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8月9日，福州马尾闽江口岸边挤满了人群，大家目光一致，直直盯着水里的大家伙，看它能玩出什么花样？
突然，大家伙猛烈转动着螺旋，慢慢地贴着水面飞行，直到完全飞离湖面，所有人都发出惊呼：“飞起来了，这木疙瘩飞起来了！”
甲型一号
他们口中的木疙瘩，是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它试飞成功意味着中国人可以独立研制出飞机，这也是中国航空史上最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有人将它与电视、电脑并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不仅实现了人类飞翔的梦想，同时也改变了军事史。
莱特兄弟
1910年，法国人费勃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成功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意义重大。但对于中国而言，如此伟大的成就可望不可即。
当时的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瓜分，尽管处在如此悲惨的境地，但中国还是没有放弃独立制造飞机的梦想。很多民间组织自发研究，可没有专业知识的依靠，众人如同盲人在夜间走路，四处碰壁。
福建船政局
1918年，北洋政府决定在福建船政局成立“海军飞机工程处”，这是我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刚刚留美回国的王助和巴玉藻果断接受了北洋政府的邀请，决定为中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
尽管有了专业人士，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的中国比不上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没有制造飞机的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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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助和巴玉藻只能利用船政局原来的机器加工部件，仔细寻找替代材料，测试物理性能；招收优秀技工，集中培训。
就是在这样举步维艰的条件下，“甲型一号”横空出世。它是初代教练机，木质机身，起飞后最大速度可达每小时126公里，飞行高度可达3690米，可搭乘两人，装载4枚炸弹。
甲型一号
严格来说，“甲型一号”的性能和质量不亚于欧美各国的飞机，然而，当时前来参观的英国人却对它不屑一顾：“你们制造的飞机像个大玩具，绝对飞不到天上去！”
为了证明中国人的创造力不比外国人差，孙中山的侍从武官，也是航天局的局长杨仙逸决定亲自试飞。最后，“甲型一号”的起飞有力回击了英国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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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离不开巴玉藻和王助的拼搏努力，前者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后者被认为“波音之父”，这个名号来源王助的留学经历。
王助1893年出生在北京，后因清末战火纷飞，举家搬回了河北省南宫县。王助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年代，所以铸就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
王助
王助天资聪颖，在同龄人中是堪称天才的存在。小学毕业时正好赶上清政府创办初代海军，12岁的他壮志酬酬，只身前往天津，报考了烟台海军学校。
这所学校就建立在海军训练营里面，其规模和教学水平堪称四大海军学院之首，王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学校举荐，参加留学生选拔。
烟台海军学校
当时的选拔要求非常简单，写文章和体能训练（从船头游到船尾即可）。王助出色的表现能力，被时任海军事务大臣萨镇冰成功选中，留派到英国学习。
当时的飞机刚刚发明，虽然引起了世界轰动，但还是航海的运用更为广泛，所以王助主要学习舰船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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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助进入英国埃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学习后，意外地喜欢上了飞机制造专业，开始了与航空的不解之缘。
大学第二年，王助和同学好不容易凑够了两英镑，才终于有机会登上飞机。为了更近距离了解飞机构造，他特地转到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
1915年，一战的战火迅速蔓延到了美国，王助奉命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大学，学习航天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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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清政府腐朽落后，所以中国的国际地位非常低下，再加上大学的中国面孔少之又少，所以王助时常会被人嘲笑。
人强自强，王助丝毫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努力完成繁重的学业。同时，他还经常到附近的飞机工厂观摩学习，仔细研究飞机的构造，一待就是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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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王助的努力换来回报，顺利成为了麻省理工大学航天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成为中国拿到航空硕士学位的第一人。
王助用实力堵住了悠悠众口，他归国心切，准备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干一番大事业。可没想到袁世凯突然称帝，他们的公费留学款项没了着落，无法返回国内。
波音公司
王助不甘心苦苦等待，决定在美国找份谋生的工作，自己积攒回国费用。很快，美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也就是后来的波音公司。
虽然现在的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控制着美国最大的出口收入，但创建之初的波音公司差点“死”在摇篮里。
威廉·波音
波音公司的创始人是威廉·波音，他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机械制造专业。1903年接管了父亲的木材生意，并在西雅图建造了一处家具厂。
1915年，波音先生前往加州学习飞行，对飞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家后的他左思右想，决定转行“造飞机”，很快便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器材公司”。
后来，波音先生联系到了另一位创业伙伴维斯特维尔特，他是麻省理工大学航天工程的研究生，同时也是名海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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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拍即合，买来了一架马丁飞机，研究它的缺陷并重新设计，并以两人的名字命名为“B&W”飞机。
他们本想将改造好的飞机卖给美国海军，结果海军又提出二十几个需要改进的地方，生意告吹。与此同时，维斯特维尔特被海军调到了东海岸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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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设计不佳，合伙人出走，这让刚刚起步的公司还没来得及迈出第一步就走向衰败。维斯特维尔特不忍，给波音先生推荐了自己的同门师弟——王助。
