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彩徐近皓
【内容提要】“道文化”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名词”，无论是官方的“学科”设置，还是自古以来的“经史子集”分类当中，都没有“道文化”，只有“道教”、“道家”、“方家”、“神仙文化”等等。“道文化”并不是“道教文化”，原因是“道文化”高屋建瓴的把儒释道以及少数民族，例如水族、彝族关于“易经”文化、龙虎文化、龙凤文化等等的内容，都披沙拣金的进行“系统集成”而升级换代，创造性的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把“道德”作为统一体的“范畴”予以“体系化”阐述，还有“道”作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相濡以沫的交叉概念、交汇内容，进行独立的挖掘。关于“德”，也是一样的予以全方位的博古通今、继往开来，形成“真、善、美”聚合于“德”的推陈出新成果。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明确的“道文化”体系，就像没有“佛文化”体系一样的，只有“佛教文化”。为什么要在“道教”以外，确立“道文化”呢？因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就是“道” 要比“道教”早上千百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道德”。这一点，也是我们大力支持“华夏十德课本”编撰工作的缘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放在追根溯源的立足点上，进行探索发现，就像前一段时间尼泊尔的学者论证释迦摩尼实际上是“吐蕃人”，或者说“中国人”，是在中华文化的环境当中创立佛教的。
问题是，佛教的整个体系与汉族的主流文化相去甚远，并没有跟黄河文明拥有一体化特征，不能说一个中国人搞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中国文化，何况释迦摩尼作为吐蕃人，原则上就是“藏族”的文化，并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汉族主流文化”，就像蒙古族文化在蒙古国是主流，在中国大陆并不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还有儒学，自从成为汉族皇帝的御用“帝王之术”以后，就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做学问那种心态和境界了，是纯粹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文坛”霸王，老气横秋，蛮不讲理，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实际上它的学术水平等于零，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格局当中，并不是儒家的学术水平要比别人技高一筹，相反的是儒家的形形色色表达在经济思想上低于《管子》，在治国理政的讨论方面，孔夫子的理论与实践水平低于“法家”，特别是《四书五经》低于《韩非子》等，秦国成为后起之秀，秦始皇扫灭战国七雄当中的六国，统一天下，就是“法家”理论的实践成功标志。儒学的《四书五经》完成于东汉王朝的“白虎通义”，机智灵活、运筹帷幄的智慧远远不如鬼谷子几百年前的成就，要比春秋战国时代的《孙子兵法》差远了。《四书五经》在世界观讨论上，低于《道德经》、《黄帝内经》、《素书》等等“道家”思想文化成果。儒家仅仅是被皇帝以“御用文人”的奴才身份给“捧红”了，儒学完全彻底是依靠皇帝的特权而垄断中国文化的“大雅之堂主持人”地位，是作为皇帝愚民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替皇帝作为愚弄中国人的“敲门砖”角色过程中，被推崇备至。
儒学是在牟宗三运用康德哲学的框架，把儒学定义和范式化以后，才开始了儒家的学术时代。至于中国大陆的“新儒学”和台湾的“读经儒学”纯粹是装模作样的走秀，距离牟老师的学术境界还有十万八千里，投机分子冒充专家学者的比例太大了。无论是头衔多么的吓唬人，学术干货都是少的可怜，含金量大打折扣。这种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道文化”研究好好的吸取，提醒我们必须认同全人类一致性的“逻辑学”和学术研究评价体系，不能以“民粹主义”的文过饰非来闭关自守的拒绝社会科学系统化思想坐标系。
“道文化”的文化坐标系就是“道德”，华夏十德课本56册的编撰是这方面的一种教学尝试，还不是学术研究的专业论文那种类型，但是有一个定位很清楚：道德观的标准，是现代化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的，不是按照儒学的框架来给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制定标准，而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红线”高于儒学，也高于“道文化”——仅仅是我们的“道文化”要围绕着“道德”开展博古通今，把“道德”建立在世界观的坚实基础上，要有哲学的高度和穿透力。这方面，古为今用的杠杠就是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学术界那种罗辑思维，是洋为中用，不是就像苏维埃文化那样的阶政斗争，排斥欧风美雨，推行“苏霜”恐怖的扼杀思想自由。
对于我们创新建立“道文化”体系来说，《道德经》与《易经》就是“道文化”的经天纬地、源远流长思想库。《道德经》与《易经》的关系，一直都是让“道文化”缺乏在历史文化层面的“自圆其说之证据”，使得“道教”的神仙体系当中一直都没有“易经”的圣人。有的人希望把伏羲女娲作为“易经”文化的圣人，进入“道文化”的体系，确立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开山祖师。问题是“道文化”有一个参照系，就是道教，而在“道教”的神仙体系里面，没办法再给伏羲女娲位置——老子李耳已经是道教的太上老君，是道教最高巅峰庙堂三清殿（相当于佛教的大雄宝殿）的三尊大神在不同境界的同一个偶像，而推崇伏羲氏的人们有一个潜意识，就是伏羲易经的文化地位，应该确立为“中华文化的开山祖师”层面，应该要比老子李耳的位置更高。这样一来，就等于把“道教”的神仙体系颠覆了，要实施“换头”手术，让《易经》取代《道德经》的第一经典位置。
