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一条狗，被判杀人罪？终于有一篇说明白了！丨看门道
根据一审判决审查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报道，被告人杨某是一个有过两次犯罪前科的43岁贵州籍男子，前两次犯罪都是因盗窃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015年被刑满释放后，杨某交往了一个同居女友陈某。但是不久，杨某就开始怀疑女友劈腿，于是对“情敌”吴某怀恨在心。2015年5月6日晚9时许，杨某携尖刀到吴某位于龙湾永兴街道一厂房内的住处，准备伺机杀死吴某，然后自杀。但吴某当时不在家中，于是杨某给吴某打了电话，得知吴某身处外地后，杨某对吴某威胁一通后准备离开，岂料在下楼时被一只狗咬了一口，气急败坏的杨某便随即把狗掐死。此后，杨某用刀将狗头砍下，放置在吴某的床上，并留下字条贴在墙上：“你跟狗一样”、“杀不(了)你，不代表一辈子杀不(了)你”、“我老婆不是好勾引的，要生命代价”。事情还没有结束。此后，杨某还多次发威胁短信给吴某，要求处理他们两人之间的纠纷。
那(天)晚上狗替(你)死，不知下次你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早晚要面对，朵(躲)了一时朵(躲)不一世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陪你玩，要你跟那个死狗一样，就算你坐在童强(铜墙)铁壁我一样杀得了你。
只是，无论杨某怎么威胁，吴某就是不现身。于是，杨某竟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报警！
2015年8月31日，杨某来到龙湾公安分局永兴派出所，要求公安机关处理他和陈某、吴某之间的感情纠纷。但他不知道的是，吴某早在5月6日杨某把狗头放到他床上并打电话威胁他时，就已经向警方报案了。于是，杨某当场被民警抓获归案，并承认自己因感情纠纷于2015年5月6日准备杀死吴某后再自杀。2016年5月10日，龙湾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杨某提起公诉。开庭时，杨某推翻了之前的有罪供述：
我主观上没有杀人故意，写纸条、发短信，都是为了吓唬对方。在侦查阶段所做的认罪供述，是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乱说的。
龙湾法院审理后认为，“经过调查，杨某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其欲杀害吴某，其留下的字条和发送的短信，也能证实其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而且多项证人证言和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杨某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杨某为剥夺他人生命，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杨某有前科，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此次属犯罪预备，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据此，法院一审判决杨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拘役5个月。
法院判决书认定，杨某属于“犯罪预备”，这是本案适用法律的关键，需要简单说明一下。一般认为，犯罪形态分为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完成阶段。行为人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时，是准备阶段，此时叫做“犯罪预备”，诸如准备犯罪所用工具、到犯罪现场“踩点”、尾随被害人等行为都属于犯罪预备；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到犯罪结果发生前，属于实施阶段，此时由于犯罪行为已经开始实施，如果犯罪得逞，属于既遂，未能得逞属于未遂。举个例子，行为人意欲杀人，为此开始准备尖刀，并未遂被害人时，属于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此时行为人处于犯罪预备的阶段；行为人开始用刀刺扎被害人的行为，属于着手实施犯罪行为，此时行为人已经进入犯罪实施阶段。在犯罪预备阶段，尽管行为人没有事实犯罪行为，但不等于没有实施任何行为——诸如准备工具、熟悉作案地点、尾随被害人等行为都是具体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都对行为人意欲实施的犯罪行为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因此仍然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故，犯罪预备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当然，由于犯罪预备毕竟没有对法益造成实质侵害，故而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二条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基于上述报道的事实，我认为，杨某可能触犯的罪名有两个：正如法院判决书所认定，杨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预备。首先，杨某客观上实施了为了杀人准备刀具，并前往被害人吴某家中的行为，这属于为杀人行为进行准备、铺垫的行为，是预备行为。其次，杨某主观上具有杀害吴某的故意，其动机是出于泄私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犯罪预备，依法可以免于处罚，实践中也经常有不按犯罪处理的情况。但杨某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处有罪，是因位其此后还多次用贴纸条、发信息的方式威胁吴某，这些行为反应其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较高。因此，法院对杨某从轻、减轻处罚但未免除处罚，是合理的。我认为，杨某在得知王某未在家中后，进入吴某家中，将之前杀死的狗头放在吴某家中并贴纸条对吴某威胁的行为，还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行为只有达到了情节较为严重时，才会被按犯罪处理。我认为，杨某将动物石首放置在他人床上，并在墙上贴纸条对他人人身安全进行威胁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他人居住场所的安宁，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然而法院判决并没有认定杨某构成该罪，个人认为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吴某居住的地方属于工厂的职工宿舍，不属于刑法上的“户”，故而不符合该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其二，法院认为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被故意杀人行为所吸收，故而按照处罚较重的故意杀人罪一罪处理。一个值得注意的证据问题是，被告人杨某当庭推翻了原来的有罪供认，辩称其没有故意杀死吴某的意图，只是想吓唬对方，但这一辩解没有被法庭采纳。在刑事案件（尤其是命案）中，被告人翻供并非罕见之事，庭前有罪供述在认定犯罪事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如何判断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很多国家通过在诉讼法中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以解决这一问题。即只要确认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系出于自愿做出的，便判定该供述具有“任意性”，进而直接确认该供述的真实性。我国虽未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但相关司法解释也对庭前有罪供述的采纳进行了规定。一般而言，如果不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且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能够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则该有罪供述可以采纳。自动投案是认定自首的条件之一，具有自动投案的犯罪人如果能够如实供述罪行，即属于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后自动向司法机关或者其它有关单位投案的行为。实践中对自动投案的掌握得比较宽松，只要行为人在犯罪后客观上有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行为，即可认定自动投案。本案被告人杨某前往派出所的行为确实属于自愿，但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还要看其有无投案的意思表示。但报道对这部分事实并不很清晰，我们分情况讨论一下：如果杨某到派出所后，在要求警方调解其与吴某关系的同时，将自己意欲杀害吴某的事情亦向警方说明，则其行为属于自动投案；但如果杨某到派出所后，仅仅要求警方出面调解其与吴某见的纠纷，则不能认为其具有投案意思，不成立自动投案。当然，不论杨某是否属于自动投案，其在一审法庭上推翻供述的行为，都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故不能认定为自首。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本案中杨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故意犯罪。但因其最终被判处拘役，故不构成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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