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倚栏听风雨
昨天,微博上火了这么句话: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也不知道大家看过之后什么感受,反正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可奈何书读得少,就只好试着百度了下这句话。
结果,还真被我查到了书从何处。
据@百度知道 ,与这句话最为相似的,莫过于德国思想家阿多诺的名言: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
据悉,就这句话,阿多诺在不同场合共计说了四次。
第一次载于棱镜杂志第十期第30页:
Kulturkritik findet sich der letzten Stufe der Dialektik von Kultur und Barbarei gegenüber: 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und das frißt auch die Erkenntnis an, die ausspricht, warum es unmöglich ward, heute Gedichte zu schreiben.
乍看上去,似乎为某报的诡辩找到了初始源头,“你看,德国思想家阿多诺都这么说了,我的引用与改动完全合理。”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句话的整体语境跟某报的滥用是不符的。
确实,阿多诺的理解跟我们不甚相符。
我们通常认为,奥斯维辛是野蛮的,诗是文化的;而文化与野蛮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而在阿多诺看来,文化不能阻止如同奥斯维辛这样的惨剧发生,甚至有时候还助纣为虐。
但首先,武汉疫情本身无关乎野蛮,只存在文化。
且不论批评者的本意如何,即便是吹毛求疵,也只能算是忧思过重。
在我看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确实很美,“武汉加油”也很铿锵有力。
这二者本不是互相驳斥的关系。
刚刚看到的事实,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搞的
就算被龙应台拿去阴阳怪气,也该正视日本的别具一格。
但某报“为赋新词强说愁”,引用这么段名言予以反驳,虽然跟“修辞贫瘠”已无多少关系,却也延伸了一个新的话题——有些人是“满瓶不响半瓶叮当”。
再者,即便我们不去讨论这句话的本意,某报的滥用也是偏颇的。
在其后期,因受他人影响,阿多诺已经在《否定辩证法》中废除了他的禁令:
但由于在一个以普遍的个人利益为其法律的世界上,个人只具有这种无关紧要的自我,那么,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趋势的作用同时也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种。日复一日的痛苦又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能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而事实上,伊格尔顿在《批评家的任务》中则直接点明了阿多诺的问题所在:
阿多诺无疑被自己经历过的政治历史所摧残,他写的每个字都是这种摧残的以及间或的绝望的回响,他的批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同时他认为如果这种形式的批评活动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政治形式,那么就不惜一切代价使之持续下去。
为此,阿多诺陷入了一个令他自己深感痛苦不安的立场。
他既目睹了批评的必要,又看到了它的无效和它的较之于人民承受的苦难而显示出的优越。
一方面,艺术作品在奥斯维辛之后开始享有某种无法令人容忍的特权;另一方面,艺术必须继续下去。它一定得找到某种方法,就像阿多诺和贝克特所做的,利用艺术内部的一种沉默,讲述一切的不公与苦难。
所以不论如何,某报的评论,都像是气急败坏后的急火攻心。
就我而言,反驳要有力度,不要贻人口实。
还是那句话,“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对人心的鼓舞是等价的。
觉得捧一踩一不好,就先从自己做起。
最起码也要认认真真地把逻辑捋清楚再来反驳。
我给个写作思路,从“真实的日本”出发予以反驳
自比“奥斯维辛”很蠢,也更让人愤怒。
但愿这是某报的最后一次。
二月十二日。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