早在上学期间，维斯特维尔特经常和王助讨论飞机的原型和原理研究，他深知王助的才华，觉得他能代替自己，助公司渡过难关。
左一威廉·波音
没多久，波音先生聘请王助担任公司第一任工程师，并将公司改名为“波音公司”。王助的到来，给了波音公司真正的转机。
他分析了“B&W”飞机的设计缺陷，解决了下落机翼的涡流问题，包括国定翼导致飞机飞行不灵活的问题，成功设计出Model-c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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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业内关于王助与波音之间的争议也随之而来，主要是王助是否是“总工程师”和飞机是“改造与建造”的问题。
波音刚成立时只有24个人，王助加入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工程设计的一把手，统揽所有工程问题。
因为当时的波音公司没有考虑过头衔问题，王助确实没有“总工程师”的叫法，但他对波音公司的贡献与总工程师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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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助设计出的Model-c飞机采用了新的设计理念，与“B&W”飞机借鉴马丁公司的设计理念完全不同。不仅如此，Model-c飞机与其他飞机的设计原理也是不同的。
王助一方面是改变了飞机的翅膀，由原来的中间垂直倾斜了40%-50%左右；另一方面是去掉了飞机的固定尾翼，换成了100%的升降舵。
其实，在二战结束前，所有双翼飞机都只有水平固定翼，直到二战后，100%升降舵才开始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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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助在麻省理工期间，通过不断试验才确定了有升降舵的双翼飞机会更加灵活，足足领先了当时飞机制造水平30年。如今的垂直升降舵仍在民航飞机和战斗飞机中广泛使用。
因此，王助建造出Model-c飞机被波音公司形容为“the first and the best”（第一和最好的一架）。并成功拿到了美国海军的飞机订单，为波音公司带来了第一桶金，成就了波音的百年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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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波音公司量产出Model-c飞机时已经是1918年，所以并未投入到战场上。而当时的波音飞机只有两个座位，充其量算是富人的“玩具”。
后来，波音先生将它用于国际邮政事业，成为了全球航空邮政的第一架飞机。而王助作为世界航空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为飞机工业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他本可以继续留在美国深造，为什么后来又回国了呢？
王助
王助作为波音公司元老级的人物，留下工作可以积累更多的私人财富，同时更加深入接触飞机制造行业。
可是，王助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留学的使命：“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要建造出自己的飞机，中国的领空才不会被敌人肆意践踏。，
而后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王助回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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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飞机做试飞测试时，美国军方竟然不允许王助参观，甚至不准他踏入试飞场地，害怕他偷学到最核心的技术。
这样的种族歧视直接激怒了王助，也让他对祖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王助找到好友巴玉藻，希望他能与自己一同回国：“只要我们祖国强大起来，我们在外的游子才会被人公平对待。”
巴玉藻
1917年，王助等人带着委屈和愤怒毅然回国。1922年，王助与好友巴玉藻成功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在水上对飞机进行维修的装置——浮坞。
在王助担任飞机工程处副处长的时间里，总共发明建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和鱼雷轰炸机等15种类型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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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航空研究所，王助担任副所长，并参与飞机设计工作。
此后，王助专心致志地研究飞机建造，在他的桌子上永远有一张长长的作图纸。即便多小的问题，他也要钻研明白后才回家，有时能到凌晨一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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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美联合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航空公司，王助担任总设计师。他为人正直，待人亲和，经常深入到生产车间第一线，及时解决工人遇到的问题。
1934年，由王助代表主持的第一架中型轰炸机正式投入生产。
王助的出现，让我国飞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我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他眼光独到，明白只有培养出更多有潜力的后代，才能让中国的航空业源源不断地发展。
中间为王助
于是，王助又操办起了教学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参加，其中就包括钱学森。
当时的钱学森作为实习生来到制造厂观摩学习，其才华被王助注意到，随后安排他到国内各个飞机制造厂见习，希望他能重视实践的意义。
而后，王助更是以个人名义给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亨萨克写信，推荐钱学森攻读航空工程，为钱学森日后赴美留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左一钱学森
钱学森晚年曾写下对自己影响至深的17名导师，其中就有王助。可钱学森留美一别后，两人再没见面，他非常感念王助的帮助和教诲。
1949年，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与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通电起义，带领十二架飞机飞离香港，史称“两航起义”。当时的王助正好担任中航总经理，因为有“失察”嫌疑，随后被调去台湾。
钱学森和王助合照
王助虽然遭受不白之冤，但还是坚持为中国航空事业做贡献，在担任台湾成功大学机械系教授期间，培养大批航空人才，还编写了《航空工程》等教材，为教学工作和研究付出了心血。
1965年，王助因肝炎离世，享年72岁。伟人长逝，但辉煌的一生不该被人遗忘。如今西雅图的波音博物馆里，还保存着波音先生当年做家具的地方，而其中就有王助的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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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波音退休工程师唐克在博物馆担任志愿者解说，他表示：“只要我还在博物馆做导览，就会守护住王助的铜像不被人取下来。”
中国有很多像王助这样的人，正因为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如今的中国才能如此强大，他们值得被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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