可是，关于“易经”的形形色色说法，都是传说故事的情节太多太多了，并没有真凭实据。有些人东拉西扯的证据，相互之间没有逻辑推演，只有《周易》作为算卦格式的书籍流传于世，跟《道德经》的世界观论述相比之下就显得不够“高、大、上”，至于其他类型的“易经”文献，有陕西省眉县等地的一系列的考古证据证明，《连山》、《归藏》都是周文王以后出现的“易经”文化，属于“玉石”载体的记录传承，并不是伏羲时代的“易经”。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要把伏羲氏，还有传说故事当中的女娲，移植到“道教”体系里面，是肯定不行的。这种缺乏历史考证的“伏羲”、“女娲”，与中国历史上查不到的“尹喜”、“徐甲”不同，伏羲女娲是要拥有一个独特的“易经”时代，不像“尹喜”、“徐甲”仅仅是给“老子太上老君”陪衬的角色，并没有“领导一个时代”的举足轻重地位，可以虚构出来给老子李耳的至高无上地位增光添彩，不存在与老子李耳争高低的问题，不像伏羲、女娲是要比“道教”的太上老君还要早、要高的。关于伏羲的研究，迄今为止都没有历史文物的证据确凿印证，不能为一个虚构的人物去改写“道教”体系，去杜撰“易经”历史。
从此出发，应该说那些关于伏羲氏发明创造了“先天八卦”的故事，都是文字还没有体系的时候出现的，现有的历史文物既不能肯定，也不宜简单化的否定，毕竟类似于西安半坡遗址那样的发现，都有原始的文字，尽管这样的文字还没有形成体系，一旦考古发现了伏羲氏时代的一系列“卦字”文物，就很可能支持“易经”系统出现以前的“经前易卦不同阶段发明”，即便是这样的卦字符号不是伏羲氏的作品，也作为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文化之一，应该按照科学论证的标准给予确认。现在的“易经”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缺陷，是民间的“易经”爱好者，和一些研究院的专业人士，都没有明确“拿什么做标准，来判断什么是真正的伏羲易经，以区别某个人异想天开捏造的伏羲易经呢？这样的标准，在哪里呢？”倘若没有这样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关于伏羲易经的说法，岂不是把“伏羲易经”搞成了真假难辨、是非不分的一锅粥吗？
对此，应该实事求是的说，关于伏羲的研究，迄今为止都没有历史文物的证据确凿印证，相应的证据链如何令人信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拥有一整套的“证据鉴别”方式方法，不认同“文化造假”，不支持现在的一些人冒充“传统文化大师”，例如所谓的“大昆仑文明”，就是子虚乌有的，原因是“昆仑山”作为一个山脉的定义域，解释权属于地理学，划归自然科学，不是现在“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的概念。只有站在中国民俗文化的风水学角度，才有“龙脉”发自于“昆仑山”的说法。
在这里的“昆仑山”就像中医奇经八脉当中解说“五脏六腑”的时候那样，心经、心包经是在你真正的进行尸体解剖时候看不到的，也就是说“风水学”当中的昆仑山，跟现在历史上全部记载的昆仑山不是一回事。中国特色的“风水学”所说的“昆仑山”从来没有一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祥地”的文化诞生地，中华民族的文化考古发现证明，河流旁边的谷地及其山地，都是孕育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山顶洞人的时代都没有真正的“人类文明之文字遗迹”，只有崖洞壁画的艺术萌芽表现。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山顶洞人”相应的“文字版本”，更没有所谓的“昆仑山文化”及其“文明”。
所以，本来只有风水师、风水学那种特殊“民俗文化”定义域的“昆仑山”，不应该被夸大其词，虚构成为“昆仑文明”。没有风水学、地理学基础知识的一些人故弄玄虚一种“大昆仑文明”，纯粹是哗众取宠的闹剧，不是扎扎实实做学问的态度。这方面，曾经的“长安学”、“秦岭文化”都是昙花一现，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聚集中心，还是城市，是政府所在地的人口聚集区，不是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外、穷山僻壤。相应的地域文化之“长安文化”，属于一个历史沿革的变化形态，不同的王朝时期，就有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不能搞成千篇一律，使得“长安文化”在“断代史”的切割之下，就无可奈何的碎片化了。这种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研究“道文化”，提供了少走弯路的前车之鉴。
总之一句话，“道文化”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通天接地气的创建二十一世纪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崭新结构和体系”，实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时俱进、和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尝试。我们的任重道远，一定要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康庄大道。
中国光彩集团副总裁徐群贵教授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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