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发掘出汉武帝所赐予夜郎王的那枚印信上。彝族文献的翻译出版，特别是1998年王子尧等主编的彝族文献《夜郎史传》的出版，弥补了汉文献对夜郎史事记载的许多缺失和不足，一度给夜郎研究注入了活力与希望。但由于某些学者对彝文文献真实性的质疑，即使是在“‘99’夜郎学术研讨会”后所形成的由夜郎史的研究，向夜郎文化研究及开发利用转换的过程中，不少学者依然把自己束缚在汉文献的考证和诠释之中。诚如鸿儒在《纵横夜郎文化》中所指陈的那样，炒自己或炒别人的冷饭。鸿儒既没有“克隆”自己，也没有“克隆”别人，而是选择了“史失而求诸野”的民间渠道，多次深入夜郎故地考察，将死的文献与活的事象研究结合起来，用自己选择的大文化视野，多学科交差融合的方法，终于开拓了夜郎研究的新领域，打破了一度僵硬与无奈交织的夜郎研究的学术氛围。其创新的意义，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鸿儒这一研究路径，就其探索精神来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古今之变，融中西学术，成一家之言。

大史学家司马迁穷毕生之力，完成了《史记》这部被鲁迅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和文学巨著。他的初衷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经过两千多年文化长河的大浪淘沙，学界无不认可这刑余的史臣所达到的文史学界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高峰。我揣想鸿儒在《纵横夜郎文化》一书写作的过程中，潜意识或显意识极有可能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但他比司马迁幸运得多，他所能借鉴与参考的范式、典型和资料太多太多。他突破了此前夜郎研究中的某些误区，如文献崇拜、考古学崇拜、“夜郎热”的盲目性、伪夜郎和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在大文化视野里，通过民间渠道，“把夜郎文化的研究归还给文化学。”这条路径，正如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所确信的那样，要把历史的真实还给历史，研究者需要从纷纭复杂的文化事象背后，经过多角度、跨学科、全方位的比较、整合，才能看到夜郎文化的原貌、全貌。鸿儒借鉴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中解剖易洛魁人的生活习俗、宗教、道德、婚姻等文化现象的方法，反观远古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夜郎文化的面貌，梳理出它的源流关系。他借鉴了马林诺斯基在《文化论》中所提出的人文世界完整性的理论，循着钟敬文所提出的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史、文化学，“决不能漏掉或抛弃民间文学这种重要的精神文化产物”所指引的方向，为人们找到了解开夜郎文化之谜的又一把钥匙，为利用夜郎文化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源。鸿儒所确立的这种研究路径的可行性，他认为是“源于文化的稳定性、整体性、独特性以及同周边文化互流互动的特点”。我以为还可以加上两点：那就是文化流变的可追溯性，文化断环或碎片的可连接性、可黏合性。其实，这在他的《纵横夜郎文化》之中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读着鸿儒这本书，想到他这些年来为夜郎文化而载驰载驱、日夜奔忙的情景，让人不能不想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古诗。

《纵横夜郎文化》的问世，历时八年，可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婴儿”坠地，有形有声。其间在搜求、阅读、扒梳、整理、对比、分析、重组、归纳、提炼、抽象上所下的功夫，读者卒读全书后便可以体味。鸿儒在确立他的研究方向后，八年来，心无旁骛，一头扎进了总量超过数千万字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彝文文献及其他与夜郎相关的典籍之中。不惟如此，他还遍访贵州及其周边曾是夜郎故地或与夜郎文化相关的地方，深入民间，去寻找存活于现实中的夜郎文化流变中的民俗事象。早在2002年，他在研究所两位年轻同志协助下，即完成了《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这一调研报告，由此开启了夜郎文化研究的新通道。原贵州省政协主席、时任贵州省史学会会长的龙志毅同志曾在《贵州日报》撰文高度赞赏。之后，鸿儒与李猛共同完成了省社科规划课题《夜郎文化在贵州》，深入到“人文夜郎”的深海里，完成了《纵横夜郎文化》，接着又申报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夜郎文化史》，并获准立项。可见他的夜郎文化研究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的，绝非一蹴而就，或者“妙手”偶得。我在读了他的《纵横夜郎文化》一书后，意识到鸿儒这一研究成果的获得，不仅归因于文化研究的功力上，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上，同时也体现在学风的严谨上。实话说，《纵横夜郎文化》一书，不仅对我，对从事夜郎史与夜郎文化研究的年轻同志，在改进学风，减少浮躁等方面，都会有所启迪。

至于鸿儒在这本书里提出“应将夜郎文化视为贵州文化符号”，对于文采的追求，以及为了让夜郎文化传输到广大读者中去而在通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将深奥变浅显，把学术变通俗，不但印证了前人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流畅、文质相当”的切当，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术品格的追求。由于他的努力，使得多年来人们无法想象或者虽可想象却必定是枯燥、生涩的一部夜郎文化史流淌起来了，有了波澜与灵性。因此这本书能够帮助贵州人寻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自尊，有助于促成贵州的文化自觉及文化崛起。当全国乃至世界为贵州原生态文化的魅力喝彩之时，我们怎能轻视流淌在多彩贵州上下几千年的夜郎文化这一多彩的历史长河呢？或许它正是贵州多彩的灵魂和源头。

《纵横夜郎文化》这本书的出版，已经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贵州日报200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